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赋论的诗学本位

赋以铺陈,是乃赋体创制的本质要义。宋玉承接屈辞以定赋体,开启汉赋叙物一途,不关《诗》学之旨。但以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为代表的汉代赋论本于《诗》学经义,强将楚辞纳入《诗》学流变体系,形成以《诗》论赋的既定传统而影响久远;六朝赋论仍之,强调比兴讽喻;而唐以降赋话援取诗法之例,讲求律赋作法,反映六朝骈赋以至唐代律赋的“诗化”演变与铺陈丧失。凡此表现为古代赋论的诗学本位,在最为基本的观念上有悖赋体创制的本质特点。

《诗》义解缚与赋体自立

班固“赋者古诗之流”的假设建立在国家盛衰和世运演变的历史推论之上,异于文体流变的观照角度。赋与《诗》制别体,才是自立之本。而“辞人之赋”“日月献纳”只就武、宣为论,在后人接受则扩大为汉赋的整体印象。“不歌而诵”则纠结讽颂歌咏,经传互训,迄今以证辞、赋可歌,比于《诗》制入乐。班固执于讽颂而否定汉赋铺陈,刘勰继以比兴批评汉赋,风、讽、诵、颂纠缠不清,赋、比、兴相与为义,都以《诗》义掩蔽赋体铺陈,卒乃消解赋体自立。经传的训释只在“赋者铺陈”的一般意义上获取《诗》赋与赋体的关联,然“赋”本义究在溥遍广大,“赋”是天下四方无数单个具体之物的类聚。唯以大赋鸿篇大制的巨丽铺陈才合“赋”本义。只有解开《诗》义的重重束缚,才能直抵“赋”义,从而彰显赋体铺陈的本质特征。

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民族文学内地化探究——以师范为中心

清代白族诗人师范的杜诗接受活动是众多白族诗人向中华文化学习的个案之一,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作为滇西文献大家,师范读书广博,其诗作能明显看出取法杜诗的痕迹。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清诗在云南的发展演变的规律、云南诗学的复古风气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遭际都促成了师范学杜的动因。对于师范本人来说,杜甫的人格魅力和诗学成就影响了其诗歌的创作,其诗作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就是模仿杜甫的现实主义之作。在师范的人品和诗品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清代白族师氏作家群以及白族作家圈。可以说,以师范为代表的清代白族诗人,在苍洱之境的熏陶下,民族气质与中华文化碰撞间,开辟了白族文化内地化的又一新的格局。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文本性质探论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以组诗的形式呈现,组诗前有一段关于作者或作诗背景的文字,其中有一些音乐术语,三篇竹书具有诗、书、乐三方面的特色,可能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家文献中的《雅歌诗》为一类,同为先秦乐家记录乐辞的文献。春秋时期诗、乐分途,诗家主要用“三百篇”文本,而乐家所用的诗文本不仅包括《诗三百》中的诗篇,可能有一些编《诗》未选的早期诗歌,还有一些春秋晚期和战国的新作。

傅振伦与《刘知几年谱》之编撰

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而且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有的在多个学科领域都取得显著成就的学者,史学史是其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刘知几年谱》一书是傅振伦史学史研究的代表作,也是傅振伦多年从事刘知几研究的系统性总结成果。全书内容丰富,特点显著,是关于刘知几研究的名著,在刘知几研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师酉鼎历日补说

师酉鼎铭文所载历日“隹王四祀九月初吉丁亥”,可知它是一件王年、月份、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青铜器。目前,学术界以李学勤、张长寿、朱凤瀚及韩巍四位先生为代表,分别将之定为周孝王四年(前888)器及周共王四年器(前919)。文章在综合考辨上述二说的基础上,以“四分术”古天文历术为主要研究手段,采用月相定点说,考定该器铭文所载历日当为周共王四年(前948)。另外,通过考察铜器历日及人物与铭文内容的系联,师酉簋和师酉盘分别应当是懿王元年(前928)、四年(前925)器。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仙人飙车竟独往:元诗人丁复的籍贯、生平与主要经历

