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战略”引领新时代浙商精神对民企健康成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探讨了“八八战略”引领新时代浙商精神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以及公司创业的中介作用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通过443份企业家与员工的配对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分享合作精神与企业成长呈正相关;新业务的拓展在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的风险承担精神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企业技术创新在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的风险承担精神和企业家分享合作精神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企业战略更新在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的风险承担精神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在各个路径中起部分调节作用。因此,应加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传承,营造良好的企业内部创业环境并提升企业对外部动态环境的应变能力。

资源环境约束下“浙商”企业商业模式创新--CESS价值创造模型及典型案例

为了克服资源环境约束,"浙商"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应该通过价值创造展开。本文构建了CESS价值创造模型,分析基于价值创造的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过程,结合"浙商"企业典型案例分析,从中提炼"浙商"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共同动力要素,为正在寻求企业商业模式突破的"浙商"提供理论启发和现实指导。

论当代浙商精神的科学内涵

人类精神的发展总是因民族、国家和地域差异,而表现出强韧的稳定性和文化多元性。浙江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文化造就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浙商精神既传承与沿袭了优秀传统基因,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历久弥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本文用史、论、实结合的方法从浙商精神历史文化基因、浙江精神的时代展现、当代浙商精神的现实内容以及浙商精神与浙江文化、浙江精神的内在统一性角度,从整体上揭示了浙商精神的时代特征、科学内涵和演进线索,展望了浙商精神在浙江转型升级、科学发展中的强大精神力量。

价值创造视角下浙商龙头企业商业模式演化机制——基于浙江物产的案例研究

价值创造视角有利于动态考察商业模式演化机制。文章基于价值创造视角,建构并运用PCAA分析框架,选取浙商龙头企业浙江物产进行纵向案例研究,在时间序列层次上,分析了浙江物产发展不同阶段商业模式要素变化情况及商业模式演进。研究发现:(1)商业模式演化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序列,是企业外部环境和企业内在要求共同作用的系统过程,企业发展不同阶段核心要素的变化与商业模式组成维度的演进具有价值创造的动态一致性,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持企业竞争优势。(2)基于价值创造视角,企业的价值主张由经济价值、能力价值向关系价值演化,价值创造由模块化组织、模块化簇群向无边界企业演化,价值分配与获取也由产业内的内部系统整合、产业内的外部系统整合向产业外的内部系统整合演化。研究深化了商业模式动态性的理解,丰富了浙商商业模式的研究,并为企业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理论指导。

基于产业集群的浙商合作营销影响因素研究

当代浙商经营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建立在产业集群基础之上的中小型企业,受其规模和实力的限制,单靠一个企业的努力是很难提升其在全球竞争中的营销竞争力的,需要集群内浙商企业整合内外部营销资源,走合作营销的道路。文章通过相关理论的梳理和深入的实证分析,研究产业集群背景下影响浙商合作营销决策的内外因素,以期为浙商集群企业合作营销战略的实施、合作营销模式的选择提供理念、思路与方法。

人的文化本体与“人文浙江”的建构——经由浙商文化的批判与重构的新路径

对人的文化理解关系到如何塑造人的人文品格问题,也关系到如何赋予社会现代化以人文属性的重大问题,只有深入揭示人和社会的文化生成的内在规律和意义,才能明确更加切实可行的社会人文型塑的创新之路。经由浙商文化的批判与重构是型塑"人文浙江"的一条新路径。

浙商创业特点、文化渊源与超越演进

浙商创业特点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这已被广为认同。本文从多个层面揭示浙商的创业特点及其的文化渊源,认为浙商创业总体上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表现出务实性、草根性、家族性、群体性与扩张性等创业特点,这些特点可以从浙商的地理文化、精神文化、工商文化、家族文化等文化渊源中得到阐释。浙商创业层次的提升应该在充分认识这些文化渊源的基础上实现跨时代超越与演进。

