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医学身体观初探

葛洪作为魏晋时期的道教理论家、医学家、养生学家,其医学身体观主要涵括于《抱朴子》尤其是《内篇》中,充分展示了葛洪的医学身体观,是我国医学身体观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洪以“玄”“道”为本体,通过“一”这一基质连接万物,形成了“玄、道—一—万物”的宇宙生化模式,将身体纳入这一生化系统中,认为人身禀受“玄”“道”,“感气而生”,以“气—形—神”为医学身体建构模式,形神并重。葛洪认为“寿命在我”,形成了以身体“不伤不损”为前提、“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身体养护理念,并将这一养护理念融入方方面面,小至日常生活,大至治国理政,悉数具备。其“旧身不改”“仙化不死”的思想为身体建构了生命无限的理想境界,内涵深刻,意蕴丰富。葛洪医学身体观对中国医学身体观的建构影响深远,而且对中国医学理论、疾病预防、养生保健等产生了广泛影响。

葛洪肿瘤病证论治研究

通过对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有关肿瘤病证论治的内容进行整理分析,归纳葛洪对肿瘤类疾病的症状描述及命名特点,总结其临证治法及用药特色。葛洪以温通经络、活血破瘀为基本治法,注重攻补兼施,擅长药熨。在用药上,其善用酒疗,且方法多样,善用禽便、峻药,注重减毒增效。葛洪的治法方药经验至今仍对中医肿瘤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汉晋“仙”观念之流变考

根据“仙”的字形演变,其字义从描述特定形貌延伸出超凡脱俗之义,并兼容登、升义后形成较为原始通用的“神仙”义。在方仙道以邹衍五德始终之说论仙之后,“仙”第一次与长生产生关联并较为完整地具备了宗教义。汉晋时期,“仙”多与鬼神混用,泛指一类与人异质且具备特殊能力的群体,仙人概念发展呈多元化样态:观念上从具备纷繁不同能力的群体转向以长生为核心的修道者,方法上从信仰崇拜转向己身修行,关系上从独立个体转向严格的等级次第。在此背景下,葛洪提出与前人皆不相同的仙论。首先,仙不是异质于人的特殊群体,而是人道之仙;其次,人之为仙的核心关键是长生,唯长生可以称仙;再次,长生不是特定之质,而是学致的;最后,学才是人之本真,学的两个要素是明师和定志。

论葛洪的隐逸思想

葛洪亦道亦儒的人格在《抱朴子》一书中格外凸显,但纵观其一生,仍是道家全身避害的隐逸思想在他的精神领域居于主导地位。葛洪系统探讨了隐逸和政治的相关问题,以“出处同归”“立言助教”“隐显任时”和“修仙求道”来消解隐逸和政治之间的沟壑。但仕隐矛盾一直都未真正解决,它来源于时世多艰和身心挣扎的困惑,葛洪以安时处顺、遁世无闷进行的身心消解也是无奈之举。

葛洪在旴江流域创教行医及对耳鼻咽喉科急症的贡献

东晋医药学家葛洪,传叔公葛玄之学,曾在江西旴江流域阁皂山创教行医,创建葛家道和葛家医,所撰《肘后备急方》对耳鼻咽喉科急症的内容论述十分丰富。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咽部金属异物吸出术,以及塞药、滴药、吹药、嚼化、熏洗、熨敷、针灸等多种耳鼻咽喉科治法及方药,运用诸多方法,解困厄之疾,这对江西旴江喉科流派的兴起以及我国后世喉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近五年葛洪相关研究综述

通过知网检索近五年来葛洪相关研究论文122篇,归纳为中医药学、养生与炼丹、道教玄学、儒学、文学、美学等6个方面,阐述了葛洪在上述各领域起到的创新及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想象香港的方法:葛亮短篇小说的香港书写及其文化政治