丁复是元代中后期诗坛领军人物,史籍记载其为天台人,真实籍贯应为台州临海。丁复的生年可能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卒于至正八年(1348)到至正十年(1350)之间。大德十一年(1307),他北上大都寻求入仕机会。皇庆元年(1312)与杨载、范梈等人受荐于翰林国史院。丁复放弃了这次机会,离开大都游历于江淮一带,至元五年(1339)于金陵僦宅寓居并终老于此,其仕宦轨迹成为当时许多南方士大夫的人生缩影。丁复一生至少育有两子一女,在金陵时曾任儒学训导,李谨之、夏煜、孙炎等均出自其门下。

试论苏词《望江南·超然台作》对杜诗《清明二首》的承扬

苏轼宦游密州期间所作《望江南·超然台作》与杜甫晚年漂流潭州所作《清明二首》,同为表现清明、寒食“双节”意涵的节令诗词,在形式方面,有着联章体、以乐写哀等诸多共同的艺术呈现,从中可看出苏轼对于杜诗艺术的推重与承扬,亦使二作并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清明诗词之杰出典范。

论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对朱子《诗集传》的阐发

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为羽翼、阐发朱子《诗集传》而纂,编纂始自熊禾的倡议,并一定程度上受《周易本义附录纂注》的影响。为阐发《诗集传》,胡一桂在其书中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一,选取朱子语录、经说为《语录辑要》编于书前,为阐发《诗集传》张本;其二,选朱子语录编为附录,试图以朱解朱;其三,集诸家解说编为纂疏,以疏解《诗集传》;其四,下按语阐发自己见解;其五,附王应麟《诗考》于书末,羽翼朱子废《小序》之举。

《文苑英华》选录杜诗底本溯源--以异文为中心

宋初官修总集《文苑英华》所选录的杜诗与通行杜集间存在诸多异文,包括字序调换、语词改易、诗句变更等。大量异文显映出其所据杜诗底本的独特性。经比勘可知,《文苑英华》与九家本、分门本、百家本等北宋诸种杜集非出同源,而二王本较特殊,王洙搜罗的文献中可能存在与《文苑英华》底本相同或近似的杜集。同时可排除蜀本杜集、樊晃《杜工部小集》、孙仅《杜甫集》、杂编杜集以及吴若本所参杜集为《文苑英华》底本的可能。若从文献编纂的过程来看,《文苑英华》编修时曾采辑前代类书,顾陶《唐诗类选》可能为其重要参本之一。《文苑英华》成书早于杜集祖本二王本,在杜诗结集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对其底本的追索有助于寻绎早期杜集文本的原貌。

“狂夫”作为语词的内涵变化及文化意义

《汉书·晁错传》载“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根据现存文献,我们知道“狂夫”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方相氏”职守,有“狂夫四人”,此“狂夫”是文化仪式中巫觋的辅助人员。在礼乐文化时代,“狂夫”还是“楚狂接舆”式的有极高文化素养和人格追求的文化精英。同时还出现了纯粹贬义的“狂夫”。到了秦汉时代,“狂夫”一词随着晁错的使用,发展出了臣子自谦自贬为“狂夫”的含义。这些内容丰富了“狂夫”的文化内涵。

家国之慨前后同归:清代台湾文人陈肇兴的杜诗接受

清代台湾文人陈肇兴的杜诗接受是杜甫诗歌在中国台湾传播的重要标志,他模仿杜甫前后出塞体诗、集杜诗及次韵《北征》诗,继承了杜甫以诗纪史的传统,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思想情感。陈肇兴杜诗接受是清代杜诗学盛行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清代中期以来杜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清代杜诗接受史乃至于清代文学史予以考察。

石生泉藏书题跋探赜

石生泉先生作为当代山西平遥籍的文史学者,终其一生,主要以研究乡邦文献及掌故为主。《董傅书室题跋》一书,因采取油印本的方式出版,未能广泛流布,故知者甚少。而作为其收藏古籍、书画的题跋汇编,当中涉及了诸多有关文献学的内容,如藏书活动、版本鉴赏、古籍流传、图书考证等。对其中有关书籍题跋的研究,不仅能反映石生泉本人的文献学成就,还能挖掘山西地区的藏书文化,丰富对我国的藏书事业的了解。

