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塔圣教序》的诞生——一件书法经典的政治性与物质性

《圣教序》全名《大唐三藏圣教序》,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八月为高僧玄奘(600-664)所译佛经撰写的序言,太子李治阅读《圣教序》后,随即撰成《述圣记》一文。两篇文章的出现,对于当时的佛教团体和京师社会而言,意义非凡。不仅被反复抄录于玄奘所译诸经卷首,也被刊刻成碑。其中最早的制作,是永徽四年(653)褚遂良亲书的两方石碑,并立于大雁塔基南的东西两边,后世称为《雁塔圣教序》。对于《雁塔圣教序》的认识,长久以来多囿于艺术层面的欣赏,本文则将其还原至所诞生的历史语境之中,尝试从历史学角度重构这件书法经典出现的政治背景和物质环境。

谈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的临习

褚遂良学书,『少则服膺虞监(虞世南),长则祖述右军,』传世楷书作品早期的有《孟法师碑》和《伊阙佛龛》,『平正刚健,法本欧阳,多参八分』(清梁(山献)语),『出于《吊比干文》、《齐武平五年造像》,皆八分之遗法,』(康有为语)。褚遂良的早期楷书非常优秀,但前人痕迹比较明显,因此,要推他的代表作品当为写于永徽四年(六五三)的《雁塔圣教序》。楷书结构,凡是线条厚重者,为了避免臃塞,在字心中留出空白,结体就得竭力向四周扩张,呈外拓形状,并写成方正形体。相反,凡是线条瘦劲者,为了避免字心中宫因余白太多而容易出现松散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