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同义复词考释

东汉王充的《论衡》,不但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在汉语发展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所用同义复词颇多,现有的注本对此或略而不释,或注、译有误。作者对误解的部分同义复词作了考释。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从《论衡》看王充与谶纬之关系

王充与谶纬之关系较为复杂,这在其《论衡》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论衡》一书常引用或化用纬书,这表明王充不仅熟悉谶纬而且多受其影响。他虽然对一些预言未来的谶言作了批判,但并未完全否定谶言与河图。他以命论等理论对圣王感生、异貌、受命等作了新的解说,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类政治神话,对汉代皇帝的政治神话更是信而不疑。他虽然不相信天人感应理论,对灾异谴告说作了批判,但却相信星气说、应政说等,并借助符瑞盛赞汉代帝王。

《论衡》的文学观

王充《论衡》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杂文学观念,对"文"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从"天文"到"人文",从广义的纹理色彩之"文章",到相对狭义的文字著作之"文章",层次不一,含义广泛。在杂文学观念的基础上,王充还对"文"与"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继承了先秦以来"人学文质论"的思想,又开始了"文学文质论"的探讨。他提出的"五文"说,对后世文体理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文”名的确立与“文的自觉”

与"文学的自觉"相比,"文的自觉"这一命题更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在西汉以前,"文"是礼乐、制度、经学的附属物,尚不具备本体意义上的独立地位。西汉末、东汉初,以"文"名的确立、"文人"群体的出现为标志,中国文学才揭开了"文的自觉"的历史序幕。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王充是第一位明确讨论"文"与"文人"独特价值与意义的人。他对"文"与"文人"存在价值、意义、历史及其功能的全方位论述,对于推动"文的自觉"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汉初年的王充等人,在积极肯定"文"的社会价值时,对"文"精诚由中、情辞相称特征的强调与推崇,强化了自先秦以来文质并重的文化基因与性格,为"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王充对孟子的非难与褒扬

在《论衡》中,王充一方面专设《刺孟》篇,非难孟子为空谈无征之人,为不懂谦让之人,为自相矛盾之人;但另一方面却在其他篇章中称赞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是一个为儒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是一个可以与孔子并称圣贤的人。既贬又褒,且重在褒,这不仅开单篇非难孟子之先河,而且提高了孟子的地位,促进了汉代孟子学的发展,在孟学史上和儒学史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论衡·龙虚篇》解读中国“龙”的形象

在王充作《论衡·龙虚篇》以前,已经有很多关于龙的记载与传说。《论衡·龙虚篇》从批判的角度出发,否定了雷为天取龙说、龙之神性说而立龙之物性说,对龙进行了重新界定。王充《论衡·龙虚篇》对后世志怪、奇幻文学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体现为:龙王居水中、物之长者为精的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以及当代奇幻文学的创作之中。

中国古代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兼论王充的独特贡献

在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上,中国和古希腊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希腊人认为地远远小于天,中国人则主张地的大小可以与天相比拟。导致中国人产生这一认识的根源在于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观念和宇宙起源演变理论的影响,传统的天地测量之术则给这种见解提供了数理依据。另一方面,东汉王充通过对在不同地点观察太阳出没时的大小及北极星方位的变化情况的分析,明确提出了“地小居狭”的主张。王充的论证方法与托勒密是相通的,而思想根源则与其重视量的概念的思想方法有关,但他的观点长期被人们所忽略,未能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发挥作用。

《论衡》征引“道家”类文献新探

遵照《七略》《汉书·艺文志》图书六分法,参考近百年汉代出土文献研究成果,以文献文化史视角梳理《论衡》所见“诸子略·道家类”典籍,藉此鸟瞰王充的知识来源、阅读视野。将《论衡》征引的道家类文献细分为王充“读过”“可能读过”“虽曾谈及而实未征引”三类,指出上述文献对《论衡》话语表达、学术建构的影响。同时,对前人《论衡》引书研究中的疏漏,随文补充与修订。

王充教育经历新证

王充幼年习业乡塾,接受了典型的汉代经学教育,其所习典籍及藉由经学训练而形成的基本知识结构与东汉的王公贵胄、知识精英、底层胥吏并无不同。王充确曾赴京师洛阳研修《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而非在郡国的经学教育机构学习上述典籍。王充与班彪、班固过从甚密,《论衡》不仅常引二人言论、行事以为论据,且字里行间充满温情,"王充系自学成才""王充不曾师事班彪"等说法难以成立。

从《论衡》看东汉思想家王充的民族观

《论衡》是一部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哲学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在《论衡》中包含着作者王充丰富的史学思想,民族观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从同源共祖的起源观、四夷宾服的一统观、以夏变夷的夷夏观等三个方面,对王充的民族思想进行探讨,不仅可以深化王充的史学思想研究,而且可以拓展对王充思想研究的领域,对于了解东汉初年的社会现状和学术思想走向也有积极意义。

