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员告身的收缴——从武义徐谓礼文书谈起

徐谓礼文书中初入仕的录白告身的阙失,有可能是因其违法被追夺造成的。这涉及宋代官员告身的收缴制度。宋沿唐制,针对官员某些犯罪行为制定了特定的除名、免官、免所居官的处罚,官员一旦犯了上述罪,政府便褫夺其官职,追缴其相应的告身。但宋代的勋官不在免官法夺官之列。官员还可以官品抵罪,谓之"官当",其告身亦须追缴。南宋规定以官当徒,官品标准比照《宋刑统》可上调一级作当。

《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之“嘉定献宝”考辨

随着"‘新出文献与历史学研究:7-13世纪’工作坊"系列研讨的开展,《徐谓礼文书》敕文中的"嘉定献宝"展现出社会、文化的广阔视野。玉宝的真实性是对"嘉定献宝"价值的充分肯定,其论证依托于蒙宋外交的重大背景;玉宝的徽宗朝身份则是南宋借以重树正统的关键所在,其探讨存在着金人索印与敕文"百年之久"的重要印证;而由庆贺玉宝引发的嘉定十五年大朝会更是弥补了众多史料中南宋礼仪的明显缺失,对当前研究具有重要启发。

南宋武义徐谓礼文书研究

南宋武义徐谓礼文书分为录白告身、录白敕黄与录白印纸三部分,完整记录了南宋中下级官员徐谓礼30年间的从官、转官经历,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详细的官员人事档案,为研究南宋的政务运行、文书制度等方面提供了新材料。

从《徐谓礼文书》看《吏部条法》所载南宋常调差遣关升制度

《徐谓礼文书》与《吏部条法》均为研究南宋职官制度的重要原始文献,前者体现了官员授官任职的实际情况,后者代表了南宋以来吏部日常管理的规章条令,二者从不同层面展现了南宋常调官员的日常管理制度。因此,参照《吏部条法》的相关条令对徐谓礼的历任差遣关升过程做一番实地考察,可进一步探索南宋以来常调差遣资序关升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同时对于相关制度条令的创立与发展也可得到崭新的认识。

徐謂禮文書簽押附注詞考

《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的整理出版爲研究宋代官文書提供了非常好的範例。簽押是官文書生效的必經程式,本文考釋了"免書"、"分書"、"都督"、"督視"、"奉使"、"未上"這六種較爲少見的簽押附注詞,它們與"假"、"闕"一樣,都是任責官員未能簽押的特殊情況說明。

南宋中后期告身文书形式再析

依据除授方式的区别,告身分为制授告身、敕授告身与奏授（旨授）告身。制授告身对应高层任命,敕授告身承载特旨除授,奏授告身则反映由吏部奏上的常规注拟与迁转。南宋中后期是告身制度的末期,告身书式高度精简、稳定。以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发现为契机,结合其他存世告身文献,本文总结出这一时期的一般告身书式,并试图以政务运行的眼光,再次分析其文本所反映的政治结构与行政运作流程信息。告身盛于唐宋,作为当时普遍行用的除授凭证,其发展与唐宋间职官体系的变迁同步,是唐宋国家政治体制变化的反映。伴随选任制度的变迁与除授文书体系的调整,作为一种独立文书类型,告身的核心意义由凭证向象征转移。

宋代基层文官的初仕履历——以《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为中心

近年面世的《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所收文书完整且清晰,为深入研究宋代文官选任、考课等问题提供了可能。通过选取徐谓礼从入仕到初任满替这一阶段的文书为考察对象,结合传世资料中的记载,可以了解宋代基层文官初仕阶段的经历及官方的相关规定。名臣之子徐谓礼因父荫入仕,越过选人,径为京官,并授监当差遣。其待缺期间的印纸批书,既说明宋代印纸批书与差遣相关联,也说明宋代考课在官员待缺候任期间就已启动。从到任至初任满替阶段,徐谓礼虽乏善可陈,但无功无过,平稳度过初任。这也反映了宋代一般基层文官的生存状态。徐谓礼的个案虽有其特殊性,但亦为了解宋代,特别是南宋晚期基层文官群体的仕进之路提供了借鉴。

从《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看南宋时的给舍封驳——兼论录白告身第八道的复原

《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证明了元丰改制时依据唐制所建立的人事除授中制授、敕授、奏授等三种告身制度的存在,以及尚书省以奏抄为文书主体的日常政务运作方式的确立。文章结合文献分析了徐谓礼两类告身的形成过程以及给事中、中书舍人在其中的角色及其作用,重新评估了南宋所谓给舍合一以及封驳权的行使问题,认为给、舍各自的职能及其封驳权力并不曾因为所谓的三省合一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并不存在封驳职废或者职能互相侵夺的问题。徐谓礼文书并不支持诏敕等下行文书需要签"读"字的说法,但给事中署名行下的过程称作"书读","不书读"即构成封驳。文章最后在制度梳理的基础上讨论了徐谓礼文书中一则告身的复原问题。

