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之际的凤鸟纹卣——从孝民屯到石鼓山

凤鸟纹卣的形制演变表明,晚商时期安阳郭家庄M160卣和宁乡黄材出土的戈卣是其前身,而其更早的源头还在殷墟文化时期的兽面纹短轴提梁卣。通过比较年代明确的晚商和西周早期凤鸟纹卣,我们可以梳理出该类卣装饰风格以及一些细部的演变,明确西周早期青铜器夸张的风格。以这些认识比照安阳孝民屯铸铜作坊相应的陶范,可定位出陶范的年代属于西周早期。若如此推测成立,则对孝民屯铸铜作坊性质的理解提供了新的线索。

晋陕蒙交界地区晋方言咸山宕江摄舒声字口元音化现象

在晋陕蒙交界地区的晋方言中,咸山宕江摄舒声字鼻韵尾弱化或脱落,部分字与果摄三等、假摄开口三等、蟹摄开口二等字合流。晋方言咸山摄阳声韵的演变承西北方音一脉,咸山宕江摄阳声韵尾的弱化,在唐末宋初已初现端倪,其演变时间应早于北方共同语。从语音演变内因的角度来说,晋方言咸山摄阳声韵尾的弱化,首先是受到低元音韵母的同化作用,其次是由于鼻韵尾自身的原因。同时,音变链移促使主要元音高化,推动韵腹整体向前移动;而当地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语言接触,也对这一合流现象产生了一定影响。

张家山汉简与《说文解字》合证——《说文解字校笺》补遗

《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出版 ,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本文主要是运用张家山汉简资料考校《说文》 ,有些是校正今本《说文》讹误者 ,有些是证明后人皆以为《说文》误而实际不误者。

《清平山堂话本》校点拾补

《清平山堂话本》是明代编刻的一部短篇小说集 ,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同时书中保留了大量的宋元明时期的方俗语词 ,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汉语语料价值。由于对当时许多方俗语词的不熟悉 ,使得对该书的整理出现了不少失校、误校、误点、误注现象 ,影响了这部传世古籍的整理质量。本文选取了七个俗语词予以补正。

试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语料价值

《二年律令》是研究西汉早期语言珍贵的"同时资料",具有传世文献无可比拟的语言研究价值。就词汇史研究而言,《二年律令》对补正《汉语大词典》的词条阙漏、义项缺失和书证滞后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山东方言鼻化韵的类型与政区、地理之关系

现代方言材料、历史文献、方言地理学和实验语音学的证据共同表明,北方地区鼻化韵有三种演变类型:始于an类音的,在随后的扩散过程中分化为两种类型:一是以韵尾-n为条件,一是以韵腹a类音为条件;第三种则始于aN类音。山东方言属于第一种类型。

南北朝时期山臻两摄特殊用韵现象考略

数理统计的方法表明元魂痕韵部的形成在刘宋时期,元韵和山摄分开也不是北朝特有的现象,大量的押韵材料证明元韵和魂痕韵相押不是南朝特有的现象,元韵和魂痕通押反映是汉语共同语的情况。

新见傅山批注《尔雅注疏》简论

傅山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他涉猎极广,著述甚丰,批注了诸多经书、子书。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傅山批注本《尔雅注疏》,此书未被收入《傅山全书》及其《补编》中,因此极具文献和学术价值。本文从版本选择、批注类型、治学精神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田雯《山姜诗话》稿本考论

田雯是清初山左诗学名家,所著《古欢堂集·杂著》颇负盛名。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山姜诗话》不分卷稿本一册,文本内容及条目顺序与《杂著》多有差异。通过文本校对,足可厘清二书前后手关系,明晰文本的修正过程,总结优劣得失,对进一步深入探讨田雯的诗学宗尚颇有助益。所附《湖堤十绝》乃是原作,与刊本《古欢堂集》多有异文,足资校勘。另附早年所作《偶谈明人诗,辄得三十六韵呈季沧苇、顾贞观》,则是一篇集外诗,也具有较高的理论批评价值。

黄妙应与《博山篇》

黄妙应即妙应禅师,是唐末福建高僧,他入佛门却重视研究相地法,剃发而不受足戒,平生为人相地并留谶语,是福建本土著名堪舆家。通过对黄妙应生平事迹以及相地法著作《博山篇》的研究,探讨黄妙应的生平事迹和《博山篇》的相地法则,对黄妙应是否是《博山篇》的作者提出疑问和看法。

跨越历史的心灵沟通——郭嵩焘对王船山的认识和评价

郭嵩焘是王船山的同乡,也是船山二百余年之后的知音。郭嵩焘有关船山的言论和说法,虽然还算不上严格和全面意义上的价值诠释,但他对船山思想评价的高度和“准确性”,却是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所不及的。

