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家关于文化多元主义与辩证法的论争——以金岳霖、张东荪与张岱年的逻辑哲学为切入点

20世纪上半叶,汉语哲学界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作为罗素访华事件的副产品,分析哲学的方法与数理逻辑的工具开始传入中国学术界;二是以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在汇通中西哲学资源的基础上,开始建立汉语自身的新哲学体系;三是唯物辩证法开始传入中国。三股思潮剧烈碰撞,最终使得两个逻辑哲学问题成为当时学界的重要话题:一是数理逻辑能否成为各文明体哲学构建的基础框架?二是数理逻辑究竟是辩证法需要克服的对象,还是与之并行不悖,或者是形而上学构架的逻辑基础?与今日中国哲学界的风气不同,当时中国一流的哲学家特别是金岳霖与张岱年,在面对张东荪提出的“逻辑多元论”时,都愿意为数理逻辑的基础地位提出全面辩护,并且认为数理逻辑的使用既不影响哲学构建的民族特色,也不影响辩证法继续在方法论上起效。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的思想资源——以《社会主义讨论集》为例

从《社会主义讨论集》来看,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的思想资源包括罗素、马克思、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其中,马克思的思想始终在论战中发挥作用。论战各方都致力于从某种思想资源出发,观照当时的中国社会;与此同时,又从当时的中国社会出发,对其所运用的思想资源予以阐释和汲取。今天重读《社会主义讨论集》,旨在释放当年的译介所蕴含的能量,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想象力充分拓展开来。

五四运动与张东荪“总解决”方案的形成

张东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在1918年进入思想界时,主张"创育新青年",并希望"创造一个青年结合,代表文化,改造社会,监督政治",以此让宪政回归正轨。此主张实际是回应在面对民初尝试共和挫败时"依靠何种势力"及"如何结合"的时代困惑。随着五四学生运动的爆发,在观察、参与、指导运动的过程中,张东荪的思想逐渐激进,形成一套以阶级竞争推翻中国现状的"总解决"方案,从改良走向革命。这意味着他从寄希望于青年,转变为依靠学界、工界、农界等平民阶级,同时从青年结合转变为阶级内部的结合与阶级之间的联合。在这一方案中,"各自革命"成为"总解决"之前的预备。

张东荪与张岱年的宇宙层次论比较研究

20世纪初期以来,西方各种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现代大哲张东荪与张岱年受西方现代哲学及自然科学的启发,先后建立了以层次论为核心的宇宙论哲学,这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宇宙层次论思想的两个主要典型。在认识论与宇宙论的关系、宇宙层次论的具体内涵及各自的理论特色上,二者既有相近之处,更有根本的不同。张东荪与张岱年的宇宙层次论思想对中国当代哲学的新建构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试析张东荪的中间路线思想

中国现代史上的中间路线,是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或第三方面的政治路线。许多中间派民主人士都对中间路线进行过精辟的论述,其中张东荪的中间路线思想有着较为独特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特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末初步形成,40年代中后期逐步完善。在此,主要对张东荪中间路线思想的形成、内容以及特点等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论述。

社会主义论战缘起再审视——地域、认同与形象构建的视角

张东荪一篇不到600字的时评何以会引发社会主义论战?之前的内地演讲所提示的地域与认同因素在论战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进而言之,该论战的思想论争层面与社会、心态与认同层面的关系如何?通过对论战参与者社会位置、认同与言说的分析,上述问题当可得一合理解答。论战中思想论争的关键在于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张东荪以湖南与罗素为背景的评论,触发了离乡新知识分子内地认同与"世界民"心态和形象之间的矛盾,导致其发言以争夺代表内地的资格,并激辩中国在世界中位置与作用为主题。这一争论在一战后西方日益分裂的大背景下,提示着思想权势从美国向新俄的转移。既存研究所强调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更多体现在心态与认同层面,而非思想层面。

张东荪经济思想的近代意义

张东荪是中国现代有影响的哲学家。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既主张思想文化自由又认为计划经济可行,这种矛盾的观念现象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张东荪经济思想演变的历程,及其经济思想与文化理念之间的矛盾,反映出张东荪的学术研究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特点。这一特点证明了人类知识自负和理性自负在近代中国的存在。

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张东荪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的一个分析

中西比较哲学之格式,不外三款:西化、并置、化西。晚清以降,谢无量、胡适、冯友兰所撰三部《中国哲学史》,虽不能说完全"抹煞"了中华哲学之特殊性,但至少对此种特殊性凸显不够。只有张东荪是一个典型例外。他旗帜鲜明地以金岳霖所谓"第二种态度"从事"中华哲学史"研究,始终不移地把"中华哲学"当作"中华特有的哲学",把"中华哲学史"当作"中华哲学的史"。其《中国哲学史讲义》等著述,是一项专门凸显中华哲学特殊性的"中华哲学史书写"。此种书写之哲学基础,就是当时流行欧西的"知识社会学",以及他本人"接着"欧西所创发的"知识文化学"。他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乃是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

简论儒学的现代定位问题——兼论张东荪何以不能被称为“现代新儒家”

儒学与西方文化 ,尤其是民主、科学的关系问题 ,换言之 ,儒学的现代定位问题 ,是现代中国思想家都力图回答的问题。“中体西用”论者把西方文化定位为保卫儒学的技术或工具 ,“全盘西化”论者把西方文化定位为消灭儒学的武器 ,“现代新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中有生长出民主、科学的种子与土壤。在此三种定位之外 ,现代哲学家张东荪提出了可名为“儒学退缩说”的第四种方案 ,把儒学定位为“中国的瑜伽”、“中国的精神分析学”、“内圣之道”、“修养之方法”、“心理卫生学”等。