香港地区书写是香港地区文学窥探香港地区城市流动的重要窗口。葛亮笔下的香港地区都市书写,搭建了城的发展形态与人的生存图景两条主线,使杂糅着传统质素的现代化都市,与物质和精神上彰显双重边缘属性的外来者共同组成香港地区文化政治表达的物质载体。论文聚焦葛亮的短篇小说集《阿德与史蒂夫》,旁及相关小说文本,探究葛亮内在于南京的文化滋养,同时又外在于香港地区都市精神的这种文化身份对形塑香港地区与内地的文学交流与文化互动的促进作用。基于南京与香港地区的双城书写格局,将香港地区书写与南京书写作比较分析,以期在城际对话与文化碰撞中,为葛亮香港地区城市书写做出相应的文学史定位,同时,在继承与新变并举的葛亮小说叙述语境下,也为理解“小说香港”提供可能进路。

天地人神四重维度下的葛洪乐论思想研究——以《抱朴子》内外篇为例

东晋道教思想家葛洪在面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价值混乱问题,在《抱朴子》内外篇当中以乐论的方式做出了回应,打破了传统儒道思想以天地人为基础的三重论述模式,在天地人神四重维度的论述下赋予了传统乐论以全新的意义。文章以葛洪《抱朴子》内外篇作为切入点,提炼和阐发了葛洪乐论的思想内涵及其与儒道思想的内在联系,看到了葛洪作为东晋思想家所具有的深刻辨识力与审慎的德性品质。

《江格尔》的民族外在审美特征

《江格尔》是我国著名的三大英雄史诗之一。它充分地体现了草原民族——蒙古族的外在审美特征以空间广阔、形体高大、数量众多、时间久远为美。这一特征形成了《江格尔》豪放的风格和浪漫气息。

多元交杂的混合体——论葛亮创作中的“香港”构形

香港地区是葛亮创作中的重要空间,既是其笔下故事的重要背景,也是其作品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笔者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借助凯文·林奇、张英进等研究者对城市形象塑造的理论资源来探讨葛亮创作中的“香港”构形,内容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在文本显在的物质层面,“香港”构形主要依赖于一些鲜明的城市形象元素,这些元素不仅在现实中反映了香港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在文本中也能提示读者,强化读者对香港地区的印象,最终完成葛亮对香港地区的初步构形。第二,在文本潜在的思想情感层面,葛亮的创作描绘出了“香港”的几幅面孔,体现了其对香港地区的思考与想象并显示了对“香港”的多方面构形。基于二者之上,一个多元交杂的混合体,一个独特的“葛亮的香港”逐渐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红歌:特定时代的历史记忆

近年来我国社会音乐生活中出现了"红歌热"现象。通过,对红歌概念的归纳梳理与理论界定,剖析了红歌具有的仪式音乐功能,并阐释了"红歌热"产生的社会历史因素,对红歌的社会文化历史价值,进行了再认识:应当珍视"红歌"这样一笔音乐文化遗产。

试论《医心方》中的七禽食方——《金匮录》、《神仙服食方》的成书年代

公元10世纪的《医心方》一书中记载了《金匮录》里的"七禽食方"。这一方子是将《神农本草经·上品》中也提到的7种植物研磨成粉再加上优质的红枣和桂皮,据称服用后对健康大有裨益。文章就七禽食方做了初步调查。北魏《齐民要术》(约530)中引用了《神仙服食经》中的"七禽方";南朝《本草集注》中引用了"服食七禽散"。此外,在公元4世纪的《抱朴子·仙药篇》中有关菊华水的传说与《金匮录》佚文极其相似,所以据说葛洪所参考的《金匮绿囊》、《金匮绿秩》很有可能就是《金匮录》。由此可以推断七禽食方最晚出现在葛洪在世的公元4世纪前半期。《金匮录》旧题为京里先生所撰。因"甪"字抄写时容易讹为"亰",此书有可能是假托甪里先生的一部道书。

论儒家对《抱朴子内篇》伦理思想的影响

《抱朴子内篇》是魏晋葛洪编著的一本修道成仙的著作。在该书中,葛洪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修仙之法,指出积善修德是修仙的必要条件之一。《抱扑子内篇》主要的伦理思想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也把忠孝作为大德,要求道教徒恪守践行。

