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时期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斗争——以臣立君为中心的考察

文帝的即位背景使得他与功臣集团的关系较为微妙,在匈奴和诸侯王的双重威胁下他们必须相互依赖和支持,但文帝试图伸张皇权,功臣集团亦力图维持权势,双方之冲突不可避免。文帝与功臣集团在薄昭、贾谊的问题上,在改"德运"的问题上,互有攻守,但所有的冲突均是以间接的形式、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展开的,双方保持着不触碰对方最后底线的默契。这种政治冲突冷处理的背后蕴涵着强大的张力,凸显了汉初政局的特征。

人性的沦丧——《檀香刑》赵甲形象的文化阐释

在长篇小说《檀香刑》中,莫言为我们呈现出了众多性格鲜明、风采独异的人物形象,刽子手赵甲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无疑是最具艺术价值和艺术魅力的。论文以分析刽子手赵甲人性的逐渐丧失为切入点,将笔触由人物的外部行为深入到内心世界,揭示形象的真实心理和生存境遇,并进一步探究其特异心理和复杂性格形成的文化根源,展现刽子手赵甲这一人物形象深刻的文化意蕴。

《惜誓》非唐勒所作辨——与赵逵夫先生商榷

“《惜誓》为唐勒所作”说 ,出自当代楚辞学名家赵逵夫先生 ;赵先生否定王逸序《惜誓》所引“或曰”的《惜誓》为贾谊所作一说 ,无坚确的理由。《惜誓》很有可能是贾谊所作 (当然仅是“可能”) 。

《旧唐书》作者群的思想性格及其他

与《新唐书》独尊儒家思想不同,《旧唐书》抱持着一种多元化的倾向,即在尊重儒家思想的同时,也尊重道家道教思想和佛家佛教思想。该书的作者群绝非庸常之辈:张昭远思想博杂,性格平淡执中,能够忠实地记载多样性的历史原貌,公允地评价人物,对《旧唐书》撰述出力最大;贾纬有较浓厚的道家思想,文学造诣也很高,且性格刚烈,不"为尊者讳",修撰晚唐自代宗以下十余朝正史;赵莹"风仪秀美,性复纯谨",颇具感召力,虽未亲手执笔撰著,但作为修唐史的动议人、修史班子的组建人、后续人选的推荐人以及广发公告、购求修史材料的督促人,其监修者的眼光、见识、思想倾向及在行政上的诸多贡献为修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领衔上表人刘昫"神采秀拔,文学优赡",性格刚强,为人精明,其以"代有文质"、"是古非今,未为通论"等字眼儿肯定了《旧唐书》独特的时代价值。其余如赵熙、郑受益、吕琦、崔棁等人皆为饱学之士,或文字清通、颇有独见,或禀性公直、行为果敢,为撰《旧唐书》各尽其力。

刑罚文化的解构性抒写——谈《檀香刑》的反讽艺术

从反讽的视角,从不同阶层代表不同的价值系统的人物话语、客观冷静的叙述人话语、浓墨重彩铺排场面的女红话语等三个方面对以赵甲为代表的刑罚文化进行了解构性书写,可以发现《檀香刑》反讽艺术的独特魅力。

人性恶的象征符号——莫言《檀香刑》中的赵甲解读

赵甲是一个集恶魔、人渣、杀人机器于一体的刽子手形象。他身上的种种恶行,充分展示出那个黑暗社会的罪恶,表现出深刻的人性异化主题。他将像阿Q、丙崽等形象一样,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非常独特的形象,成为具有鲜明个性的“这一个”。

周必大、赵汝愚与永嘉士人

孝宗淳熙末年,叶适、薛叔似等永嘉士人构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他们围绕在周必大的周围,成为其坚定的支持者,并因此而遭到留正攻击,大都被逐出朝廷。与周必大相交莫逆的赵汝愚回朝后,有意重新启用这些永嘉之士,他们再度团结在赵汝愚身边。正是在这些永嘉士人的竭诚协赞下,赵汝愚成功地策划实施了绍熙内禅,令南宋度过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唐代赵宗儒墓志研究

洛阳新近出土的唐代宰相赵宗儒墓志,详述老臣生平履历,较两《唐书》本传详尽。墓志由其门人、"直臣"郑澣撰文,虽颇严谨,因"夙叨深遇",而为亡者讳。由知名书家郭承嘏手笔上石,为其书艺风采之定格展示。

权奸在内而大将立功于外——谈胡宗宪的正面评价问题

胡宗宪是明朝嘉靖年间最重要的抗倭将领,由于厚结赵文华、严嵩等人,遭人垢贬,而得不到大多数人公正的评价。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政治环境来看,胡宗宪并非一般阿谀奉承之小人,是封建专制迫使其扭曲了自己的人格,忍士大夫所不能忍之辱,而完士大夫所不能完之功。我们对其应该给与正面的评价。

“翱翔”、“昭假”古义考辨

“翱翔”、“昭假”二词之原义，后人多不明，以致误解。文章追本究源，对其进行考证。“翱翔”，古籍中多数指人的遨游，并非指今之空中飞翔之意。《诗经》中的五例“翱翔”均用于指人。“昭假”，义为昭格，假与格古籍中并非全为“至”义，多数用为“告”义，古籍中常见的“昭假”应是“昭告”的意思。这是上古时期的一个祭祀用语，用于表达人与神之间精神、意识相交流、沟通的含义。它不仅可用于人告神，也可用于神告人。“格”字又由此进一步引中为感通、感动、感知的含义。

