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诗作应严格尊重历史——关于长诗《’97诗韵》的商榷

本文在评析纪宇的长诗《’97诗韵》时,强调指出写历史题材的诗作,应严格尊重历史,来不得任何主观随意性。同时强调要忠于史实,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则,牢记鲁迅“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教导。此外,还着重指出诗与韵,韵目与写诗的关系问题:诗能遣韵,韵不能成诗。诗作者不应削“诗”适“韵”。

政治的,抒情的和韵律的——从《’97诗韵》看政治抒情诗的前途

从历史的角度说,虽然“政治性”一直是中国诗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但是作为一种抒情诗歌体式的“政治抒情诗”概念,却晚至本世纪50年代才出现,成为50年代特殊的政治激情的最佳艺术载体。在5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里,“政治”的含义仍然与传统政治性诗歌中的“经世救国”内容相同,但侧重点却已转向富有时代特征的“阶级斗争”主题上来,这就是所谓50年代政治激情的特殊性。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政治抒情诗”获得空前的丰收,郭小川、贺敬之、邵燕祥、石方禹则成为这一诗体最具代表性的实践者。由于诗人主体意识的自觉而产生的对现实政治的某些超越性见解和体验,甚至导致了诗人们意想不到的政治厄运。更由于现实政治的极端倾向和对诗歌艺术本质的粗暴践踏,“政治抒情诗”发展到60-70年代遂走上一条危险的自我否定的道路。“政治抒情诗”乃成为极左政治的工具性诗体。直到80年代,“政治抒情诗”才又完成一次否定之否定,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主题的侧重点也有了新的转移,人文主义的新精神使诗人们对国家、民族、个性、人类的整体价值给予高度的尊重。艾青的《古罗马的大斗技场》,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