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村江氏家族的词学取径与词风嬗变

清代雍乾之际,活跃于今浙江杭嘉湖地区、江苏扬州地区的皖籍词人为“浙派”词风的风靡推波助澜,其中歙县江村江氏家族词人辈出,以江昱、江恂、江昉、江炳炎、江立为代表,从词学理念至词作、词籍疏证,不仅身体力行地践行其好学姜、张的词学取径,更是以家族词风之嬗变彰显“浙派”的发展轨迹、地域间的互通,在“浙派”、广陵词坛乃至整个词学史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禹鼎“于将朕肃慕”补释

禹鼎铭文中“于将朕肃慕”一句,旧有不同的释读意见。如“于”字,有虚词与动词两种不同意见。“于”后一字,有不识字、释读作“■/匡”或“■”三类意见。“慕”,或解释作爱慕,或认为是《说文》的慔字,或读作训谋的谟。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相关金文资料,认为“于”训作往,“于”后面一字从“爿”声,读作将,解释为奉行。据字形与用字习惯,“慕”应该看作是“谟”的异体。“于将朕肃慕”大意即“去执行我严整的谋略”。

“降”的音义考释与上古汉语变读规则

“降”原本是自主不及物的动作动词,其常见及物结构其实是使动用法;同时兼有“于”字结构、双宾A式两种用法。根据三条变读及句法规则:1)自主不及物的动作动词的使动从不变读,2)“V+非受事”动词变读去声,3)同一动词若同时进入“于”字结构、双宾A式,则后者变读去声,我们认为双宾A式的“降”读见母去声其实是去声变读,由此反推出“于”字结构的“降”及其原始词皆读见母平声。进一步观察得出:事件的弱势方充当主语,属“客方”句式、“降”变读匣母平声;若事件的强势方充当主语是为“主方”句式、“降”应该读见母平声。

论清赋的正统观及其嬗变

清赋创作数量超越前人,理论视点因康熙与乾隆两帝对赋体的倡导,并由此建构起法古以明今的赋学正统观。在康乾盛世,作为宫廷赋的创作实践,突出表现于馆阁赋与疆域赋两翼,在继承汉人京都赋与唐人闱场赋的基础上,对前朝“祖骚宗汉”及“唐无赋”说作出扬弃与重构,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辞赋创作与批评。清人赋学与正统观相契合的尊体意识,内涵了古赋与律赋、词章与经义的融织,从而完成了一代赋风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嬗变。

1950年代中共领导余江血防工作的历史经验

余江是新中国的"第一面血防红旗",是我国取得根除血吸虫病并长期巩固血防成果的典型。在1950年代防治血吸虫病的岁月里,党领导余江人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血防"奇迹,也形成了很有价值的"血防"经验。余江血防经验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余江人民能够创造"血防"奇迹的关键因素;群众运动的防疫形式是有效的,它不仅不会妨碍生产,还能促进生产;条件困难,但只要党的领导有力,中国人民也能取得防疫工作的胜利;用生态办法防治血吸虫病,不仅不会破坏生态环境,相反还能改善生态环境。

1991年江淮早梅及其与过赤道气流异常的关系

讨论了1991年江淮早梅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5月第4候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出现第一次北跳,夏季风影响到江南,江淮地区入梅,比常年早二十多天;这与120—130°E间异常地出现较强的过赤道气流有关。

一部被湮没的岭南晚清小说《宣讲余言》

《宣讲余言》是岭南晚清民间小说家叶永言和冯智庵在宣讲圣谕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文言小说集,小说围绕着圣谕十六条的主旨展开,广泛地反映了岭南晚清的社会现实,语言以散体为主,兼用通俗平易的骈体语言。

“将从中御”始于宋太祖考

不论是独揽禁军日常训练、调动和将校任免权,还是战时或御驾亲征,或居中遥控,不授大将以重权,都表明宋太祖是“将从中御”的始作俑者。“将从中御”是宋太祖就宋初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所采取的针对性很强的举措,也取得了巩固北宋政权的良好效果。宋太宗在主客观诸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仍然机械地照搬“将从中御”,加剧了宋军在对辽战争中的惨败,遂难逃后人诟病。

