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后期发敕、发诏授官及其影响——以《文馆词林·敕上·除授》为中心

《文馆词林》保存的北齐后期皇帝除授官员职务的“敕”分为两类:一为“件授如右”敕,是北齐皇帝对吏部上奏官职拟选名单的批复,它是吏部铨选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二为以皇帝名义发布的除授官员职务敕,它与发诏授官同属官职除授的重要形式,但各有对应的官职除授范围。北齐后期皇帝发诏、发敕授官和“件授如右”敕,不仅与唐代“册授”“制授”“敕授”和“旨授”存在渊源关系,是唐代选授之法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唐代制敕授官文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五代十国教坊诏令考略

唐五代十国时期皆有教坊(或内教坊)机构之设置,而各朝帝王亦常发布有关教坊之“诏”“令”。这批诏令常见者约五十余条,所涉内容较为广泛,大多曾对当时教坊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对这批诏令作出考析,不但能看清当时教坊的某些具体情况,而且对戏剧史和音乐史研究亦能有所补正。

两汉至宋金琴待诏制度考略

两汉至宋金时期,在宫廷曾流行“琴待诏制度”,比较著名的琴待诏有赵定、龙德、薛易简、贺若夷、甘党、宋霁、赵惟暕、朱文济、朱亿、赵裔等人。这种制度和这批待诏,对古代琴艺和琴歌的发展起过重要促进作用,值得音乐史和说唱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

论欧阳修诏令变革复古的四重维度

作为北宋仁宗朝引领文坛风尚的名臣硕儒,欧阳修以缙绅雅望的文学成就和尊崇清贵的政治地位,独步文坛,激扬士气,矫正文风,倡导并引领一代文学之变革;与之相应,其任“两制”词官期间的诏令文章也从古雅简重的典事、层进转合的章法、省净散化的语言和情理相参的议论四个维度有力回应其所倡导的复古及“以文体为四六”的变革主张。

西汉“儒术”与“儒学”的融合——以诏令引经为视角

“儒术”定型于汉武帝以后,在西汉中后期逐渐与“儒学”相融合。帝王诏令常征引儒家经典,武、宣时期主要以儒家经典为既定的政策提供依据,为“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披上儒学外衣,元、成、哀、平时期以儒家经典为出发点制定政策。儒家经典成为诏令的直接理论来源,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无不体现儒家思想。

简牍所见“受制”与秦汉诏令运作——兼论中古时期的“宣敕”

据里耶秦简8-461记载,秦并天下后,改“受命”为“受制”。据岳麓秦简可知,“受制”是指官员听受并记录君主口谕,随后官员再行奏请君主发布诏令。这展现出君主集权下的君臣分工模式。“受诏”则指领受诏令,多不具备“受制”所蕴王言传达之义,其背后是“制”与“诏”的差异。带有口头色彩的“受命/制”出现于官僚制演生初期;随着文书行政机制的成熟、尚书机构的发展,“受制”在汉代消失。另一方面,中古时期诏令运作过程中的“宣”“宣敕”,与“受制”具有一定相似性,其间折射出汉唐间王言体系与中枢政务运行机制的变革与延续。

晚唐翰林书待诏的工作、社交与书法传承——以荥阳毛氏家族为中心

荥阳毛氏是晚唐时期重要的翰林书待诏家族。这一家族先后有两代五人成为书待诏,在翰林院供职达七十余年。毛氏家族的书法技艺不仅供奉宫廷,也是维系家族地位、社会关系甚至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凭借。毛氏家族在翰林院的长期延续,则建立在其家族内部稳定传承的书法技艺之上。

汉武帝的文学史观察--《文选》所载诏体文及《秋风辞》创作简论

《文选》在“诏”和“辞”两类文体里不仅选录武帝作品,还将之视为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体现了萧统文学批评的眼光和对于文学创作特征及文体演变的深刻把握,也是对汉武帝所应具有的文学史地位的充分肯认。遗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史著述,有关汉武帝文学创作成就的书写是“缺席”的,应该予以重视,即以《文选》所载诏体文和《秋风辞》的创作为主要对象,讨论它们典范性的内涵以及在创作方面的革新意义,进而理解《文选》何以选武帝创作的背后的文学史识。

宋代收瘗诏令述论

宋代颁布收瘗诏令专为解决大量遗体无人安葬的社会问题。处理战争之后阵亡遗体的措施,体现出不同时期国家对待战争的态度差异,更是国力强弱变化的表征。处理地震、雨雪等灾变之后的民众遗体,既反映帝皇执政态度差异,还与宋代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有关。三次土地兼并浪潮造成大量平民无地、无力安葬遗体,进而影响丧葬风俗变化,虽然国家一再颁布诏令,也无法彻底解决问题,最终收瘗诏令变成具文。

长乐-诏安断裂带东支东山段晚更新世活动的年代学证据及其意义

长乐-诏安断裂带是福建沿海的主要活动断裂之一,沿断裂带曾发生多次破坏性地震,是福建省陆域上的主要发震构造。中国东部地区破坏性地震的发生与晚更新世活动断裂有密切联系,因此研究长乐-诏安断裂带在晚更新世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在对福建省东山县最新发现的长乐-诏安断裂东支东山段剖面的野外详细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断层下盘地层和断层上断点以上地层中钾长石光释光测年,确定了长乐-诏安断裂带东支东山段的具体活动时间在(34.8±8.3)~(48.0±3.5)ka之间,显示该断裂至晚更新世晚期仍有活动,属晚更新世活动断裂;通过震级(M)与地震断层位错量(D)经验关系拟合法估算,该断裂的最大发震能力为6.5~7.0级地震。该晚更新世活动断裂的确定和最大震级估算,为长乐-诏安断裂带的活动性提供了确切年代学证据,为东山县地区城市安全评价提供了依据。

