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藩府书家群体在元代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忽必烈藩府儒士文人群体,汇聚了元初北方经济、义理、词章各类人才,其中,怀卫理学家姚枢、许衡和郝经,邢州学派刘秉忠、张文谦,从汉族世侯幕府进入忽必烈藩府的徐世隆、宋子贞、王磐、商挺、王鹗、王博文等人,以及方外文士至温禅师等书家,构成了元初北方重要的书法家群。元初书法家群在政治、文化上的独特地位以及对元代文化和文艺政策的影响,使得他们的书法观念、书法理论与书法活动影响了有元一代的书法发展和书法教育,在元代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金莲川幕府精英与元代文化的走向

对元朝文化的探研不仅需要注意元王朝肇建初期相当活跃的金莲川幕府精英与忽必烈信任互动的背景,更需要注意到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延续影响。该幕府群得以在忽必烈的金莲川潜邸聚集成群,与忽必烈本人思大有为于天下的愿景密切相关,而这个精英群在襄助忽必烈建立南北大一统的元王朝进程中,不仅缔造了汉法大举推行的黄金时期,也推动了元朝多元浑融的文化格局的逐步形成。

《元世祖出猎图》服饰考

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元世祖出猎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仍有些问题所论未确,需要进一步讨论。本文通过图、文相佐讨论了该传世画作中与服饰相关的一些问题。首先,对世祖皇帝所穿褡忽的材质提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件饰以黑羊羔毛的白绵羊裘,而非银鼠裘;其次,对以往研究重视不够的海青衣、比肩进行了探讨,并对比甲、前圆后方帽和白髯者所戴帽子等无人关注的款式,给出了明确的结论。

元世祖时期一次特殊的上都“扈从”活动与诗歌创作——以汪元量为中心

在元世祖执政时期,出现了一次特殊的上都“扈从”活动,即汪元量等南宋旧臣侍从被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赴上都之行。由于“扈从”对象、往返时间、随行者心情都与一般大臣扈从元代皇帝巡幸上都迥然有别,汪元量等人在“扈从”途中所作诗歌的内容、基调等也与其他文臣词客所作的上都扈从诗截然不同。这些诗歌不仅对一行人的行程做了宝贵的记录,而且反映出宋恭帝君臣降元后的实际遭遇和不幸命运,成为元代扈从文学中独特的存在。

论元代科学技术和元代社会

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的高潮,而元代实堪称为其顶峰。文章探讨了元代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及其与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化交流等方方面面的相互关系,从而探讨元代科技发展起伏的社会原因。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

朝鲜王朝立国之初,以编年体官修《高丽史》,几经努力不果。世宗年间改纪传体,编成139卷本《高丽史》,以塑造朝鲜王朝的正统性。《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历史的书写,强调高丽的自主性,刻画高丽对元朝需索的巧妙周旋,细致记录高丽所供给的粮草、人工等,凡背叛高丽、投身元朝的高丽人,都被称作"反人"而被列入《叛逆传》中,体现宗藩关系下高丽追求自主意识的努力。编写者在该书《忠烈王世家》与《金方庆传》中,塑造了两个类似的元东征日本历史的版本,高丽将领被视作左右战场胜负的关键,蒙古统帅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加上"大风雨",最终酿成东征的失败。对照《元史》,《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书写极为偏颇。因此,对涉及东亚三国的历史事件,一定要摆脱"一国史"的局限,而用"东亚史"的视角,方能趋近历史的真相。

论忽必烈政权“汉化”进程中的士人政策

忽必烈时期,在推行汉法,大兴文治的过程中,重视对士人政策的革新和完善。此主要表现在:征用儒雅,量才擢用;兴举学校,造育人才;尊孔崇儒,优渥士人三个方面。这些政策中虽存在民族歧视、科举废弛、"重吏轻儒"等不足,但仍显著提升了士人,尤其是汉族士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促进蒙元的汉化进程和巩固政权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年题说

值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周年，本文概说其重大史义三题：一是改变了汉武帝开创的云南郡县制衰亡的大趋势，使边疆云南最终统一于中国；二是创设了与多民族云南社会总体和谐的政治建制，尤以影响深远的土官制度为著；三是留下了民族精神与人类智慧和合的宝贵文化遗产。

试论忽必烈、杨琏真加与江南佛教

忽必烈经略江南佛教有明显的政治意图。通过设立地方僧官系统对江南佛教实施系统管理,任用僧人杨琏真加废毁故宋宫室陵墓以建梵刹,实现畅国威、隆国势之目的;压制作为江南社会思想文化之重要代表的禅宗,利用江南禅教寺院归属之争,易禅为教;通过杨琏真加主导的禅教廷辩使得教冠於禅;设置江南御讲三十六所,扶植教门,压制禅宗。尊教抑禅使江南禅宗地位下降,发展受到抑制,元初禅宗出现衰落气象,扶植了佛教其他宗派在江南社会的力量。

浅析蒙元时期的天主教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后,宣布信仰自由,允许各种宗教存在。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巩固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治,继续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为各种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元朝政府一方面尊重各种宗教,另一方面也对其加强管理,设立崇福寺管理天主教,元朝政府与罗马教廷也互派使节进行了初步的接触,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就是以罗马教廷正式使节的名义来华的第一人。

元朝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远嫁高丽及其影响

元世祖忽必烈之女远嫁高丽忠烈王在高丽生活,在元朝与高丽外交活动中,与在高丽达鲁花赤、使臣多方交涉,在不损害元朝国家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在高丽的元朝达鲁花赤回国奏事时是否影响到高丽的利益等问题。由于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的缘故,高丽忠烈王在元朝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在元世祖忽必烈及其孙元成宗统治时期,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先后五次到元朝觐见,在元朝与高丽外交活动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元世祖忽必烈灭大理国史事考