张东荪的唯器史观的基本范畴

张东荪是20世纪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的民主教授。与同时期的思想家相比,他较早地关注到了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性地提出了"唯器史观"。他的"唯器史观"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用利用、需要和器械这几个核心的范畴说明了社会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三者的关系中,需要处于主导地位,需要决定器械和利用,器械和利用满足需要。需要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器械的更新,并实现了对各种资源的利用。

分界与会通:张东荪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在张东荪看来,科学与哲学在对象界域、"真"的标准、研究"进路"、治学"态度"、性质、功用以及地位上都迥乎不同,两者既界限分明又相互会通,在相互区别而又密切相关之中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地共同进步。张东荪关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精辟见解,不仅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生存与发展争取了合法地位,也为我们正确处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科学看待中西文化关系,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张东荪论语言与逻辑

张东荪认为逻辑与语言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语言的不同可以引起逻辑的差别,由此就产生了中西方不同的逻辑。张先生的观点强调了逻辑的特殊性,可以启迪我们考察中国逻辑的特性,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

关于张东荪的“逻辑与文化”

张东荪有关"逻辑与文化"的思想不乏合理之处,对逻辑学、逻辑史、中国逻辑以及逻辑比较的研究多有启迪,应当继承和发展。张东荪关于比较法的方法论思想,明确了"逻辑与文化"讨论的基本思想,规避了简单比附的偏差,对中国逻辑思想乃至中国思想的认识与研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初踏宪政之路的张东荪与张君劢

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张东荪和张君劢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政权。南京政权解体后,张东荪重新转入报业评说时政,张君劢则继续蹉跎于民国初年的政坛,两人在政治品格上的差异已初露端倪。虽然张东荪和张君劢都反对军阀专制、主张宪政,但是张东荪强调从思想自由入手建设宪政,张君劢则认为宪政制度建构才是宪政道路的核心,这使得他不得不一再向军阀专制妥协。历史已经证明,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宪政之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张东荪定位儒学的三个前提

张东荪对儒学的定位是一种典型的“儒学退缩论” ,主张儒学从治国平天下的领域从“外王”的领域退出来 ,只管修身 (至多管到齐家 ) ,只管“内圣” ,只管“内心修养一方面” ,只管“个人心安理得的做人方面” ;治国平天下则完全仰仗科学与民主 ,完全仰仗西方文化 ,仰仗这个“整个儿的理智性的文化”。东荪先生如此定位儒学是取决于三个前提 :一是东荪先生对儒学之实质的理解 ,二是其对整个现代文明的理解 。

张东荪民主主义思想述论

张东荪是一位笃信民主主义并对民主主义有过深刻研究的思想家。他认为民主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 ,而是一种"文化之全体" ,是一种文明形态 ;自由、平等、理性、人权等概念构成民主主义的基本内容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同一回事 ;民主主义正为现代中国所必需 ,"士"便是实现这种新文明的主要托命者 ,传统文化中也隐含着迎接这种新文明的若干接轨点。张东荪宣传的虽然本质上仍是资产阶级民主理论 。

新生机主义文化史研究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由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所创立的新生机主义文化史观认为,文化史的发展就是自由生长,其动因在于事物内在的“本能”;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就是知识,其任务是揭示历史的进步,而其方法是“理智的同情”。“五四”运动期间,新生机主义传入中国。朱谦之和张东荪运用新生机主义的文化史研究思想研究中国文化史,撰写出了中国文化史学史上真正的理论专著《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知识与文化》。

公德与对抗力:张东荪对民初共和政治的反思

民初共和试验迅速蜕变为内战与革命,这一历史性失败引发了张东荪的反思。他认为,共和政治需以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公民道德为基础,而晚清以来的公德-私德二分说与此存在紧张,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重新理解作为共和政治基础的"社会",探讨其构成方式及与公民道德的关联。他认为,社会由以自治为根本原则的各分子互相对抗而成,这种社会性对抗构成了共和政治的基础。"对抗论"模式展现了他思想中自由主义与19世纪进化论的内在关联,但其是否能生成具有共和道德的新公民阶级,仍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论张东荪对“李约瑟难题”的求解

张东荪在20世纪40年代致力于中西文化异同的比较研究工作,先于李约瑟对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一难题,从根源上作出了合理的解答。他认为,中国在传统哲学上,不注重"本体"观念,只关注"整体"思想;在古代逻辑上,缺乏"同一律",重视"相关律";在传统文化上,忽略"物"的观念,偏重"事"的观念。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致使中国近代没有形成科学诞生所必备的文化语境。

张东荪道统论刍议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张东荪具有强烈的接续儒家道统的自觉意识和文化担当感。他从儒家内圣外王之宽泛意义阐发儒家道统,对孔子"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尊崇不已。对于道统之"道"的理解,张东荪着重于"道德标准社会制度政治原则",其道统论独到之处在于新外王说为"返本而引新"。他认可孔孟之道的一本性,认为其价值常新,但只可作安顿个人心灵之用。而对于西方民主、科学,则视为"整个儿的理智性的文化"来引进,加之作为孔教的孔孟之道,三者独立不依,构建为三个知识系统,三者"不可以合并为一个",同时也"不可缺少任何其一"。张东荪道统论的基本特征归结为:道观政治化倾向、现实践履、"返本而引新"的新外王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