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对《楚辞》的解读和关于屈原的论争

东汉对《楚辞》的解读具有若干异于西汉的新特点 ,本文依据史料 ,在对此时期绍骚、注骚之总体情形观照的基础上 ,重点就王逸、班固关于屈原的论争及其依经立义的深层原因予以论述和探析 ,认为王、班二人对屈原的不同评价既缘于对“经典”的不同理解 ,更缘于其思想性格的内在差异。这种差异 ,与其说是进步与保守的对垒 ,毋宁说是人性深处之生命意志。

论共时性理解对《楚辞》、《诗经》研究的意义

诗歌是历时性的艺术体式之一，这种传统观念，使人们长期忽视对诗的共时性理解。就《楚辞》、《诗经》的研究而言，运用共时性理解可以解开其内容以及形式方面的诸多谜一样的问题，如《离骚》“求女”、《九歌》“事神”、《诗经·桑中》“思孟姜、孟弋、孟庸三人”的真实内涵，《离骚》一诗的多元隐喻模式、其隐喻与转喻的关系，《诗经》的语言形式特征，以及历史“语境”中共时性要素对解读《诗》、《骚》的意义等。共时性理解法与目前流行的那种逸出文本，并最终导致文本整体性消解的所谓文化分析法不同，它主要是文本分析法，重视文本中各相关要素的互相规定作用。

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

《楚辞》所录之非屈原作品，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故西汉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无作品得入，而东方朔之入选者非其最佳之作，宋玉赋亦仅《九辩》《招魂》在其域中。从成书体例之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缘此，以这些作品所叙证屈原之事迹，固不会尽是；而以之考察作者之生平，则全失。

先唐文学中的乐舞形象——以《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赋为例

音乐和舞蹈最先是作为文学意象出现在《诗经》里的。诗经里不少有关宴飨、祭祀的诗歌都有关于乐舞场景的描写,这些作品反映两周时期贵族阶层的生活画面。《楚辞》有关祭神歌辞的作品对乐舞场面的描写更多。汉代乐舞艺术蓬勃发展,乐舞百戏在宫廷民间广泛流传,国家还专门设立乐府作为管理音乐的机构,更进一步推动乐舞艺术的发展。汉赋中出现音乐赋这一崭新的题材。汉魏六朝时期的音乐赋不仅篇目众多、创作规模较大,而且这些音乐赋所咏之音乐题材,包括咏乐器、咏歌、咏舞、咏乐人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此后音乐诗歌的创作方向。

“兰意象”原型发微──兼释《楚辞》用兰意象

春秋时期，兰文化已逐渐渗透到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兰花作为个人保护神，有着"致兰得子、秉兰祓邪、纫兰为饰、喻兰明德"的功能。

《楚辞》解诂四则

屈原的楚辞作品中“悔遁”、“物”、“不拎”、“极”四个词语其意思分别是“反悔、欺哄”,“法则”,“与众不同”,“屡次”。

楚简与楚辞研究二题

本文充分利用新出土的战国楚简文献材料,对屈赋《九歌》的流传、《九章》若干作品的著作权等问题试作新的探讨,证明夏后氏的原始《九歌》从宫廷祭神之乐,因夏桀亡命于苍梧之野而流入了沅、湘之域,逐渐成为充满南国风韵的越人的民间娱神之歌,最后由楚国诗人屈原"更定"之后,又成为极具个性化的文人之作;屈原称引、咏叹伍子胥是符合当时的社会道德标准的,带有浓厚的先秦时期复仇伦理的印记,屈原《九章》诸篇的著作权是不可轻易否定的。

“以谶解经”的学术风潮与王逸的《楚辞》阐释

在东汉思想文化领域中,谶纬占据了主导性地位,而出于维系儒术独尊地位之虑,儒生经师多藉谶纬来训诂文辞,阐说经意,试图利用谶纬的神圣性来论证儒经之权威性,这就使得此期经学研究呈现出"以谶解经"之特征。受此种学术风潮影响,王逸在通过强调《离骚》"依经立义"、尊其为"经"等方式回应班固等人之批评的同时,还采取"以谶解经"之方式来阐释《楚辞》:或直接引用谶纬文献以诠释字词、疏通大意,或依谶纬"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诸说来阐发主旨,使得《楚辞章句》中展现出浓郁的谶纬色彩。王逸所建构的此种依托谶纬观念的、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楚辞》阐释模式,既与当时权利阶层所期望传播的政治观念相契合,又易于被具有谶纬话语体系之集体共识的士人所认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王逸注骚可谓典型。他所建构的依托谶纬观念的、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楚辞》阐释模式,既合当时权利阶层的期望传播的政治观念,又为以谶纬话语体系为集体共识的士人所认可。