公元1253年12月13日,忽必烈攻下大理城,没有屠城,当地白族名家大姓有的投诚,有的激烈反抗。1254年春天,兀良合台攻下了善阐,俘虏了大理国主段兴智,大理国亡。蒙元王朝重用大理国段氏,段氏效忠于蒙元政权。参与并支持其灭南宋的战争,取得了胜利。蒙古军队万里出师,出奇制胜,采取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率精兵骁将远出西南叩击南宋王朝之背,史家对忽必烈平大理国的用兵有很高的评价。

忽必烈与云南

忽必烈既是元朝的建立者,也是影响元朝一代统治的杰出帝王。他亲自率军平定大理国,并结下深厚的云南情结。为了构筑用兵中南半岛的基地,并大量汲取云南的各类资源,忽必烈先后派第五子忽哥赤和重臣赛典赤经营云南。在忽必烈的精心指导和积极支持下,赛典赤对云南的治理取得成功,云南再次统一于中央王朝的版图,并出现安定繁荣的局面。忽必烈治理云南的贡献,还表现在成功地实现管理制度方面的重大变革,如云南正式成为中央直辖下的一省,并与中央政府建立直接的密切联系;自中庆入湖广达大都驿道的开通,为明代建立贵州省准备了条件;创立成效显著的土官制度,由此开创边疆治策多样化的时期,同时启动了对南部边疆的深入经营与全面开发。

梦幻般的意境——柯尔律治名作《忽必烈汗》赏析

《忽必烈汗》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的代表诗作之一,被视为名诗中的奇葩瑰宝。这首诗也是浪漫主义时期最具意境美的诗作之一。该诗的手稿副本更是成为大英博物馆的永久陈列品。该诗所享有的这些盛名吸引着我们去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分析《忽必烈汗》诗歌在意境和语言两个方面的特征,总结这些特征对诗歌表现形象和思想感情的意义,揭示它不朽的魅力。

从忽必烈对儒人儒学的态度看元初杂剧中的士人形象

忽必烈时代是元杂剧成熟并繁盛的时期。忽必烈对儒人、儒学态度的双重性,对元初杂剧作家的创作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进而决定了他们笔下士人形象显著的时代特征,即强烈的功名愿望和难以摆脱的困窘命运。

忽必烈潜邸儒士与元代文学新变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的潜邸幕府,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了在元代政治和文化生活中都具有突出地位和影响的潜邸儒士群体。他们的学术主张、文化主张、文学主张,影响了有元一代的文化政策,元代的文化政策又主导或影响了元代文学的发展。不仅造成元代文学的雅俗分流,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文人的一次大分化,而且影响了元代科举政策。元代文人更重视他们自身价值的实现,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从事诗文创作。幕府文人推动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并确立了儒学的主导地位,程朱之学成为官学。儒学与文学的全面融合,使得元代文学思想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形成以儒学为精神底蕴的诗风文风。同时,藩府文人集团是一个多种信仰并存的文人群体,多族文人互相学习和交流,构成多族作家共同创造元代文学繁荣的局面,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对忽必烈等蒙古贵族产生影响,使元代宗教政策具有宽容和含弘性的特征。元代的宗教特征决定了元代文坛特征,元代文人对宗教观念的接受和认同,三教合一,释道文人化,进而影响了元代文学创作。

忽必烈藩府儒士群体的圣贤气象

蒙古时期,蒙哥汗即位,忽必烈以太弟之尊开府金莲川,广延藩府旧臣与四方文学之士。其中,多是金末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不同地域的儒学、文学等领域的精英,还有一批深受儒学影响有着很高汉文化造诣的非汉族侍卫谋臣。因而,在忽必烈金莲川藩府,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来源广泛,文化渊源和师承各异的儒士群体。他们以其独特的儒者气质与人格追求,展示了儒家所追求的"圣贤气象",既追求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孔颜乐处"的精神超越,同时,在金元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更加突出了士人品格中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出仕而行"道",推行汉法,以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活动为人生追求。

忽必烈在六盘山皈依佛门与大元帝师制度

忽必烈在六盘山皈依佛门与此后实行大元帝师制度,是蒙元史上、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忽必烈借路吐蕃、皈依佛门,忽必烈主持佛道大辩论、八思巴在此次辩论的重大作用,忽必烈颁布珍珠诏书、八思巴开通万里驿路,以及八思巴建立萨迦政权,忽必烈实行大元帝师制度等,全面分析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作用与意义。从此,藏传佛教得到蒙元帝王的崇信和支持,其自身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使藏传佛教的思想文化,逐渐与蒙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相融合,成为蒙元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八思巴辅佐元世祖辅治西藏,为元朝实现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政治统治、在西藏地区贯彻实施元朝中央的行政区域制度,奠定了藏族统一于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基础。

大理国诗人段福与忽必烈的“苍山唱和诗”考证

忽必烈一生戎马倥偬,但也有诗作传世。在云南地方文献中,保存有忽必烈南征大理国时与段福登临苍山兰峰的唱和诗,后来分别被收入《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和《全元诗》,为大理国末期和蒙元初期的重要历史文献,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然而后人对其存在颇多误解,有必要澄清厘正。

元世祖崇重龙虎山天师张宗演的政治意蕴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之初,大力笼络龙虎山天师张宗演,予以他崇高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元世祖此举意在树立蒙元的正统形象,稳定江南的统治。张宗演则顺应历史情势而自我调适,并利用元廷的政治支持,大力发展龙虎山天师道,并以之为中心积极整合江南诸道派而成为正一道派,由此奠定了龙虎山天师道在有元一代鼎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