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政治变迁——以余江血吸虫病防治为中心

1958年余江县在全国率先消灭血吸虫病,树立了全国“第一面血防红旗”,创造了世界血防奇迹。作为地域社会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血防对余江县域政治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表明:高层领导对血防持续不断的关注和督促,为余江血防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政治压力和政治变迁动力;历届县委、县政府都把血防作为“一把手工程”,视为“最大的政治”,使余江县域政治带有浓厚的“血防”色彩;县党政机构也发生相应变化,完成了血防领导机构的常规化和党政机构的血防化;余江是我国出台血防政令最多的县份之一,血防在余江县政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血防塑造了余江地域政治特色,它使得余江县域政治带有明显的血防化特征。

余江毅教授诊治甲状腺疾病经验

余江毅教授在长期的临床工作中对治疗内分泌系统疾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甲状腺疾病的方面有独到的见解。现介绍导师治疗桥本氏病、甲状腺机能亢进、甲状腺结节经验,并附验案举证。

项羽自刎乌江问题探研——基于秦汉亭制的解读

项羽自刎乌江一事近年在学界一度热议,讨论虽然最初以项羽死亡地点之争为发端,但为说明问题,除运用句式句法分析、历史地理考证、故事流传追索等方法外,相关的时代背景、制度背景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其中,持不同观点的两派学者都曾依据各自对秦汉亭制的认识,提出了一些用于支持个人观点的说法。不过双方在这一制度背景方面的认识还有所不足,因而影响了其观点的说服力。依据秦汉亭制中亭有高楼,便于瞭望,亭主交通,可以止宿,有充足的支持交通的物质储备等等特征,《史记》中项羽自刎乌江的情节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又依据秦汉时期南北发展不均衡的状况、亭部的辖区概念以及亭在交通上的次属地位,乌江亭隶属于东城县的说法也是说得过去的。总之,项羽自刎乌江的说法不宜轻易否定。

商标反向混淆的危害与对策

反向混淆是一种相对于传统正向混淆而言的新型商标侵权形式,指在后商标使用者利用营销、宣传等手段,使商标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消费者误认为在先商标使用者的商品来源于在后商标使用者或两者之间存在联系。在后商标使用者使得在先商标使用者不能利用自己的商标进入新的市场,在先商标使用者的预期收益受到侵害,本质上失去了商标的市场控制权。我国应重新审视商标反向混淆的危害,构建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在先商标使用者应动态跟踪自有商标的各类混淆情况,实施商标预警管理;在后商标使用者应严格按照《商标法》的规定合法使用商标,主动查询已注册商标目录,避免反向混淆带来的知识产权风险。

从姜公至关帝:中国武圣文化的历史演化

姜太公在唐代被尊为"武圣"是由于其卓越的历史功绩、兵家始祖及谋略化身的社会认同。宋以后,经过社会各阶层不断宣扬、包装,"忠义"、"勇武"的"文化关羽"逐渐取代姜太公的"武圣"地位。目前,关羽的"武圣"地位又有所动摇,新的"武圣"呼之欲出。武圣文化的演化、并不遥远的传统、发明的传统、追溯式发明等,启示我们看待问题一定要有历史的眼光、动态地看问题。这一点,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中武术界过度强调原传拳法至关重要。

论姜夔对严羽诗学思想的影响

姜夔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江湖诗派的先驱。他的诗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生活于后的著名诗论家严羽的诗学思想具有启发意义。严羽以禅喻诗的妙悟说与姜夔的论悟颇为相近,两者都极力追求自然高妙的艺术境界;姜夔认为诗歌要"吟咏情性",自然含蓄,不事雕琢,而严羽主张诗要抒发内心情感,以达到浑然天成的美妙境界,这也与姜夔有相通之处;两人在诗论中都提到了"气象",并且都将诗歌看成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但两者对"气象说"的论述还是有所差异的。可见,严羽的许多诗学主张是与姜夔的诗学思想一脉相承的。

