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

从招生规模看,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占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高等职业教育主动适应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采用熵值法测算我国各省份2014—2021年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数,通过Moran’s I检验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等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两个维度的空间作用机制、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在空间分布上都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高等职业教育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对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在东部地区呈现显著正向直接效应,西部地区呈现显著负向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高等职业教育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在西部地区还具有显著正向间接效应。建议从宏观层面构建层次分明、有序衔接的职业教育发展格局,从中观层面加强职业教育区域协同发展,从微观层面落实产教融汇、丰富专业群建设内涵。

基于数值试验的降雨径流过程对不透水面空间分布的响应分析

为解析降雨径流过程对不透水面空间分布的响应关系,构造了一个3 km×3 km的假想试验区域,面向试验区域构建了包含6个不透水率的36种不透水面空间分布,并建立相应的数值试验模型,模拟了重现期分别为2、5、10、20、50、100 a共6种不同重现期短历时设计降雨下的降雨径流过程,基于模拟结果对不同不透水面空间分布情景下的降雨径流过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同一不透水率下,不同不透水面空间分布的径流系数差异相对较小,不透水面空间分布对径流特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径流峰值和峰现时间上;在同一降雨条件下,不透水率变化是径流过程变化的主导因素,径流系数与不透水率呈线性相关关系,随着不透水率的增加,径流过程线逐渐由“矮胖”变得“尖瘦”。

营造新型阅读环境:图书馆空间再造反思

图书馆空间服务理论包括图书馆作为空间理论、第三空间理论和空间再造理论。空间再造理论推动图书馆新型空间建设,但许多新型空间脱离了图书馆阅读服务的目标,图书馆人需要运用新的阅读环境营造理论与约束空间再造理论。营造新型阅读环境的主要目标包括:营造保障与服务阅读的环境,营造引导与推广阅读的环境,营造促进与激励阅读的环境。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分析——以陕西地区省级村落为例

以陕西地区429个省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野外调研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相融合的方法,从地理区位、地形地貌、气候条件、水系分布、经济条件、历史文化等多维度对陕西地区省级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形态与形成机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陕西地区省级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呈现出陕北区域分布较为集中,延安和榆林地区尤为突出,而陕南和关中区域除安康和渭南地区分布相对密集,整体分布较为分散,全省已经形成4个集中聚集区域;陕西地区省级传统村落分布特征与其所处区海拔高度和水系分布密切相关,低海拔区传统村落分布数量较多,且多邻近水源地或沿河流水系分布,地形地貌特征和河流水系分布直接影响陕西地区省级传统村落分布基本格局,地域文化、经济条件及历史文化等因素进一步促进了4个核心区域的形成.

中国省域工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港澳台外)的面板数据,结合工业生产的特点,使用非期望SBM模型测算中国省域工业碳排放效率,结合莫兰指数、核密度、空间马尔可夫链模型对中国省域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分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解读。结果发现:样本期间,工业碳排放效率呈先降低后升高的走势;2013年起我国工业碳排放效率在省域空间中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工业碳排放效率的省域分布情况为分散聚集分散,地区差异增大有两极化趋势,且存在明显的时间滞后性和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金融创新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金融服务效率的机制分析与空间计量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业态融合创新的产物,对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和嵌套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动态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溢出效应和作用机制,得出:数字金融创新不仅能直接促进本地区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渐进、动态的长期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是数字金融创新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地区,数字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溢出效应和中介效应均明显高于非试点地区。因此,要稳步推进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优化数字金融业态空间布局,畅通数字金融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

在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浪潮下,数字贸易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实现产业优化升级、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基于2014—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计算数字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二者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特征;数字贸易发展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均可以产生促进作用,并存在区域异质性。从直接效应来看,对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强于东部地区;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东部地区对周边省份有更强的正向溢出效应。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发展的时间向度、空间向度和本体向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清醒的历史自觉、勇毅的历史主动。从形成发展的时间向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不忘本来,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质;立足现实,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向未来,致力于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形成发展的空间向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既立足中国,坚定文化自信、走自己的路;又放眼世界,秉持开放包容、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致力于实现中华文化同世界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从形成发展的本体向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守文化建设的本源,在牢固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不断拓新和发展。

智慧社区人本化转型的行动框架与策略--基于“人-技术-空间-平台”四维互嵌视角

智慧社区作为构成智慧城市的基本单元及我国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其建设和治理模式的人本化转型,对于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促进城镇空间人性化设计、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文献资料、政策法规和城镇发展状况,梳理智慧社区建设发展演进脉络,厘清影响智慧社区人本化转型的“人”“技术”“空间”“平台”等4种因素,从参与主体、技术支撑、空间载体、治理平台等4个维度构建智慧社区人本化转型的理论框架,以期为我国智慧社区高质量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从空间规划体系到国土空间体系——兼析国土空间体系构建下的国土空间治理趋向