试析刘濞所谓燕王“抟胡众入萧关”说——兼论汉初赵国与匈奴的关系

西汉初年,刘邦对于领有北边郡及边兵的诸侯王与将领,既希望他们能担负防范匈奴的重任,又猜忌他们可能因此坐大,这种矛盾的心态无疑是促使韩王信、赵相国陈豨、燕王卢绾叛入匈奴,并与匈奴连兵侵扰北边的一个主要原因。正由于朝廷与燕、赵及匈奴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吴王刘濞在"敬问"诸侯书中,刻意强调"燕王、赵王故与胡王有约",并为无意反汉的燕王刘嘉杜撰出"抟胡众入萧关,走长安"的进军路线,希冀通过燕、赵将匈奴卷入七国之乱中。然而,不论战国时燕还是汉初卢绾之燕,即使与匈奴连兵,也只是"往来苦上谷以东",并没有波及代地以西地区,更遑论远在今甘肃固原东北的萧关。自文帝后七年匈奴入侵上郡与云中后,汉廷缘边严密布防,应是匈奴不愿"与赵合谋入汉",卷入汉廷内乱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汉廷则汲取七国之乱的教训,诸侯国不再领有北边郡,其后诸侯国虽偶有"叛逆"与"不轨",却再无联合匈奴为害北边郡之"约"。

再谈李清照“词别一家”的理论与实践

李清照《词论》中"词别一家"的理念,讲究"主情致"的理论与实践巩固和发展了婉约词,同时要求"协声律"的理论和实践,明确了词这种文体发展中的独特性。

赵嘏古体诗用韵考

中唐诗人赵嘏古体诗的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等均表现出一定的用韵特点它们能客观地反映中唐时期语音的韵部系统。

《史记·陈涉世家》与《汉书·陈胜传》对读札记

《汉书·陈胜传》围绕着文字考据、史实征订、人物称呼等方面对《史记·陈涉世家》进行了诸多删改。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班固的"剪裁"多有论述,并提到了二书对陈胜称呼的差异,对《史记》的"世家"之体也发表了相关见解。

细节品红楼——解读薛宝钗

《红楼梦》塑造了许许多多经典人物形象,因其丰富的内涵,几百年来,一直都深深吸引着人们去关注、探讨。其中,最引人注意而意见又最不统一的应属薛宝钗,有人认为她善解人意,以诚待人,集淑女、才女、孝女、美女于一身;也有人认为她"市侩化",虚伪、圆滑、冷酷无情,甚至阴险。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赋予他笔下人物丰富内涵,绝不是一眼能看透的简单的格式化人物,但他自己的"真情"却在文中细节处若隐若现。

《甲寅》时期章士钊的哲学思想──调和论

调和论是章士钊在《甲寅》时 期(1914～1927)的哲学思想。它分为调和立国论和新旧杂糅调和论两部分。调和立国论主张 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互相容纳，互相尊重，遵循西方政党政治的规范和道德，是一种自由主义 的政治观；新旧杂糅调和论主张在文化创新时要注意文化继承，鼓吹维护和保留中国固有文 化，反对新文化运动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新，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文化观。

从“不当立”到“篡位”——关于胡亥即位历史记忆的演变

陈胜、吴广起义时反秦宣传中的胡亥“不当立”并未说明胡亥是篡位,只是宣称他的才干不如其兄扶苏,因而不适合为君。《赵正书》中关于胡亥合法继承帝位与其“不当立”的历史记忆应是来自于此。汉高祖时太子刘盈与赵王刘如意的储位之争,使得“胡亥篡位说”成为官方的主流看法。贾谊并未选择此说的原因,当与汉文帝时期的政治氛围紧密相关。《史记》虽承认“胡亥篡位说”,但仍保留关于胡亥合法继承帝位的记载。此时“胡亥篡位说”虽已成为官方定论,但“胡亥不当立说”在当时仍有广泛流传,这才导致司马迁记叙中出现矛盾。

凝虑思远 祥和平淡——论赵家富油画山水

从中国哲学美学及中西绘画角度切入剖析了赵家富山水油画艺术实践。从东方整体精神包容西方局部分析精神的山水油画观立论,援引中国山水心路历程,论述了画家对山水的自我心路、画家山水油画的自我成长以至自我范式的形成,解读了赵家富油画山水的发生历程与发展面貌。

乐嘉藻辛亥前后日记三种述略

乐嘉藻辛亥前后日记三种,是辛亥前后对贵州及南北各省经济、社会状况的记录,对研究贵州近代史、贵州辛亥革命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从《致王仲猷书》看乐嘉藻的知人鉴

“维新变法”失败后,乐嘉藻面对弥漫京城的肃杀恐怖气氛,目睹维新派人士被杀、被囚、被革职、被流放的悲惨遭遇,受到极大的震撼,灰心丧气之余,返回贵阳。沉寂半年多的他,在与共同参加“公车上书”签名活动之挚友王仲猷的复信中,回答了滞留京城的原因、对康有为的看法以及今后的打算等问题。同时,阐发他对戊戌之变的悲愤心情,对康有为等当事政治人物的客观评述。在变法失败、顽固派得势,大肆诋毁维新人士之际,乐嘉藻仍对康有为等人持客观公允之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