试论《语丝》时期江绍原的“天癸观”研究

在民俗学研究中国化的早期阶段,江绍原是最先引进国外人类学方法系统研究中国礼俗迷信的拓荒者,他对中国人"天癸观"的研究特别引人注目。当时处于民俗学运动中心的江绍原在成为《语丝》周刊主要撰稿人之后,开始扩大范围征集有关月经的礼俗迷信材料,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尽管后来他计划写作的《血与天癸》不幸夭折,但他在月经礼俗迷信研究方面的大胆尝试具有深远的学术影响。

论蒋励常及其《十室遗语·论文》

蒋励常所撰《十室遗语·论文》为目前所发现的唯一一部清代广西文话。此书在形式上兼具文话与评点两种批评文体特色,在创作辩证思维与古文艺术风格论上强调"参差"与"整齐"相间,推崇"恣肆"的古文风格。与传统的文以载道观相比,蒋励常将古文朝着文学的道路上推进了一步。即使将此书置于整个清代文话史上来看,也是理论价值颇高、特色非常鲜明的一部著作。

软科学研究方法改进的基本方向

目前,我国软科学研究的突出问题是:方法缺席;方法浮浅;方法落后。因此,为了从整体上提高我国软科学研究水平,今后一个时期,软科学界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软科学的研究方法:搞好课题组的知识结构搭配;鼓励定量研究;普及系统科学方法;推广计算机仿真方法;支持科学方法的创新。

杨绛的散文艺术

杨绛是当今中国散文高手之一。《我们仨》等散文营造出堪称文学研究界"第一家庭"的温馨世界,可谓中国式的"追忆似水年华"。杨绛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平实淡雅之笔描绘浮生众态。她心系梦萦的是家人、家事、琐事、身边事,表现的却是大智慧、大胸襟、大境界、大时代。胸有丘壑,笔有藏锋,平淡之中见神奇,于无声处见喜悲,这与当下流行的女性私人化写作大相径庭。如写其夫钱钟书的大智若愚、童心未泯;其女钱瑗的外秀内慧、勤奋敬业;杨绛"三伯伯"即三姑母杨荫榆曾因在"女师大学潮"中"镇压学生",多年来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她却是在日寇攻陷苏州时因斥骂侵略者而遇害的爱国志士。杨绛的散文不仅淡雅、睿智,而且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且不乏老吏断狱般的老辣,其论辩性散文如同检察官读诉状,以事实为据,滴水不漏,一掴一掌血。另外,杨绛还将魔幻小说笔法引入散文,写梦游,写幻觉,虚实相生,平淡之外又现神奇。其"魔幻散文"在当今散文中独树一帜。杨绛是烤着生命之火为文,她既烤着自己的生命之火,亦烤着钱钟书的生命之火,还烤着爱女钱瑗的生命之火,用"我们仨"的生命之火烤出的散文极品,自然具有不同寻常艺术价值和珍贵的史料价值。

姜氏之戎与宝鸡

西方的羌族,包括从羌族中分化出来的姜姓氏族起源于西北,族源上与三苗无关;而三苗迁往西北的一支后世称为犬戎、允姓之戎、猃狁、阴戎,即后世的氐族,其文化遗存是寺洼文化。陇县发现的齐家文化中晚期的川口河类型遗存,是姜姓四岳氏族的文化遗存,从而把宝鸡市与炎帝的关系追溯到尧舜禹时期。正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四岳氏族的后裔姜氏之戎商代早期才能兴起于宝鸡市区。

江靖宇与华东战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创建发展

1946年1月至1947年12月,江靖宇先后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政委兼副团长、高级解放军官训练团团长兼政委、华东军区高级解放军官训练团团长兼政委,领导军官团的管理干部,对华东战场被俘的国民党军将校级军官,执行我党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采用管理、宽待、教育并施,攻心为上的方法,转变了多数高级军官战俘的立场。他们被释放时,有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回到国民党军队,以后在策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加速国民党军队的溃败直至覆灭做出了贡献。同时,军官团的实践,丰富了我党我军俘虏政策成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