研究目的:分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国土空间体系表述的形成脉络及内在逻辑,并从国土空间体系构建视角探讨国土空间治理的未来趋向。研究方法:综合分析法与对比分析法。研究结果:国土空间具有“区域”和“要素”双重特性,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旨在解决传统国土空间治理的“区域”“要素”缺乏统筹问题。从空间规划体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到国土空间体系的演变,实质上是不断推进迈向高质量发展、强化“区域—要素”统筹的国土空间治理。在构建国土空间体系的指引下,国土空间治理既要聚焦国土空间的高质量发展,绘就国土空间协调发展蓝图,又要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做好国土空间治理的“区域—要素”统筹。研究结论:面向国土空间体系构建,国土空间治理未来应做好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区域—要素”统筹治理。

软黏土地区深大基坑工程桩-连续墙体系空间变形效应

土体开挖过程中深大基坑存在明显的空间变形效应,对其主体结构力学行为产生影响。以新建苏州南站枢纽深大基坑为工程背景,考虑地连墙厚度及工程桩的影响,基于ABAQUS建立三维空间有限元模型,采用修正剑桥模型考虑软黏土的应变硬化特征,从地连墙侧向位移、墙后地表沉降、工程桩和坑底土体隆起3个方面,研究软黏土地区深大基坑工程桩-连续墙体系的变形特征及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深大基坑地连墙的侧向位移和地表沉降均呈现明显的角部效应,基坑A区(地连墙厚度1 m、桩径1 m)地连墙侧向位移角部效应的影响范围为1.05~1.71倍开挖深度,基坑B区(地连墙厚度0.8 m、桩径1.5 m)地连墙侧向位移角部效应的影响范围为0.91~1.48倍开挖深度;基坑A区、B区地表沉降角部效应的影响范围分别为1.24~2.10和1.77~2.47倍开挖深度;深大基坑空间变形角部效应与工程桩桩径及地连墙厚度有关,并且对基坑长边的影响效果大于短边。工程桩可有效增大基坑开挖面以下土体的刚度,减小地连墙的侧向位移;增大地连墙厚度可有效降低基坑的整体变形。基坑工程桩与坑底土体隆起总体呈现中间大、周边小的特征,工程桩周边土体受其约束,隆起较小;在一定范围内,工程桩对土体隆起抑制作用与其桩径呈正相关,与其桩间距呈负相关。软黏土地区深大基坑设计计算中需关注工程桩-连续墙结构体系的空间变形效应。

协同治理视角下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与思考——以江苏为例

国土空间规划是完善现代化治理手段、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工具。在总结跨地区、全流程、多主体的协同治理框架下,基于江苏省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多层次同步编制的实践,探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推动区域协同治理的有效路径。跨区域协同治理通过城市定位协同、生态环境治理协同、交通协同、市政基础设施协同、文化协同等手段,实现不同空间协同治理目标的落实;全流程协同治理通过建立常态化沟通磋商机制,实现省市县的纵向传导反馈和多部门、多条线的横向寻求共识,化解跨界地区矛盾;多主体协同治理侧重制度建构,保障行政力、市场力和社会力的多元参与。

考虑负荷空间均衡和充电站合作博弈的快速充电定价机制

为了平衡快速充电负荷空间分布,提高电动汽车用户充电满意度,提出考虑负荷空间均衡和充电站合作博弈的快速充电动态定价机制。首先,通过实际订单数据逆地理编码得到出行概率转移矩阵,结合路网模型和速度-流量模型建立电动汽车充电负荷时空分布模型;然后,考虑用户主观意愿,建立计及用户偏好的充电站选择决策模型,模拟用户对于充电站选择的理性决策行为;最后,以充电站节点负荷均衡性为目标,建立区域内快速充电站合作模式下的动态定价博弈模型,通过迭代算法求解均衡值,并利用Shapley值法对合作联盟所得剩余收益进行分配。仿真实例表明,所提快速充电站动态定价策略能有效降低充电站节点的负荷方差,提高充电桩利用率和充电站收益,并减小用户排队时间,提高用户满意度。

黄河源区高寒退化草地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解黄河源地区“黑土滩”退化草地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分布的关键地形特征,利用2019年黄河源区玛沁县、河南县、泽库县遥感影像解译数据,结合实地调查,分析高寒“黑土滩”型退化草地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黄河源区“黑土滩”型退化草地海拔为3500~4000m,且在海拔3700~3800m时退化最严重;从坡向分析来看,“黑土滩”型退化草地主要发生于阳坡、半阳坡,从坡度分析来看,“黑土滩”型退化草地主要发生于缓坡地和滩地。聚类分析发现研究区草地类型为阳坡极度退化草地、半阳坡重度退化草地、阳坡-滩地轻度退化草地、半阳坡轻度退化草地、湿地轻度退化草地、阴坡未退化草地等6类。随着退化程度的加剧,植被盖度、地上生物量减少;同一土层的全氮、全磷、碱解氮、速效磷、有机质含量在湿地轻度退化草地和阴坡轻度退化草地中最高,阳坡极度退化草地最低,且差异显著(P<0.05);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以及土壤速效钾含量在重度、轻度退化草地较高,湿地轻度退化草地显著最低。阳坡极度退化草地全钾含量、鼠害破坏率和鼠洞数最高,湿地轻度退化草地全钾含量最低,与阳坡极度退化草地差异显著(P<0.05);湿地轻度退化草地和阴坡轻度退化草地均无鼠类活动。

