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不朽”与“以诗论政”:政治语言视角下的《左传》用诗述论

先秦原典文献《左传》存有大量用诗记录,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其用诗目的也呈现知志、观风、言事、述理的多样化特征,是《左传》区别于其他先秦文献而独具自身文本特征的重要表现。从《左传》“君子曰”类史评用诗可以看出,《左传》频繁引诗用诗实际是先秦儒家“以诗论政”思想的结果。若进一步追溯《左传》这一儒家用诗思想倾向的根由,实际是《诗》具有理论价值与阐释弹性的特点而担负着政治语言功能使然,是周代“立言不朽”的礼乐文化传统对各级贵族政治场合用语的现实需求所致。

篆籀·义理——朱长文所论颜真卿书法“合篆籀之义理”探究

颜真卿书法的"篆籀气"源自其深厚的语言文字学基础,其书法的用笔与篆书相通,由此所表现出的圆劲婉通、虚和中含之美与篆籀书体特点相合。颜体书法符合造字规则,尽合字学,能够起到正字正体的规范作用,合乎文字之义理。颜书由技入道,技道两进,堪称"尽善尽美"。这便是朱长文所论颜真卿书"合篆籀之义理"的真正内涵。

《毛传》与河间古文诸经关系考

《毛传》与《左传》、《周官》、《礼记》多有契合,《左传》在汉初流传不广,仅在河间立有博士,《周官》乃献王搜罗,《考工记》乃献王补苴,至于《礼记》各篇,也主要来源于献王收集的古文《记》。惟有毛苌,身为河间献王博士,有先睹诸经之便,并采其文以入《毛传》。

筮人“掌三易”及《周易》在先秦的传播

周代占筮《连山》、《归藏》、《周易》三易并用,但太卜、筮人、筮史之外的周人似更喜筮用《周易》．与此同时,周人大量语用《周易》,显示了《周易》在社会上超出卜筮职能范围的广泛传播、接受与应用．其传播方式除口耳相传外,已经出现书面传播,并伴有阐释文本,即《易》传,可见《易》学乃至《易》教的兴起．《周易》能够成为“六经”之一并传世至今,正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

基于文字学的六书来源和原理研究

清代以前普遍流行的"六书周代说",认为六书是商周巫史根据甲骨金文总结出来的。"新文化运动"后兴起的"六书汉代说",却认为六书是汉代学者根据秦篆体系总结出来的。我们根据六书与甲骨文、金文、籀、篆、隶、楷的亲疏关系发现:只有商周甲骨文、金文才能充分地体现六书原理,周代以后的籀篆隶楷因"形变甚重"已不能充分体现六书原理。所以,古老的"六书周代说"理当复兴,当代的"六书汉代说"理当摒弃。更加重要的是,六书是打开甲骨文、金文"记史功能"从而揭示上古神话史真相的金钥匙。

西周甬钟篆带对角“两头龙纹”定名考辨

青铜器纹饰的定名不统一、不规范等问题由来已久。李学勤先生早在20年前就已指出这一严重问题,但至今仍未能有效解决。如果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都难以科学化、统一化、规范化和体系化,又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话的精神呢?又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话语体系呢?基于此种现状,对西周甬钟篆带所饰“两头龙纹”及其异名进行全面梳理与考辨,希冀能在青铜器纹饰定名的统一与规范性方面有所推进。

《左传》对《荀子》音乐理论的影响

《左氏春秋》在三方面启发荀子（《乐论》）。首先，音乐贵平和。《左传》叙述以和为名的良医类比音乐与医药，晏婴主张调和五声令人心平德和；泠州鸠提出“和声”入耳藏心，反对乐音过度强弱。荀子亦重和亲、和敬、和顺。其次，音乐产生伦理政治效益。晋侯力言音乐稳定德性，士强调“乐和”则可用。荀子洞察音乐中平可使人民谐协。第三，音乐披露国家境况，如吴国公子季札从《郑风》侧重男女琐事而正确预测郑国将亡。荀子主张“和乐而不流”，以“流”形容郑国音乐式的淫荡。

《周易》句读辩正四则

关于《周易》中各卦爻辞的句读,学界争议较大。正确的句读是准确理解《周易》语言的重要保障。结合该书的成书地安阳的方言、上下文语境以及语篇结构考察可知,其《无妄.初九》之"无妄往吉",正确的句读当为:"无妄往,吉。"《泰.九三》之"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当断为:"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井.九五》之"井冽寒泉食"当断为:"井冽,寒泉食"。《既济》之"亨小利贞"当断为:"亨,小利贞。"

关于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的几点辩驳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的真实身份至今未有定论。在各家考证中,胡适的《〈醒世姻缘传〉考证》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通过多方面论证,最后得出西周生即为蒲松龄的结论。但胡适论证中仍旧存在缺失,即故事结构相似的联想、执着于求同避异而产生的漏洞、沉浸于自说自话的揣测,沿着胡适考证文章的行文脉络进行辩驳,在胡适论证的基础上开掘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他的最终结论提出质疑。本文立足辩驳,对于作者的真实身份问题存疑而不解惑,试图在《醒世姻缘传》作者争议问题上提出需要继续思考的角度。