宋代《论衡》研究综述

王充《论衡》一书,以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深受历代学者青睐与关注。宋代以后,随着儒学地位的强化,宋人思想渐趋保守、正统,文学观念与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影响着学者对《论衡》的认识与评价,被视为《论衡》一部离经叛道之书,这种看法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对王充及《论衡》的评价。尽管宋代对王充及《论衡》以批评为主,但否定中仍蕴含着积极因素,其在宋代的广泛流传以及在宋代思想文化领域产生的影响仍不容忽视。

从《论衡》看汉代孟学之发展

在《论衡》一书中,王充将《刺孟》置于《问孔》、《非韩》之后,这表明此时孟子已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代表人物。《论衡》一书多处盛赞孟子,在继承扬雄学说的基础上,王充将孟子提升至更高的地位。基于孔、孟的相似性,《论衡》多次将孔孟并提,这无疑提高了孟子的地位,促进了孔孟一体化的进程。

王充《论衡》的史学批评

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其史学思想颇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崇真实,疾虚妄,"立真伪之平",确立纪实为史学第一要义;反对崇古卑今,强调今胜于古,主张写当代史;推重司马迁"少臆中之说",是"书汉世实事之人",以其为杰出的历史家。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史学崇尚实录、重点写当代史的优良传统,为构建司马迁"实录"在中国史学史上崇高的丰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论衡》蕴含的物理思想和科学精神

王充的《论衡》不仅记述和探究了很多自然现象,提出许多与当时大众认同的观点截然不同的见解,其中还蕴含了丰富的物理思想及崇尚求实、创新立异的科学精神.从物理学的角度出发,挖掘和剖析《论衡》所蕴含的物理思想和科学精神,选择和吸收其传统文化理念中的合理成分,与当今课程改革不断深化的形式相结合,从中得到有益启示,为今所用.

王充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

在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上 ,中国古人传统上认为地的大小可以与天相比拟。但东汉王充通过对在不同地点观察太阳出没时的大小及北极星方位的变化情况的分析 ,却明确提出了“地小居狭”的主张。王充的论证方法与托勒密是相通的 ,而思想根源则与其重视量的概念的思想方法有关 ,但他的观点长期被人们所忽略 。

《论衡》中的禹形象探析

《论衡》是研究汉代越文化的重要资料。《论衡》中丰富的禹资料对于汉代禹文化的流传与演变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王充对禹感生说作了批判,认为禹治水所受洛书是《洪范》,《山海经》为禹治水时所作,但否定会稽山得名和禹葬鸟佃等有关于禹的传说。《论衡》中的禹形象展现了王充性格与思想的特征,即质实性、批判性和立异性等。在很大程度上,王充依然是传统精英文化的守望者。

《论衡》的文学思想探析

《论衡》是一部具有文学性的政论散文著作,探析其文学思想对于我们理解《论衡》的文章写作意义极大。《论衡》的文学思想是在王充朴素的科学精神,即"疾虚妄"式的批判、"求真美"的价值取向下形成的,突出表现为"为世用""求真美"的特点,并由此派生出王充的文章观。

论王充对王肃经学的影响

王充对魏晋经学产生了不少影响,这在王肃经学中得到典型的体现。王肃之父王朗在会稽任职时获得《论衡》一书,王粲将《论衡》一书带至荆州,王肃之师宋衷与王粲同为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因此王肃接受王充思想影响是很自然的事。王肃以求"实情"的治经态度对当时盛行的郑玄经学作了辩证地批判,这种治经态度和批判精神当多得益于王充。王充是东汉时期反对谶纬的健将,王肃亦反对谶纬学说,在经注中常对感生等现象作理性化的解说。王肃经注具有平易质实、简洁精炼的特征,这种风格与王充文学主张与文章风格等的影响有不少关系。

王充对先秦诸子文风的继承——以名、法二家为中心的考察

王充持论淡化道德伦理内涵、弱化价值判断,《论衡》部分篇章甚至只作事实判断,不作价值考量,价值理性完全让位于工具理性,文风冷酷、犀利、峭刻。这些基于功利主义立场提出的学说既缺乏必要的温情,又带有底层胥吏的政治空想意味,只是“治术”而非“治道”,注定不会被统治者采纳。王充行文特重概念界定的明晰性、文字转述的规范性、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但过度追求“综核名实”亦给《论衡》带来矫枉过正、“烦猥琐屑”、“乏精覈而少肃括”的缺陷,部分篇章甚至陷入名家末流“苟钩鈲鋠析乱”之弊。在讨论汉王朝政治文化建构、基层治理与士人出处等重大时代命题时,为达到特定的言说意图,王充惯于效法名家“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的言说方式,借诡辩与横说证成己论,表现出强烈的理论建构倾向,同时流露出其对“言说趣味”的迷恋。《论衡》上述特点折射出中古子学嬗变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