闽楠-杉木人工混交林混交比对闽楠生长形质和空间利用能力的影响

为了分析混交比例对闽楠-杉木人工混交林中闽楠生长形质性状、空间利用能力的影响,明确珍贵用材树种闽楠的经营方向,以江西省分宜县上村实验林场6年生闽楠-杉木人工混交林和闽楠纯林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混交比例处理对闽楠生长、干形形质、空间利用能力的影响,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综合评价不同混交比例的闽楠生长表现,筛选出最佳混交模式。结果表明:(1)混交处理促进了闽楠生长,改善了闽楠干形形质。2楠1杉混交处理中,闽楠的胸径、树高、单株材积、枝下高、枝下高比例均为最大,分别比闽楠纯林增加了21.44%、31.78%、79.41%、48.00%、30.23%(P<0.05);但尖削度和胸高形数均小于闽楠纯林,尖削度和胸高形数分别降低了24.43%、7.20%。(2)混交处理提升了闽楠的空间利用能力。混交林的平均冠幅、冠高、树冠体积、树冠表面积、生长空间指数均显著高于闽楠纯林,各指标分别提高了6.49%~10.27%、11.28%~27.89%、45.36%~86.09%、27.56%~44.39%、13.24%~36.76%;但混交林的树冠圆满度均低于闽楠纯林。(3)混交处理能够改善闽楠的生长特征和空间利用能力,综合评价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2楠1杉(2.282)、1楠1杉(1.479)、3楠1杉(0.973)、纯林(-1.365),2楠1杉混交处理为最优混交比例。因此,营建闽楠-杉木人工混交林可提升闽楠的生长形质和空间利用能力。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分异研究

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有利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优化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现有关于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传统生产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展开讨论,鲜有文献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纳入城乡要素流动范围并探索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测算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全国要素流动总指数呈现出小幅度增长的态势,位于均值之上的地区中64%是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说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实施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第二,要素流动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结论在引入城乡之间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采用删除4个直辖市和缩短时间窗口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第三,空间异质性分析中,劳动力、土地和数据要素始终表现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要素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影响范围逐步扩大,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逐渐凸现,由华东和华南地区向东北和西南地区转移;第四,在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电商销售是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机械化和产业结构变迁并未发挥出中介变量的作用,不同于已有的研究结果。因此,今后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拓展深度与广度;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整体推进与试点示范相统一的指导原则,推广实践中形成的典型经验。研究结论为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动的机制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健全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上的参考。

空间目标天基光学定位方法综述

近年来空间目标定位领域不断结合网络协同、多模融合等探测技术,发展迅速。其中,基于天基光学探测的定位方法以隐蔽性好、测量精度高的独特优势在民用和国防领域应用广泛。为了分析不同情景下适用于不同类型目标的定位方法,针对基于天基光学探测的空间小目标定位进行综述。首先介绍天基光学探测技术的发展、空间目标的分类和特点以及空间目标定位的概念。然后着重分析适用于空间“小、弱”目标的单星和多星定位方法,并对近年提出的异质传感器联合定位展开说明。最后,依据成像过程建立空间目标定位误差分析模型,分析定位精度的影响因素占比并根据现存问题做出总结和展望。

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公布的2018年中国1880个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冷热点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考察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梯度化”特征,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数字乡村在长三角地区呈“片状分布”,而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呈“点状分布”。2)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网络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长三角地区形成“高-高”集聚。数字乡村发展呈现次热点区和热点区围绕高热点区集聚的“中心-外围”结构形态。在热点区与冷点区之间形成“T”字形狭长地带,将热点区与冷点区分隔开。3)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总体基尼系数为0.0359,其中数字乡村的区域间差距是数字乡村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4)产业经济、人口教育、财政金融和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异特征对数字乡村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收敛——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经济增长条件收敛模型,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全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条件收敛特征,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收敛;东中西部地区和南北地区均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仅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累积效应,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充分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二是巩固数字经济的区域经济收敛效应,三是推行差异化的数字经济政策,四是推动数字经济均衡发展。

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时空格局及空间分异机理

通过对中国30个省份农业碳排放效率进行了再测算,围绕其时空格局特点与空间分异机理展开探讨,发现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整体呈“东高西低”特征且两极分化较为严重,其中以北京为代表的12个地区处于最佳前沿面,余下18个地区则存在较大提高空间。2007年以来,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即存在增强且趋于稳定的空间集聚特征;同时,高—高集聚区与低—低集聚区包含的省份数量之和已占到省级行政区总数的73.33%,表明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亦存在明显的局部空间聚类现象。城镇化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农业产业集聚和财政支农力度是影响农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且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增强关系。具体到不同区域,东部地区的主导因子为财政支农力度,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分别受农业发展水平、环境规制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