论“周礼在鲁”的二元界定

考察《左传》,韩宣子说"周礼尽在鲁矣",是在"观书于太史氏"之后,有感于鲁国较好地保存了记载周礼的前朝典籍,而并非看到了鲁国守礼的事实。事实上,春秋时期鲁国周礼的崩坏情况比大多数国家都严重,周礼亦不在鲁。是以,"周礼在鲁"之论成立的条件应予以二元界定:一指春秋之时鲁国对记载周礼的前朝典籍的妥善保存情况,其实质是"礼书在鲁;"或指春秋之后礼学在鲁国的兴起情况,其实质是"礼学在鲁"。

张裕钊论《周易·系辞传》的分章

该文简述了李光地对《周易·系辞传》的分章及张裕钊对其分章的总议,介绍了张裕钊对《系辞传》分章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分章,说明了张裕钊与吴汝纶在《系辞传》分章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从而突现张裕钊论《周易.系辞传》分章这个主题。

从《左传》《史记》异文比较看周礼的衰落

《史记》有不少关于春秋的历史材料来自《左传》。对比两书的异文,会发现《史记》对《左传》中有关周礼的内容进行了大量的删改。由此可以推见,西汉时期的人已经对周礼有了疏离感。这是社会变迁和士人嬗变所带来的结果。

不谓其是,不匿其非——尚秉和、李镜池治易路径比较研究

作为20世纪易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尚秉和、李镜池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易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研究旨趣的差异,他们的治易路径有许多不同之处:尚秉和毕功于"象",以"尊古"、"合观"、"重象"以及"考据"的路径进行了独立的学术研究;李镜池则倾力于"史",以"疑古"、"分观"、"轻卦"以及"实证"的方法,尝试还原史料、文献以揭示上古史记载的真面目。通过比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理解尚秉和、李镜池的治易路径和易学思想,从而为未来的易学研究提供借鉴。

《易·序卦》的伦理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序卦》是《易传》的其中一篇,是解说通行本《周易》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一篇文章。尽管它的解说有许多地方未免牵强,但它根据天地自然规律推衍出了许多人伦原理,如男女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君臣关系、上下尊卑关系等。同时它还根据卦与卦之间的先后次序,用简明而又寓含哲理的语言推衍总结出了一些关于社会人事的基本规律。这些基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哲学阐发对今人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说文解字》中“先古籀后篆”研究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小篆作为正字 ,把古文、籀文作为重文 (即异体字 )。但也有把古文或籀文作为正字而把小篆作为重文的。段玉裁指出这是《说文》的变例 ,是由于这时的古文或籀文处在部首的位置而造成的。通过对《说文解字》“先古籀后篆”用例的分析 ,可以发现造成这种变例的原因有好几种 。

《左传》、《国语》易例于《周易》之文本意义

《左传》、《国语》所载之易例,向为历代易家所重视。其间在“卜史”名义之下,掌易者实际身份之差异及《易》之实际应用方式之差异之于考察春秋时代或谓《左传》、《国语》时代《周易》文本之传播、接受及其形成情况皆负重要意义。 ．

《说文》“古籀篆”体例及沿革

针对甚少研究的字书字头编撰体例,进行了溯源研究。通过对《说文》字头编撰体例的仔细比对研究以及对各个时代字书进行的历时研究,发现后世字书编撰基本是沿袭《说文》"古籀篆"的字头编排体例,这对以后字书字头编撰体例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

袁世凯与北京自来水公司

袁世凯提倡实业救国,率先垂范,兴办了滦州公司、启新公司、自来水公司。袁的亲信、家人继承袁的遗志,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克服种种阻力,对北京地区的卫生情况、消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诗·商颂·那》礼制与郑玄更礼

《那》诗乃三代礼制重叠:既为《商颂》,自然为殷礼;周太师重加编次,以及毛传之阐释,乃以周礼改造殷礼;郑玄则不仅将周礼之改造贯彻得更为彻底,更进而以本朝的秦汉之制再次改造《商颂》之周礼阐释。毛传以《那》为汤祀先祖,于是合血脉与功业为一。郑笺以《那》为太甲祀汤,则是取秦汉极庙之制改释,崇功业而废血脉,将"更礼以教"作为原则贯彻到底,于是秦汉制度便成为先圣所行、孔子所传的神圣制度。

《五岳真形序论》与《汉武帝内传》《海内十洲记》之成书

《道藏》本《五岳真形序论》是一部关于《五岳真形图》传承和使用方法的道书,此书之产生应在东晋年间。《五岳真形序论》中有部分内容与今本《汉武帝内传》《海内十洲记》文本重合,前人皆以为《五岳真形序论》是节略《汉武帝内传》和《十洲记》而成,但事实恰恰相反,《五岳真形序论》的前两部分是《汉武帝内传》和《十洲记》的祖本。《五岳真形序论》应为东晋葛巢甫为神化《五岳真形图》所作,上清派道士对《五岳真形序论》做了全面袭用和改造,为的是借用《五岳真形序论》的传经神话证成本派的神圣经典和传授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