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本草经》成书考

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问世,有关古书成书的讨论越发热烈。结合新的理论观点,借助出土与传世文献的综合分析,同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神农本草经》成书过程、文本状貌更为细密的探究成为可能。该书是以早期本草类文书为基础逐渐生成的,这反映出早期药物学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目前所知最早的《本草》古书出现在东汉后期,之后的魏晋南北朝300余年,本草著作蓬勃发展。其间《本草》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局面:其一,书名众多;其二,出现同书异本、同名异书现象;其三,《本草》的整理和研究著作不断涌现。这对于《本草》作为“经”的确立、定本的确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南朝梁陶弘景整理的《本草经集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文本。《神农本草经》的成书是一个动态累积的过程,其经典化历程展现出士人对技术类文本所持的一种尴尬态度和折衷处理方式。

总集之祖辨

《隋志》将《七录》之杂文部并入总集类，实名乖于实，显为不当。近人或以《善文》为总集之祖，盖缘忽于此“乖”及昧于杜预稍早于挚虞而不辨其各自为书之时间所致。《书》《诗》《楚辞》《汉志·杂赋》《徐、陈、应、刘遗文集》，亦均非真正意义上之总集；真正的总集之祖是《文章流到集》。

《隋书·经籍志》标点考校二则

中华书局1973年版《隋书·经籍志·序》中的谢灵运、王亮、谢朏、任昉、殷钧等之"《四部目录》"、王俭之"《目录》",包括梁有之"《五部目录》",其书名号均当去除。《隋志序》相关叙述重在交代目录著作的部类变化,"四部目录"、"五部目录"意指将书籍分为四部或五部的目录,而非目录著作的称名。加上书名号,掩盖了《隋志序》原本叙述目录部类划分的主观意图,使其目录学史料价值大打折扣。该版《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的最后"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中的"《史记》",其书名号亦当以去除为是。

“伪造”天象与《隋书·天文志》的执笔意图——袁充相关史事辨析

在《隋书·袁充传》的记事中,太史令袁充上奏炀帝的诸条天象为“假托天文”、“变动星占”,即伪造。当时及后世均对袁充多有批评。但根据现代天文学手段计算,袁充上奏中可考的部分均基本符合史实,并非随意捏造。袁充上奏的天象为实,只是他避重就轻,粉饰占辞,以谄媚炀帝。其性质并非天象上的造伪,而是解释上的附会。同一天象,《天文志》与《袁充传》的占辞完全相反,这是由于《天文志》占辞为撰者李淳风根据占书推算的结果,而非当时太史监的解释。李淳风的执笔意图有两个方面:一是后见之明的不自觉解释,二是证明隋亡的天意及李唐的正统。

先唐时期子部小说定位问题探赜

子部小说,是指在古代目录学著作中著录于“子部”小说家中的小说。先唐时期,著录小说最为重要的史志目录为《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从《汉志》到《隋志》,先唐史家在学术建构中对小说的定位出现较大变化:在儒家经学和政教秩序的体系之内,小说从边缘走近中心;在书目归类和书目内容上,小说变驳杂而精细。这一变化是《隋志》对“小说”的调整重构,也是先唐时期小说观念不断更新,学术体系日渐明晰的结果。

《新见隋唐墓志集释》释文斠读

《新见隋唐墓志集释》为研究隋唐墓志提供了新的材料。此书在释录方面较之前出版的同类著作更加严谨,但仍存在着因文字残泐而误释或缺录、不辨俗字而误释、未明词义而误释、不明典故而误释等问题。综合运用文献学、文字学、词汇学等相关知识,对其中的疏误之处予以校正,以充分发挥新材料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