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知意》评介

《<三国志>知意》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研究《三国志》十分有代表性的著作。其作者刘咸炘在充分阅览古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拘泥于前人思路，而以自己独到见地写成该书，对于进一步推动《三国志》的研究有着重要价值。

《三国志》民族书写与陈寿民族思想的双重性

《三国志》的民族书写与陈寿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三国志》设立《乌丸鲜卑东夷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体现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及汉化过程的民族文化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陈寿民族思想既有华夷之辨意识又有华夷一体倾向的双重性。复杂的历史环境、深厚的学术思想渊源、自身的学习经历共同造就了陈寿的复杂民族思想。陈寿的民族思想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三国志》及裴注中的农具类名物词论析

名物词是传统训诂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有诸多农具类名物词,有的是对上古时期农具名物的承袭,有的是三国时期新发明或新改进的农具名物。这些农具名物大体可分为六类:一是耕作农具,如耒耜、犁;二是灌溉农具,如翻车;三是耘草农具,如耨镈、锄;四是收割农具,如镰、铚、斧;五是加工农具,如箕、臼杵、碓、磨;六是称量农具,如升、斗。结合相关文献,考证其中农具类名物词的词义、特征、源流等,希望能够为农具类名物词研究、农具史研究、三国文化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参考。

简索魏晋玄学对《三国志》的影响

玄学是两汉和魏晋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它的“有无”和“独化”思想，直接从哲学的基本问题上揭示了宇宙的本质。“时之所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的观点，向门阀制度发起冲击；人被从神那里提升出来，个性受到尊重。具体到社会问题上，就是爱民爱才，并为三国统治者采用。揭示了人才使用与国家或集团兴盛与灭亡的关系；用“得意忘言”，即抓宗旨的笔法去描写人物。这些思想均渗透于《三国志》之中。

《三国志》双音节雅言词散论

跟俗语词相映成趣的雅言词,是典故构词法的产物。魏晋时代是双音节雅言词的多产期,通过《三国志》这一窗口,可以对雅言词的构词、表意特点等方面有所了解。

《三国志》“以·宾”结构句的变换考察

《三国志》句法研究中,"以·宾"结构句内部、外部及一些相关句法形式之间存在着某种变换关系。这些变换关系,正是"以"字宾语在语义层面是否具有同一语义功能决定的。

从魏延形象的塑造看《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的思想矛盾

自从《三国志通俗演义》流传以来 ,人们对魏延的形象一直持否定态度 ,但是历史上的魏延并不是一个不忠不义的人 ,而是一位智勇双全、爱憎分明的大将 ,曾为蜀国立过汗马功劳。作者在写《三国志通俗演义》时有意抬高诸葛亮 ,贬低魏延 ,可罗贯中又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在创作时力求人物形象符合历史和艺术真实 ,所以在塑造魏延形象时 ,内心也矛盾重重 ,塑造的魏延形象也并不统一、完整 ,以致在写诸葛亮时也左右为难 ,欲益反损。本文就魏延形象的塑造来考察作者的思想矛盾 ,给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以借鉴。

《三国志》“以·宾”结构中宾语的语义类型

从《三国志》的语料出发 ,对介词“以”的宾语作语义角色的分类 ,目的在于考察这些不同的语义角色与“以·宾”结构的不同句法类型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由此探求语义关系对句法形式的制约作用。

《三国志》连动式及修饰成分的语义指向

目前语法学界对语义指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核句法结构中语义指向的分析,而连动式这种多核句法结构中语义指向的研究尚不多见。文章以《三国志》连动句为语料,对句中动词及修饰成分的语义指向进行考察,以揭示连动式内部的深层语义关系;并由此论及语义指向分析在连动句研究中的作用。

《三国志》今注今译的诤臣——《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评介

《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全面搜集相关研究资料,框架合理,重点突出,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微观探索,对已有《三国志》各家今注今译进行了大规模的匡正。以此为基础,作者对古籍今注今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思考,并提出了颇有创意的新见解。

中国古代的箭伤疗救及其文学书写--从《三国志演义》“拔矢啖睛”“刮骨疗毒”说起

箭伤是古代军将必须直面的创痛。古籍中关于军将箭伤的记载与中国外科医术以及中医药疗法密切相关。"刮骨疗毒"是较早有确切文字记载,治疗箭伤的骨科病灶清除术和扩创术的应用案例,在后世流传甚广。小说《三国志演义》以"刮骨疗毒""拔矢啖睛"等情节,成为箭伤文学书写的经典之作。通过对《三国志演义》中箭伤叙事有关箭伤的历史记载进行细致分析,进一步梳理古代箭伤疗救的医药文化与文学书写。

史传文学与信史的联系与区隔——以“三国”为例

本文以讲史小说《三国演义》与史书《三国志》的联系与区隔说明:"文"与"史"固然不宜截然分家,但决不能混淆,文史各有职能侧重,文学求美,史学求真,二者的主要功能不能相互取代,以文代史,便会导致"观者惑乱"。作为"观者"的我们,要想在历史真实的认识上不受"惑乱",应当学会把握信史与史传文学的联系性与差异性,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

从满汉合璧本《三国志宗寮》对音看明末东北方言的几个语音特征

《三国志宗寮》收录有405个人名,共涉及单字509个。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可知,满文本《三国志宗寮》的翻译工作是达海在关外完成的,反映的是明末东北方言的语音特征。利用满汉文的对音发现明末东北方言中存在知二、庄组与知三、章组的对立,精组基本不存在读入知系的情况。今天的[■]声母字在当时的东北方言中既不全读为[■]声母,也没有出现普遍读为零声母的情况。[u]韵母以外的微疑影喻四母合口字普遍读为[v]声母。

从《三国志宗寮》对音看东北官话尖团音合流的时间

根据满汉合璧本《三国志宗寮》中人名的满汉对音,细音前,见晓组腭化的为89.9%;根据满文转写、特别是对撮口呼字的译法,精组腭化的为86.1%。本文认为,东北官话十七世纪初期开始尖团合流,中期尖团音合流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

诸葛亮先祖并非诸葛丰考

受陈寿《三国志》的影响,传统观念认为西汉元帝时期的名臣诸葛丰是诸葛亮的先祖。但经仔细考证,诸葛亮本人从未称诸葛丰之后;《三国志》对此记述前后矛盾;诸葛氏家谱谱系记述不明等原因,因此诸葛丰为诸葛亮先祖不足为信。诸葛丰为诸葛亮先祖是中国古代文人美化名人、推崇伟人文化情结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