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簋铭文与鲁国初封——兼说“兆”之异体

禽簋铭文中的“■”应隶定为“■”,释为“■”,该字亦见于周原甲骨文,与“■”“■”等同为表示“兆”动词形态的后起形声字。禽簋铭文记载的禽在东征之前“祝”的行为符合器主“禽”大祝的职业身份。“■”与鲁侯尊铭文中的“■”实为一字之异体,为系联两器提供了线索,禽簋铭文器主“禽”即鲁侯尊铭文之鲁侯,亦即初代鲁侯伯禽。禽簋铭文与鲁国初封直接关联,更与《尚书·多方》《史记·鲁世家》等文献系联,则可探索鲁国初封之年等信息。

中国蓼属(蓼科)三新种

描述了中国新疆蓼科Polygonaceae蓼属萹蓄组PolygonumsectionPolygonum3新种。乌鲁木齐萹蓄P.urumqienseF.Z.Li,Y.T.Hou&F.J.Lu在体态上与萹蓄P.aviculareL.很相近,但花在枝上部叶腋簇生成穗状花序,雄蕊5–6枚,瘦果两型,长果表面密具不规则排列的小点,易于区别。塔城萹蓄P.tachengenseF.Z.Li,Y.T.Hou&F.J.Lu在枝上部的花不形成总状花序,雄蕊8枚,瘦果表面具成行的小点等方面与萹蓄近缘,其区别在于3–6花仅簇生于枝上部叶腋,叶片条状披针形,背面主、侧脉极其隆起,托叶鞘较长,约达1.1cm,具15–20条纵脉;又因其茎直立,花簇生于枝上部叶腋而与展枝萹蓄P.patulumM.Bieb.相近,其区别在于叶背面中脉和侧脉极其隆起,托叶鞘较长,达1.1cm,具15–20条纵脉,枝上部的叶不渐小,花在枝上部叶腋簇生,不形成总状花序,瘦果表面具成行的小点。石河子萹蓄PolygonumshihezienseF.Z.Li,Y.T.Hou&F.J.Lu茎直立,花3–6朵簇生于枝上部叶腋,雄蕊8枚,瘦果表面光滑,略具光泽,与帚萹蓄P.argyrocoleonSteud.exKunze相近,区别在于叶背面中脉和侧脉极其隆起,托叶鞘长,达1.1cm,具15–20条纵脉,花在枝上部叶腋簇生,不形成总状花序;同时在体态上又与塔城萹蓄十分相近,但其枝上部的叶逐渐变小,瘦果表面光滑,略具光泽,易于区别。对3个新种及其近缘种的花粉形态、叶表皮特征和瘦果微形态进行了光镜和扫描电镜比较观察。

滇中宁州禄氏土司家族名士及诗文创作

滇中宁州历史悠久,乡贤名士辈出,禄氏家族由武功起家,掌控一隅,明末清初禄氏聚居宁州甸尾城,经几代武将乡贤名士的文武韬略,武功卫疆,诗文唱和,形成了滇中独特的土司家族名士文化。

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史研究

侯外庐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涉及的问题包括封建社会确立的依据、中国封建社会的起讫时间、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封建社会的演变与解体以及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等。他指出,体系化的制度形式——法典是判断封建制度最终确立的主要依据,土地国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虽然前后期土地经营的方式有所改变,但是国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典范与方法:侯外庐与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侯外庐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对于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而言,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曾经长期发生重要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将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这样一个脉络之中来考察侯外庐是否合适?换言之,对于"中国哲学史"来说,关于侯外庐的讨论是切题的还是不相干的?第二,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来说,侯外庐所建立和提倡的典范与方法是什么?第三,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是如何流行的?那种典范与方法是否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建立之后的结果?抑或对于侯外庐自己来说,这种典范与方法可以视为一种学术发展的结果?第四,对于当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最近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是否还有其相关性和意义?

侯外庐在史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上的贡献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哲学史而闻名中外。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对史学理论和历史学学科建设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述,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强调史学工作者在理论上和品质上的修养是极其重要的,这些修养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科学上的诚实态度和执行自我批判的精神。关于历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他认为,应该是搜集大量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和整理,经过概括和抽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发现事物内部的规律性,得出科学的结论。他还提出了历史科学"生长点"的问题,根据矛盾学说,指出,历史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批评,没有批评就不能发展。关于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他提出了四条原则:一是热处理,就是要趁热打铁;二是要注意文章、考核、义理;三是注意培养尖子,不能搞平均主义;四是发扬民主精神。他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化的问题,提出: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这些思想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当今的史学理论和学科建设上,仍有突出的参考价值。

侯外庐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之研究

侯外庐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采用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作了独创性的研究,得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典的古代"同属于奴隶制社会阶段,但二者走着不同的发展路径的结论。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特色,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

侯外庐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交流与论辩

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的心脏所在地重庆,以周恩来为领导核心的中共南方局,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抗战和学术研究的进步学者,为他们创造了学术风气正派、务求实干创新的研究环境。侯外庐作为当时的左派文化领导人之一,在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交流与论辩中,思想觉悟与理论水平进一步提升。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习及其形成的诸多论断至今深有启发,特别是侯外庐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并行研究的治史方法和"实事求是""独立自得"的治学精神成为后学者的典范。这些都奠定了侯外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指南后录》中的交通路线及其书写

《指南后录》是文天祥从广州到大都过程中创作的一部诗集。集中记录了文天祥所走的水陆交通路线,包括赣江、长江及大运河周边的沿线城市,较好地反映了路途中的交通状况、城市风貌和诸多交通现象。通过对诗歌中交通细节的解读,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文天祥的思想和内心,以及行途中诗歌风格和情感的变化。