杜甫《牵牛织女》诗之理、事、情的三维观照

《牵牛织女》诗演映了杜甫诗之理、事、情的三个文化维度。于事而言,杜甫以“牵牛织女”之事既揭七夕民俗之假,又借之谲谏君主,渴求恩义之真。于情而言,七夕佳节建构了“牛女—李杨”的爱情象喻,因时因地地引发了杜甫的慕汉之思。于理而言,夫妻、君臣、公私是自孟子以来哲学探讨的三个人性维度,杜诗发扬了即理即仁的孟子哲学,成为中唐北宋以来理学思想之由蘖。

《周易》本义三例

自《周易》问世以来,对其卦辞爻辞的释读,虽有《易传》为基准,历来仍多有分歧,误读、过度释读亦多。其中《乾》卦九四爻辞、《咸》卦卦辞、《未济》卦上九爻辞,是长期以来被误读的典型。“或跃在渊”的本义不是待时而起,而是高位者如临深渊的忧患意识;“取女”的本义不是占断能否娶新妇,而是指男女谈恋爱应以婚娶为目的;“濡其首,有孚失是”的本义不是指失节违礼,而是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不仅有信心,更要有力量。只有把握住每卦的特殊语境、每爻在其特殊语境中的特定位置,才能对借譬取喻的卦爻辞的本义有一个放心的解读。

东坡入赋:苏轼经典化的独特视域

《历代辞赋汇总》收录有210余篇以苏轼为素材的赋作,在唐宋文人中数量位列第一。这些赋作取材广泛,涵盖了苏轼的诗文、行迹与生平轶事,体现出对苏轼的全面接受,其中苏轼轶事尤为赋家重视。这些赋为苏轼经典化提供了丰富佐证,苏轼经典名篇、名句的流传情况在赋中得到再次验证。同时,这些赋作也为苏轼经典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份清单,有助于发现和发掘出一些具备研究价值的个案与视角。赋以描绘铺排为能事,这些赋作对东坡素材进行了全面的观照,并通过生发、联想,对情节、物象、环境、心理及其文化意蕴等进行细腻而充实的描绘,往往将不满百字的素材扩充数百乃至近千字的文章,从而鲜活立体地展现出东坡的形象与风神,饱含后世对苏轼的敬仰与爱慕。

胡适判断《直隶河渠书》案观点献疑

胡适对于嘉庆年间发起的《直隶河渠书》案用力甚勤,撰文论述了公案的核心问题——《畿辅安澜志》与《直隶河渠书》的关系问题.他提供了两组论据证明《畿辅安澜志》与赵一清、戴震二人以及《直隶河渠书》观点之不同,进而得出两书并无关系的结论.但由于撰文时未能见到《直隶河渠书》,一方面,他不能发现两书虽观点不同却存在一定联系的现象,即《畿辅安澜志》的某些观点实际上是针对《直隶河渠书》而发,可谓"见其异而不见其所以异";另一方面,也不能发现《畿辅安澜志》直接承袭《直隶河渠书》的内容,可谓"只见其异而不见其同".此外,他也没有认识到《畿辅安澜志》的主要作者王锟对于直隶河道事宜会有其自身见解的可能性.通过比勘可知,两书存在直接关系,这也足以反证胡适的观点不能成立.

基于数据分析比较《叶氏女科证治》《傅青主女科》学术特点

目的 基于数据分析比较《叶氏女科证治》《傅青主女科》学术特点,挖掘《叶氏女科证治》的学术价值。方法 构建《叶氏女科证治》《傅青主女科》的“病–症–证–方–药”数据库并进行数据分析,进而归纳对比两书的学术特点。结果 《叶氏女科证治》与《傅青主女科》比较具有以下6个特点:论述疾病,全而简略;详辨年龄,分时论治;处方周全,兼服丸散;用药轻灵,方加药引;煎制详细,服法各异;重视气血,调理脾胃。结论 通过数据分析展现了《叶氏女科证治》的学术价值,为研究其他中医著作提供思路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