基于浙商公司战略的项目组合决策模型研究——以浙江传化集团为例

战略管理决定公司的前进方向,而项目管理则是方法。许多企业决策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项目实施与战略不匹配,且缺乏组织保障。现代企业竞争表明"战略是通过项目来实现的,而每个项目都应和组织的战略有明确的联系。"[1]随着市场竞争的集成化和体系化,部分浙商原先存在的决策的随机性和执行的随意性问题亟需扬弃。因此,如何将企业的战略管理与项目管理有机集成,有效解决战略规划和项目管理不能"联网"的问题,将成为浙商重要的决策选项。建立两者的互动机制,有助于减少浙商决策的随意性,提升决策效率和组织智能,帮助浙商决策管理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本文以传化集团多元化决策及其有效执行为例,分析了浙商的决策行为及其变化过程。

浙商行为的制度安排分析

商人的行为方式受制度约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不同区域的商人在不同时空上有着不同的行为反映。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在概要性地描述浙商行为如何受正式(显性)制度安排约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可供学人讨论的观点:浙商在受正式制度约束的同时,具有形构隐性制度安排的能力。文章比较了非正式制度与隐性制度的联系和区别,认为尽管对浙商精神、人文文化、历史承传等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浙商的行为方式,但它尚不是一般性的理论解说,实现一般性理论分析的可能途径之一,可考虑以制度作为分析主线。本文可视为是试图实现这种一般性分析的一种学术努力。

浙商的历史溯源:地域、时段、人文基因的交互融合

历史上浙商是颇具实力开拓型的商人群体。它秉承吴越大地的英气,在历史转型中,接受了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派学说,志在天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为浙商提供了丰裕的商品;畅达的交通,方便了浙商的贩销;然而人文基因(事功学说)更是培育了它的成长。诸多因素交互作用,把浙商推向历史舞台。本文以大量史实和历史文化精英的论述为根基,采用历史实证的方法来研讨浙商的历史。

文化价值观与浙商财富积累

文章利用211份浙商调查和访谈问卷,从公平、信任、社会责任和财富观等方面检验了企业家文化价值取向与企业家财富积累之间的关系。文章发现,较多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获得周围人信任度高、对合作伙伴信任的企业家以及具有公平感和利他主义精神的企业家,其企业更容易发展壮大,宗教信仰和财富观对浙商财富积累未发现影响。

基于设计驱动型创新的浙商商业模式演化研究——以万事利为例

浙商要在新经济形势下维持竞争优势,需要开展反映企业整体性和系统性变革的商业模式创新,而随着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设计驱动型创新成为商业模式创新与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为此,文章在梳理相关理论基础上,选取国内一家具有近40年成长历史的浙商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纵向案例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两者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1)设计驱动型创新沿着流程设计—产品设计—功能设计—文化设计等创新形式演进;(2)商业模式从传统模式到价值链延伸型模式到混合创新型模式再到价值网络创新型模式演化;(3)商业模式随着设计驱动型创新的形式变化而演化。

浙商转型:打造“水火相济”的商业文化观念

"水"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核心隐喻,也是浙商的商业观念的基本特性。"水"型商业观念帮助浙江赢得了今天的商业成就,但是它也有自身的缺陷。浙商的商业观念不能仅停留"水"上,而应当向西方商业观念学习"火"的特性,进行创新,形成"水火相济"的商业观念,以在商业竞争中增加自己的"强势文化附加值"。

“‘浙商’人文精神”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首期“‘浙商’研究月度论坛”综述

“浙商”迅速崛起和快速发展蕴含和呈现着丰富而又深刻的人文精神,它既是浙商取得成功的真正奥秘所在,又是浙商存在局限的根本原因所在,需要我们去揭示和阐明。为此,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举办了首期“‘浙商’研究月度论坛”,与会专家和企业家就“‘浙商’的人文精神”这个主题各抒己见,观点鲜明,丰富的思想和观点可以概括为“‘浙商’的人文特性”、“‘浙商’的伦理精神”、“‘浙商’的人文传统”和“‘浙商’人文精神的研究方法”等。其核心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浙江工商文化传统,接受西方文化影响,凝结实践经验的具有综合性和原创性的自主与相关统一的主体性人文精神。