论侯外庐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侯外庐运用唯物史观清理发掘清代学术史中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卓然成一家之言。他研究清代学术史是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写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表现出对现实的深深关注。他始终以社会史研究作为学术史研究的基础,把社会经济视为解释、理解学术思想现象的基本立足点。他从明清之际社会大变动及思想剧变的历史关节点入手,探索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他运用跨学科等多种方法研究清代学术史,为我们树立起“实事求是”与“学贵自得”的一代优良学风。

论清代宫廷音乐中的“蒙古乐曲”

《吕律正义后编》中的蒙古乐曲由两个部分组成:《笳吹乐章》和《番部合奏》。从历时性、共时性角度将“蒙古乐曲”与蒙古萨满教音乐、蒙古可汗祭祀歌以及民歌比较,可见清代“蒙古乐曲”不同于别的宫廷音乐,是受到蒙古族民间音乐影响而后生成发展的音乐产物。

西方“启蒙”观念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书写中的运用与发展——以侯外庐、萧萐父的明清哲学研究为例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启蒙"观念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过程中,侯外庐、萧萐父二人继承梁启超、胡适的明清思想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式,将晚明至清道光年间的三百多年的历史称之为"明清之际",并认定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在思想界也出现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萧萐父还进一步论定,与欧洲启蒙思想反对"宗教异化"的历史任务不同,"中国早期启蒙思想"主要是反对"伦理异化"。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西方"启蒙"观念的理解、运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启蒙"观念在现代世界历史中的多义性与差异性。

关于《大戴礼记》源流的几个问题

《大戴礼记》是儒家一部重要典籍,但其源流方面迄今存在许多问题,诸如成书时代及渊源,编撰之作 者,与《小戴礼记》之关系,今之十三卷本之由来等。《大戴礼记》确为西汉戴德所辑传之书,它是戴德在所受后仓基 础上增益而成的。今本是大戴原本的节选本,而非残佚之本,更非伪作之品。

1940年代郭沫若与侯外庐墨学研究的异同及成因

郭沫若、侯外庐在1940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墨学,却分别以“天志”“尚贤”作为其核心思想进行诠释。郭沫若认为,墨子代表“王公大人”的立场,是反动、反人类和不科学的;侯外庐则认为,墨子代表觉醒的“国民人类”利益,侧重从知识论、人类观、民主观、天道观发掘其合理成分。两人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社会史视角进行研究,结果却得出迥异结论,可谓“同途殊归”。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解和运用不同。

侯外庐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体系的初步形成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殊贡献

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点意义:首先,侯外庐的史学实践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和历史观的转换,即确立服从政治需要、学以致用的史学观,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观。侯外庐创造的历史体系尤其是思想通史体系,对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影响都很深远。其次,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习及其形成的诸多论断至今深有启发,仍不过时。特别是侯外庐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并行研究的治史方法和"实事求是"、"独立自得"的治学精神成为后学者的典范。这些都奠定了侯外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侯外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上的特殊地位

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点意义:首先,侯外庐的史学实践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和历史观的转换,即确立服从政治需要、学以致用的史学观,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观。侯外庐创造的历史体系尤其是思想通史体系,对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影响都很深远。其次,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习及其形成的诸多论断至今深有启发,仍不过时。特别是侯外庐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并行研究的治史方法和"实事求是"、"独立自得"的治学精神成为后学者的典范。这些都奠定了侯外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秘色”研究的四段基础文献

“秘色”是指唐、五代、北宋初,越窑烧造的“秘色瓷”。从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被考古发掘至今,在文献与考古“双重证据”的互证之下,千年“秘色”研究似乎被推到了“显学”行列。然而对于到底何谓“秘色”,学界好像依然存在着不小的分歧。究其原因,恐怕与长期以来对相关历史文献缺乏细致梳理、认真甄别、深入挖掘等不无关系。本文在法门寺等系列考古发掘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从唐至清千余年间散布在诗赋、正史、文人笔记、陶瓷专著、地方史志等中的代表性“秘色”文献,发现有四段学术价值不容小觑的基础文献。它们分别是陆羽的《茶经》、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徐夤的《贡馀秘色茶盏》诗、赵令畤的《侯鲭录》等。

刘宝才教授的先秦思想文化研究

刘宝才教授先秦思想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学术渊源主要是“侯外庐学派”,也吸收了王国维、徐中舒等学术研究范式和方法。他的先秦思想文化研究突出在炎黄文化研究方面;他对儒家经典《周易》《论语》《大学》《中庸》都做过专门研究,对儒学更新发展有考辨;对先秦诸子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研究和阐发,认为诸子各派学说都有价值,对道、法、名、阴阳家都有专论。先秦思想史研究是刘宝才教授在传承发展侯外庐学派、追随张岂之先生不断深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工作,先后参与《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学术史》等先秦卷的撰写和主编,对先秦思想史有系统梳理,形成了与时俱进、正本清源的学术观点。

侯外庐领衔的学术研究团队对中国思想史的开拓及其研究特色

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点意义:首先,侯外庐的史学实践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和历史观的转换,即确立服从政治需要、学以致用的史学观,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观。侯外庐创造的历史体系尤其是思想通史体系,对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影响都很深远;其次,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习及其形成的诸多论断至今仍深有启发,特别是侯外庐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并行研究的治史方法和"实事求是""独立自得"的治学精神成为后学者的典范。这些都奠定了侯外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个性——以侯外庐为例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该具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治学,勇于提出并坚持自己带有创新性的学术见解,不去迎合某种潮流或趋势。作为一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大家,侯外庐先生便具有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纵观其一生的学术历程,其个性的学术表现、产生原因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对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