《肘后备急方》防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特色浅析

从内服组方特色、外用组方特色和单方及预防方特色等方面论述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防治瘴气疫疠温毒特色思想及技术。发现《肘后备急方》内服诸方药物全“捣,筛”为散、丸用,不经高温煎煮,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药物有效成分。瘴气、疫疠、温毒发生在冬春寒冷季节,寒者温之为治疗大法,方药组成以温里药、辛温解表药等为主;外用方作成香囊随身携带,也可以中庭燃烧消毒,对于研发香囊组方预防瘟疫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论文总结、梳理古代广泛应用瘟疫预防的方药和方法,对构建中医药疫病防治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对当前瘟疫防治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葛洪江西行踪考

江西道教界、医学界都视葛洪为其杰出代表,且各地零星流传着一些葛洪炼丹、行医的传说。可是葛洪本人的著作及其离世不久的相关记录都未有葛洪到过江西的明确记载。本文以葛洪本人的《抱朴子》、晋代袁弘的《罗浮山记》以及《晋书·葛洪传》等文献为基础,梳理葛洪江南之行可能经过的路线。葛洪由湖北襄阳下广东广州,往返广东广州至江苏句容、南京时可能经过江西,且后者的可能性非常大。新建西山、新淦百丈峰、峡江玉笥山、大余嫦娥嶂既分布于"广州—建康、句容"沿线,也分布于"襄阳—广州"的东线沿途,葛洪涉足的可能性非常大。

汉晋政治中的有为无为之争

有为与无为之争,是汉晋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文章通过三个方面加以说明:一,王充以黄老为先导,以“疾虚妄”为宗旨,以天道自然无为为思想武器,对汉代谶纬之学的种种神秘附加施以总攻击,以期返回到“恬淡无欲,无为无事”的本来面目。二,魏晋玄学中名教与自然的斗争。郭象在贵无与崇有基础上实现了两者的调和:身在魏阙之上,心在山林之中;游外以弘内,齐一而逍遥。一切皆自然,自然的就是必然的,必然的就是当然的。无为哲学可以起到“有为”的作用。三,东晋时鲍敬言与葛洪关于有君无君的辩论。这场政治理论交锋,反映了当时君主骄奢淫逸,大量靡费社会财富;官吏加收赋税,百姓不堪重负的社会现实。无君论幻想至德之世,实际上是表达对当时政治的不满。葛洪对它的反击,发抒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本观点。

葛洪——由儒向道的心理历程

《抱朴子》内篇和外篇，表达了双重人格的精神世界。通过其中《自叙》，可以找出儒 家立场的破绽怎样导向道教世界观的心灵轨迹。 葛洪三次入仕都以失意告终。虽然弃仕入山，功利成就才是葛洪的基本动机。儒之名义原是 文饰；道之隐逸原是补偿。政治变数越大，入仕回报越不稳定。不能“外王”，即修“内圣”。具 有心理依托功能的丹道，为众多被体制排斥的绝望者留下安慰之途。

从葛洪在岭南的史实论其道术结合的思想

文章综合前人的成果阐述了葛洪在岭南的史实,认为葛洪从23岁到31岁、50岁至辞世,两度在当时相对较为落后,巫术、迷信盛行的岭南生活,尤其是在罗浮山居住了20年左右的时间,并在此完成了《抱朴子》等的写作。岭南对葛洪影响很大,使得其思想呈现出道术结合的特点。这一特点既使他在哲理思想上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也使他在哲理阐发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葛洪与魏晋玄学

玄学是一种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潮,其中包含着浓厚的生命哲学和养生思想。玄学家在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的社会中,通过对虚伪名教的批评和对生命本真的关注,使养生之风盛行一时,也影响到道教的发展。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对神仙存在的论说,对得道成仙途径与方法的介绍,充满着玄学的清谈思辨和养生追求。本文将葛洪的道教思想放到与魏晋玄学的相互关系中来加以考察,以期展示葛洪通过借鉴魏晋玄学的养生思想推动了道教仙学的发展。

天一阁藏《明史稿》之《赵佑传》的整理及相关问题

天一阁藏《明史稿》中有两篇《赵佑传》,一为草稿,一为誊写稿。通过整理基本可以确定:各卷本清修明史的《赵佑传》均以天一阁藏稿为基础,在史料上没有增加,文字上加以删改;416卷本《明史》与天一阁藏稿的关系最近;天一阁藏稿《赵佑传》内容主要来自《实录》。因此,天一阁藏稿《赵佑传》对于研究《明史》的修撰及赵佑其人均具有较高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