两种《楚辞韵读》用韵比较研究

利用统计归纳法,对两种《楚辞韵读》用韵进行统计,发现两种《楚辞韵读》用韵同中有异。相同表现为对某些韵例入韵及无韵处理相同,对大部分韵脚字的韵部归部相同,对韵例有否合韵现象理解相同。相异表现为韵部多寡存在差异,个别韵脚字的归部、对个别字是否入韵以及异文处理等方面不同。

唐五代佛典音义引《楚辞章句》校勘举例

服务音义的需要,唐五代佛典音义征引《楚辞章句》凡655例,其征引形式有三:(1)单引正文;(2)单引注文;(3)正文+注文。其征引目的是释义和辨字,而以释义为主。比较今本,其中存在讹、脱、倒等种种文字问题。梳理这些材料对五家音义引书研究和《楚辞章句》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楚辞》校证(二十一则)

利用《楚辞》文本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相关传统文献以及充分吸收前儒时贤的研究成果,可以对今本《楚辞》的部分文本进行有益的勘正,同时也能对一些重要的《楚辞》学术史内容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认识。

《楚辞》“仟眠”释义商兑

"仟眠"一词最早应该出现于《楚辞》。"仟"字最早可能出现于汉代,"仟"作"阡"亦可,"仟眠"通作"阡眠"。其中的"仟"、"阡"是指田间的小路,泛指田野。这二词的本意是"田广远",后来在使用的过程中,又被引申为包括田地、草木等在内的事物向远处延伸、蔓延之意。

源于《诗经》、《楚辞》的人名

古今文人雅士,乐于从古代典籍中选取双音节的典故性词语命名,借以表达情操志向和思想追求,这种命名法就是人名用典。它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一种典型的体现。以典命名的寥寥二字之名,却具“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含蓄之美。从《诗经》中择字取名就有许多精彩的范例。如:北宋词人周邦彦,其名源自《诗经·郑风·羔裘》:“彼其之子,邦之彦矣。”“邦彦”意为“国家的人才”。清朝考据家王引之,其名源自《诗经·小雅·楚茨》:“子子孙孙,

论《楚辞·九歌》是叙事诗而非抒情诗

以王逸、朱熹为代表的"祭歌"说(即政治抒情诗说)不符合《九歌》作品实际,难以信据。王国维先生的"戏曲萌芽"说,否定"祭歌"说,将《九歌》文体性质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且开始揭示《九歌》的某些写作特点。游国恩先生和褚斌杰先生都注意到了《九歌》的叙事性质,但仍认为《九歌》是抒情诗。我们认为,《九歌》作品以写人记事绘景状物为主的事实表明,这是一组记述战国后期湘西民间各种不同祭祀场面的叙事诗,而非屈原自述"冤结"之情和寄寓"讽谏"之意的抒情诗。

《楚辞》修辞思想发微

《楚辞》中已经体现出了明确的修辞观念,如语言的社会功用、语言的文质关系、语言的表达方式等。

“楚辞”“楚词”之释义及其关联与差异

不同历史时期,“楚辞”“楚词”称谓不分,长期混淆。分析“楚辞”“楚词”之释义与流变可知其产生的关联与差异:二者从内容上说,具有一致性,即同质异名;从形式上说,古人“辞”“词”通用,汉代文体之辩以及王逸《楚辞章句》的问世,皆为二者命名各异的原因。

《楚辞·九章·惜往日》校读一则

《楚辞·九章·惜往日》"乘泛泭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一句,其中的"备"当读为"浮",指乘舟顺流而下,没有舟楫任其漂浮。这与前句所言的乘马无辔衔而任其自行,都是为了说明"背法度而心治"的危险而举出的生动比喻。

屈洪同轨 视界融合

楚国的屈原因为其身处特殊的时代环境,且其个人的际遇遭受到了现实困境,所以屈原的生存境况带有强烈的边缘意识况味,屈赋的创作就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宋代的洪兴祖因为与屈原有着类似的历史境遇,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因此他在诠释《楚辞》时,能使解释者的视界与《楚辞》作品内容的视界两者之间达到融合,能深刻体味到《楚辞》作品的真谛,在诠释中体现了自己品读《楚辞》的真知灼见。

中国古典诗歌韵律与体式的演进

通过考察我国古典时期几个主要阶段诗歌韵律发展变化的情况 ,可以发现 ,古典时期每一次诗歌的大繁盛 ,都和诗歌韵律的确立或改进 ,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新诗体的成功构建 ,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 ,中国诗歌韵律逐渐达到了它的非凡高度 ,诗歌体式日益丰富多样。另一个重要特点是 ,每一个构建出新诗体的时代 ,都既以这种新体式为主 ,同时又保留以前的诗歌体式 ,即不简单否定此前的诗歌体式 ,形式多样并存、各体竞相发挥作用的格局。诗歌韵律、体式的不断改进和构建 ,以及宽容的多样化尝试 ,使古典诗歌的能量能够最充分地释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