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在华耶稣会士面向西方描述的江西

初步梳理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在江西的活动线索,具体论述利玛窦、曾德昭、殷弘绪等人如何向西方介绍江西。不仅将其看作明清时期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更着意说明江西并非耶稣会士来华最重要的目的地,而是由于江西当时尚处于南北交通要道之中,因而获得一种"便道"交流的机会,从而首次被介绍给西方世界。这一研究可以为透视1840年以后逐渐失去"便道"交流机缘的江西历史进程,提供一个参照物。

传教士和中国科举制西渐

中国科举制是通过传教士传播到西方去的 ,利马窦和曾德昭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科举制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参照物 。

曾德昭《大中国志》中的汉字字体名称研究

汉学名著《大中国志》介绍了汉字的四种字体,因只标了注音,未写汉字,引发后人诸多猜测,特别是第二和第三种字体,争议颇大。何高济认为第二种字体为行书,孟德卫、计翔翔、陈辉、董海樱等学者认为第二种为楷书,第三种为隶书。但大量资料证明第三种不应为隶书,而是行书。《大中国志》介绍的汉字四种字体应分别为篆书、楷书、行书、草书。

曾德昭《鞑靼人攻陷广州城记》译注并序

明清鼎革之际,广州两遭劫难。第一次是1647年初,李成栋、佟养甲率清军攻占广州,广州惨遭洗劫。次年因李成栋归附永历帝,广东重新回到南明政权控制范围。关于这一次广州劫难,当时在中国澳门的葡萄牙耶稣会士阿泽维多(Manuel de Azevedo,1581-1650)编纂的《中国的战争、起义、皇帝之死及鞑靼人侵入报告(1642-1647)》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人对国乐的译介研究

自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著述牢牢把控着国乐译介话语权,将中西方音乐文化之间的“不同”解读为“不及”与“原始”,塑造了国乐在西方的负面形象,对当前国乐译介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考察史料发现,利玛窦、曾德昭、杜赫德、阿里嗣的著作和《大英百科全书》(第七版,1842)等著述是这些负面印象的主要权威来源。当代国乐西传的译介实践应重新审视这些不利因素,进而探究如何有的放矢地进行国乐的译介与传播,逐渐清除西方社会对国乐的负面印象,以期为新时期的国乐西传、文明互鉴提供理论与实践上的支持。

建筑大师的细节考lvaro Siza“机能的美学”特展

常说建筑师是追求"通才"的万事通。我们爱看建筑大师的建筑设计,却更爱看他们在建筑完工后,特别设计的家具和生活小物。学学文创志业邀请1992年获得普立兹克桂冠荣耀的葡萄牙建筑大师Alvaro Siza与其合伙人(也是其弟子)CarlosCastanheira策展《阿尔瓦罗·西萨:机能的美学》,包括桌椅沙发、橱柜灯具、珠宝钟表、银盘酒杯、花器银饰、素描挂毯等一百五十件作品,十分难得地从葡萄牙渡海来台汇聚一堂。

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

美国"新清史"学者欧立德等人认为,欧洲称中国为"中华帝国",是17世纪中叶以后才有的事情,其中,清朝入关并通过征服建立大清国,可谓欧洲论述里中国从"地区"或"王国"跃升为"帝国"的重要转折点。大量欧洲古文献证明,其基本观点和一些具体说法存在问题。早在明朝时期,欧洲通过耶稣会士等媒介,将中国称之为"中华帝国"的说法已然确立并初步流行开来。欧洲人最初所谓的"中华帝国",恰是对"大明"及其此前中国的一般感知与印象。当时在欧洲,"帝国"一词的使用较为宽泛,如果简单地从今日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社会学所界定的"帝国"概念出发,去说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帝国"概念之内涵及其使用,重构欧洲早期汉学知识的系谱,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