善夫山鼎“用作宪司贾”补说

善夫山鼎“用作宪司贾”一句历来解说纷纭,未有定论。我们认为,此句当从《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断为“用作宪,司贾”,但“宪”应是“典范,榜样”之义。“司贾”为一动宾词组,即为“管理商贾”之义。

《山海经》“㻬琈”新诂

《山海经》中“㻬琈”凡十九见,其义旧乏确诂。郝懿行读作“玙璠”,然琈、璠二字音韵颇隔,其说非是。今审二字音韵之最近者,无过于“樗蒲”,故立论以为“琈之玉”,谓可供制作樗蒲之玉也。琈体小,盖可制五木、矢、马诸物。案《山海经》中言玉石虽多以材质命名,然不乏以功用称者,尤“博石”一物径以博戏之石立名,是其显证。又樗蒲之戏或起源于战国之前,此与《山海经》成书时间不忤,亦其证。

明代名医缪希雍生卒年考

缪希雍为晚明著名医家,不仅医术高明,且活跃于晚明士大夫及佛教信仰圈之中,一直为中医史及江南社会史研究所关注。但作为一位杏林名家与党争清流,缪氏的生卒年,在学界尚无令人准确的说法;尤其出生年,长期流传多个不同版本,且彼此相去甚远。通过研究《径山藏》所录缪氏亲笔牌记,纠前人关于朱国祯所作祝寿文之考证错误,辅以相关文献,考得缪氏当生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卒于天启五年(1625)六月至天启六年(1626)三月之间。

夸父“道渴而死”新解

学界对《山海经》中"夸父逐日"神话中的"道渴而死"都毫无例外地理解为"在半途上就渴死了",但这样的理解与《山海经》两处提到应龙杀夸父相矛盾。其实,这里的"死"字通"尸",其义和孔子所说的"寝不尸"的"尸"一样,是横躺下来歇息的意思。这不仅有诸多的语言事实可以为证,且还有许多神话、民间故事等文化依据。从古巴比伦、古印度及中国其他民族类似神话,到夸父民间传说都可印证逐日者只是停下来歇息睡觉这一事实。

楚人“芈”姓由来再论

披读楚史,不难发现楚人芈姓系当时社会的共识。通过对《史记·楚世家》《世本·氏姓篇》《大戴礼记·帝系》等相关传世文献的细致考辨,并据最新考古资料,推论楚人芈姓宜源于清华简《楚居》篇所载楚人嫡系先公季连之始居地隈(騩、隗、媿)山,借地名而获,且与季连之母女嬇(隤、溃)有密切联系。又作为后世楚君专用的熊(酓)字,当是以职为氏,与楚人绝地天通的巫祝缩酒等活动有关,楚人能够沟通天地、神人,有大巫之性质的本领,亦可向上追溯至楚嫡系先公季连时期。

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舜帝南巡不容置疑

舜帝最后一次南巡是否到过苍梧九嶷山,这直接关系到舜帝是否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北方某地出于发展旅游经济的需要,提出舜帝根本没有到过衡山、九嶷山。本文从传说故事、史实依据、考古发现三个方面,结合舜帝老来南巡动因以及路径分析,认为舜帝南巡不容置疑。

“陰”字异构补释

依据近年新出清华简和北大筒中“陰”字的特殊写法,通过文字构形理据以及相关出土文献的再分析,本文认为古文字材料中的“陰”字应该还存在“[云山]”、“[今山]”和“[阝今山]”三种从山的异构。“[今山]”从山从今今亦声,和“[云山]”一样都是覆陰之“陰”的专字。从古文字材料中爬梳出“陰”字已经消亡的异构写法十分珍贵,对理解古人原始的陰陽观也有重要意义。

暗流之下:黄庭坚与王安石诗文的内在关系

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在拜入苏门之前就已经形成了风格鲜明的“山谷体”,其宗法杜甫已有成说,而他在诗歌创作中所受王安石的影响,尚未被彻底揭示。黄庭坚自少年时起就十分推崇王安石,初入仕途时亦得其知遇,在家世关系中与王安石也颇有渊源,其年少丧父、才高孤傲的经历也与王安石极其相似,所以他对王安石始终怀有特殊的感情,并最终选择了王安石作为其学习、模仿的对象。他不仅大量仿写王安石的诗作,其深拗劲峭的风格、新奇工巧的技法,乃至从诗歌创作中映射出的怀疑、开拓的人格精神,都与王安石有一脉相承之处,这不但影响了“山谷体”的形成,更对宋调诗歌风格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