南宋告身文书对比研究——以徐谓礼文书为中心

南宋徐谓礼文书包含录白告身共十一道,其中,敕授告身五道、奏授告身六道。2015年出现于拍卖市场的司马伋告身真迹为敕授告身。文书实物的出现,弥补了南宋告身文书缺乏的遗憾。结合传世文献,释读徐谓礼文书中一道敕授告身,剖析告身内容和组成要素,并将其与司马伋告身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制度变迁与不同年代的告身之结合异常密切,告身文书反映着其所颁发年代的政治现实。

徐谓礼文书--南宋官制百科全书

徐谓礼?谁?这位来自浙江武义的南宋“公务员”的人生故事,要从2011年讲起。2011年初,一张文书照片传到了武义县博物馆馆长手中,据传照片中的文书出土于武义县城近郊古墓,并流入市场。2011年12月28日公安部门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缴获文书13卷。2012年7月5日,又将已流散到北京的另外4卷文书追回。

徐谓礼《淳祐七年十月四日转朝请郎告》释读

出土于浙江省武义县的徐谓礼文书中,发现了迄今所知最完整、最丰富的宋代奏授告身资料。本文通过释读徐谓礼《淳祐七年十月四日转朝请郎告》,指出宋代元丰改制后确立的奏授告身体式与唐代制度一脉相承,具体格式则顺应三省六部制度的演变作了相应调整。从徐谓礼奏授告身的签署格式来看,尽管史籍中有所谓南宋三省合一的提法,但在实际的政务运行中,三省的分野和分工依然存在。

宋代印纸的概念和流转程序——兼及印纸作为仕宦象征的意义

印纸是宋代考课手段的重要载体。新出《武义县南宋徐谓礼文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结合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使宋代印纸研究能够得以推进。文章即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书,针对宋代印纸的概念、流转过程和象征意义三个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说明印纸概念、流转程序以及印纸作为仕宦象征物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徐谓礼文书下葬的合理性。

奏鈔復用與北宋元豐改制後的三省政務運作

奏鈔是唐前期三省體制下處理日常政務的主要文書,隨着唐宋間中書門下體制的發展,一度淡出歷史舞臺。北宋元豐改制將中樞政務劃分爲"有法式事"與"無法式事"兩部分,奏鈔恢復行用,成爲處理"有法式事"的專用文書,並以"條例"作爲判事依據。從奏鈔的實際運用中可以看出,元豐改制重建的三省與唐代已有所不同,尚書省在政務運行中吸收了中書門下體制的諸多特點,中書與門下兩省亦存在新的制衡機制。而奏鈔復用的更大意義在於將皇帝從繁3)的細務中解放出來,標誌着宋代君主走向政務前臺的進一步深化。

宋代官衔带“新授”现象研究

宋代官员凡新授职务,最早收到省札后就可称“新授某官”,这很普遍。其意义一则突显中央权威;二则官员提前注授职务并允许入衔,有利于稳定日益膨胀的官僚队伍。按道理新官上任后应去掉“新授”字样,直接称“某官”,但地方官往往上任半年内,在与中央的往来文书中,仍称“新授某官”。这一时段类似“试用观察期”,一方面新官用来适应新岗位,亦享有“免责”的优待;另一方面所在机构、监司、台谏会监督新官的表现,及时淘汰问题官员,作为对以文书、资历为主要依据的选任制度的修正。

武义南宋徐邦宪墓的发掘

2019年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武义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对位于武义县城西郊的徐邦宪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徐邦宪墓分为地表墓园和地下墓室两部分,墓园破坏严重,现仅残存部分拜坛遗迹;墓室为双室并列的砖椁石顶墓,左室出土一通《徐邦宪圹志》。徐邦宪为徐谓礼生父,该墓的发掘对研究徐邦宪家族历史和《南宋徐谓礼文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宋代任官制度中的零考问题

在官、职、差遣分离的宋代任官制度中,差遣是官员实际职务。其年度考核称为“考”,每满若干考后满任,官员获得进入更高资序的年资。宋代铨选机构对官员差遣任期的管理做过多次调整,至北宋元祐五年始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成为两宋铨选中的重要处理方式。如果官员因离职或满任后仍暂时在职,当年无法满一考,则这一部分任职时间称作零考。它是与满任相对的概念。宋代包含零考处理在内的官员任期管理方式,有其制度渊源、运作实态及意义。南宋徐谓礼文书展现了零考问题的诸多制度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