“小狗经济”困境与“浙商”组织创新——价值网格理论的应用

结构化与锁定风险、"缘约"文化的制约性以及"浙商"与全球化经济的融合鸿沟,使得素有"小狗经济"之称的"浙商"企业,面临着组织创新。既有的模块化理论难以解决价值创造网络中,价值模块动态配置的组织问题。基于模块化和计算机网格技术的价值网格理论,为"浙商"组织创新提供了深刻启示。构建价值网格式组织,是"浙商"组织创新的战略途径,文章为此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措施。

外部激励因素对浙商政治参与动机的影响及其途径分析——基于五个地区浙商的实证分析

当前,浙商政治参与热情高涨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文章基于浙江地区实证调查所得数据,定量分析了浙商内部不同群体政治参与动机的差异,并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影响浙商政治参与动机的外部激励因素。研究发现浙商政治参与动机现阶段以壮大企业为主,但政治性目的日益显著,公益性和社会责任感日趋增强;而影响浙商政治参与动机的外部激励因素主要是制度激励,其次是社会激励和利益激励。因此,为了有效的引导浙商政治参与,一方面应该引导浙商正确对待利益获得对其参政行为和企业运营的影响;另一方面完善浙商政治参与机制,畅通参与渠道,提供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

传承浙江精神 焕发浙商新生

新时代下浙江精神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指引着浙江快速健康发展。浙江精神中的“勇立潮头”精神深刻地体现在温州的经济发展中,如快速启动“两个健康”先行区,深入推动“八八战略”、实施改革开放等。不仅如此,各大高校纷纷响应,积极培养优秀人才并输送到企业中去,同时大力激发“企业家”精神,旨在给浙江发展带来更好的推动力。

浙商企业网络的生态重构

随着外部环境和内在结构与自觉性的变迁,浙商转型的必然性已经得到了共识,诸多学者从技术创新、政府管制、生态发展和系统观的视角对浙商转型进行了研究。时代的发展要求浙商超越本企业的视角,通过企业网络的运作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提高效益,发展自己。以蓝海战略的思维范式,按照"剔除—减少—增加—创造"的思路提出了浙商企业网络的生态重构方向,认为浙商需要理解嵌入性内涵,剔除狭隘的地域观念;重视供应链上企业关系的构建,减少对政企关系的依赖;增加投入打造商业生态系统,实现共赢;利用企业网络中的结构洞,创造蓝海实现价值创新。

浙商社会网络的后结构主义观

浙商社会网络的本质属性认知是研究浙商社会网络的基础,是为了拥有、拓展、利用和发展浙商社会网络。相比较结构主义研究而言,后结构主义研究者在浙商社会网络研究主体方面除了认可"关系"的研究之外,更强调了作为"关系"施动者浙商这一智能体。在属性方面,后结构主义视角的研究更强调了通过解构洞察的浙商社会网络镶嵌属性。在浙商社会网络演变轨迹方面,后结构主义更注重于目标引导的网络演变,更有利于浙商对异质性信息的获取和知识的建构。

战略企业家:制度变迁中“浙商”成长的高级模式

企业家制度能力和企业家战略能力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企业家主导性能力的现实要求。战略企业家是具有很强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的企业家,是制度变迁中的企业家成长的高级模式。在价值判断意义上,"浙商"企业家成长模式与制度变迁进程存在动态适应关系。在浙江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浙商"应该成为战略企业家,而"浙商"要成长为战略企业家,面临着制度约束和战略约束。打破这些约束,有三条路径可供选择:"先制度能力,后战略能力"路径;"先战略能力,后制度能力"路径;"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并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