泰州家谱中的家规家训——以三诏堂《泰兴焦氏族谱》为例

泰州自古以来就有大量宗族家谱,以便于家族精神的传承和用家规规戒来涵养家风,这些家谱中的家规家训逐渐积累,形成了丰富的泰州特色宗谱家风文化。其对新时代传统精神文化中的道德涵养和传统优秀家风的传承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价值。本文以三诏堂《泰兴焦氏族谱》为例探讨了《泰兴焦氏族谱》的由来以及其家规家训的意蕴,阐述了泰州家谱中的独特的家规家训文化,为新时代泰州的家风传承和道德引领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诏安县青梅省力化栽培技术

针对诏安县青梅生产现状,总结了诏安青梅树形矮化、改变种植模式、实行机械化管理等省力化栽培模式。

诏安县牡蛎养殖业现状及对策

诏安县诏安湾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洁净的海水是牡蛎繁育、索饵、生长的天然优良养殖场所。2021年诏安县水产品总产量44.9万吨,其中,牡蛎产量28万吨,占总产量的62.4%;渔业总产值5.6亿元,其中牡蛎产值约4亿元,占总产值的71.4%,牡蛎产量、产值占比均是全县第一,牡蛎养殖业成为诏安县水产养殖的支柱产业。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隶续》“魏文帝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考

将洪适《隶续》所载魏文帝曹丕黄初间所颁关于老子庙诏书,与严可均《全三国文》据僧勔《难道论》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所引相比勘,校订恢复诏书原文。并从写作年代、主旨、格式等方面对碑文作了考订,对洪适的观点作出修正。

塑造善政:苏轼的诏令文体观念

塑造善政是苏轼显著的诏令文体观念。从文体的基本功能看,苏轼认为诏令是善政的载体,将《尚书》中贤君的叮嘱与播告视为代替刑罚惩戒的仁德之举,并在元祐年间担任两制词臣时对宋廷好生恶杀的施政理念和规则法度进行了充分阐释。从文本的生成过程看,苏轼认为诏令并非君主的独断,而是不断采纳官僚士大夫的建议。他将元祐朝臣对仁政的普遍期待转化为体恤民生的系统论述,丰富了诏令的善政内涵。从文章的传播效果看,苏轼看重诏令颁降的实效,强调将君王的仁德准确传达给臣民,让各阶层充分参与并有所行动,共同推进善政。

论北宋骈体诏令的用典策略及向度

天子临朝的属性决定了北宋诏令用典不可尖新,“语重体宏”是其基本准地,故出自经史的典故常成为词臣之首选;不过,对于出自经史的故实,词臣也非简单套用,多是在“衬者相称”“用语不蹈袭”等既有轨范的约束下创造性进行,故而对“生新”的渴慕遂成为词臣在择取、裁剪典故时所追求的另一向度。

秦汉时期的诏事、诏使与诏吏辨析

出土秦器物铭文和封泥中有“诏事”或“诏使”“诏吏”二字,辨析众多隶释意见,实指同一职官。一般认为诏事是负责管理制造器物的职官,与属邦有关。但从职官命名原由来看,诏事本职实非负责管理制造器物,而是负责接待来朝聘的诸侯、友邦使者,是典客的属官。秦汉易代,文献和出土材料未见再设诏事之职。由于“诏”字作为皇帝专用的禁忌,“诏事”作为职名并未见有原来意义的设立,而汉代诏使与秦诏事名同实异。

红崖天书瞿鸿锡摹本考释——明初建文帝祭祀靖难之役惨死忠良的罪己密诏与京观

贵州安顺地区的红崖天书,誉称“黔中第一奇迹”,为中国未解的神秘文字。综合明初建文帝逊国历史记载和清末瞿鸿锡摹本天书内容,经系统考证,瞿鸿锡摹本红崖天书系靖难之役后,逊位流亡的建文帝尝闻“金陵诸臣惨死事”,喟叹自己“获罪于神明”,于丙戌年(1406)在红崖山上以文字再造、字体混搭等隐秘手法书就“罪己密诏”,祭祀遭受“株十族”“瓜蔓抄”等极刑而死无葬身之地的“金陵惨死诸臣”。天书向西而立,和周围的山丘一起形成建文帝祭祀驾鹤西去惨死忠良的“京观”(纪念碑)和“京丘”(陵墓)。红崖天书的解密,展示了中国文字和书法字体的丰富发展历程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以文字铁证揭秘了明史第一悬案“建文帝下落谜踪”。

隋唐时期宫廷琴待诏探微

隋唐王朝继承了南北朝的待诏制度,唐玄宗时置翰林院,琴待诏属于翰林待诏。后琴、棋、书、画、医等杂流伎艺待诏与精于文词的学士待诏分置。翰林院在职掌设置上,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琴待诏通常是根据帝王喜好而定,其选任主要采用皇帝征召和荐入制,也有家族传承式的待诏。翰林琴待诏属于没有品秩的使职,需要“假以它官”而秩其品阶。唐代还有赐服制度,“赐紫”“赐绯”代表了皇权对待诏艺术成就的最高肯定,如贺若夷曾被“赐绯”。作为“伎术杂流”的琴待诏,传世文献中记载很少,主要有薛易简、雷俨、赵惟暕、宋霁、贺若夷、王敬傲等。隋唐宫廷之中,清雅淳美的琴声与舒卷磅礴的夷音蛮乐,共同呈现了精湛绝伦、恢弘包容的盛唐气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