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灾难,诗歌何为?——以泰华《小诗磨坊(14)》的疫情叙事为“样本”

面对灾难,诗歌何为?阿多诺的论断“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提示出了一个重大的文化问题,一个具有建构意味的诗学问题。在全球面临新冠疫情凶残肆虐的至暗时刻,泰华《小诗磨坊(14)》以“在地”与祖籍国的双重情结,在灾难诗歌的抒情主体“占位”、灾难诗歌的诗性正义以及历史品质等多个层面给出了可供讨论的“经验”。质言之,面对灾难,任何盗用大众情感的廉价抒情、或者是以“诗性”之意而放弃关怀,乃至反思品质的缺位,都是违背灾难叙事伦理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泰华《小诗磨坊(14)》给我们提供了“奥斯维辛”之后,诗人何为的一个样本。

战时如何培养“新诗人”——以常任侠两篇集外文为考论中心

新见的常任侠集外文《新诗的创作》和《小诗四首(青年习作)“读后记”》,表现了常任侠在“新诗人”的内涵界定、新诗创作和诗歌教育方面的独到思考与观念,回答了“战时如何培养‘新诗人’”的时代课题,是战时诗学版图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常任侠既倡导“态度赤诚、动机纯正、格局博大”的创作价值观,又强调“形象化”和“经济性”的诗歌语言艺术,主张在“教”与“学”的双向实践中培养“新进青年诗人”。这两篇集外文对于深化认识战时诗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被压制者的叙事--从底层视角看当代女性诗歌的“软性抵抗”写作

从存在/生存与历史/时间的双重视域考察当代中国女性诗歌写作实践,将有助于发现女性诗歌的底层叙事特征,也即作为被压制者叙事的女性诗歌的软性抵抗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申诉女性苦难,体现着当代女性诗歌的政治自觉,可以郑小琼的《女工记》为代表;二是重建文化故乡,体现着反男权政治的新女性叙事,可以安琪、马莉、王小妮为代表;三是发现内在自我,体现着当代女性诗歌写作的小女人向度,可以陈会玲、钟雪、马思思等为代表。第三个维度所说的小女人,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的小,它也有融合超越性别的大,其部分写作的哲理性指向也显示出女性写作的深度拓展,而这可与第一维度的政治性思考、第二维度的文化论反思形成共鸣。

日本俳句与中国小诗、汉俳

日本俳句促成了"小诗流行的时代",形成了"汉俳"等诗歌形式。但由于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诗人不同的人生经历,最终使日本俳句与中国小诗、汉俳在情感内涵和表达方式上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呈现出不一样的诗坛风景。

从舞蹈的“形式意识”出发创造舞蹈的“形式韵味”--房进激舞蹈创作思想述评

房进激是我国著名舞蹈编导,女子群舞《小溪·江河·大海》是他与夫人黄少淑联袂创编的代表性作品,这个作品所体现的创作理念也正是其创作思想的内核所在。他曾授业于苏联专家彼·安·古雪夫,铭记老师“(舞剧)所有情节都应该用舞蹈来表现”的名言;在自己日后的长期创编实践中,努力探求“芬芳的情调”和“美的流动”,营造出高雅、真纯、凝练而精美的“舞的韵味”。在此基础上,房进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思想,强调“意味是最能确切表达舞蹈形式及其内涵特征的字眼”,还强调“舞蹈就应有丰富的舞蹈形式及其变化的舞蹈本体意识”。房进激的舞蹈创作思想是源于切身实践、贴近舞蹈本体并具有实操价值的舞蹈创编学理。

诗意与悲剧——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的审美风格

“诗意”与“悲剧”是东西方文学艺术共有的审美因素,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小说都程度不等地蕴涵着“诗意”与“悲剧”这两种审美因素。这里的“诗意”首先来自于中国人千百年来所培养起来的审美和欣赏习惯,具体到作品本身,诗意既体现于语言、叙事风格以及由它们所形成的作品的整体情调、氛围中,又体现在作品的环境描写、人物塑造、民间习俗与民间艺术之中。这里的“悲剧”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而这被毁灭的“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美好的青春、爱情、理想、追求和做人的意义、尊严以及生命自身。由于小城中多的是“近于无事的悲剧”,由于作者那哀而怒的矛盾情感,以及诗意与抒情成分的加入,使现代文学的小城小说中很少有纯粹的悲剧作品,也很少有纯粹的充满爱与美的诗意作品。

樊晃、戎昱:杜甫接受史上的桥梁——浅论杜甫在大历至贞元前期的接受

学术界论及杜甫的接受与影响,很少人论及大历至贞元这一段接受情况。但其实这段时期杜诗仍在传播,其中樊晃与戎昱表现最为突出,樊晃对杜诗进行了收集,戎昱则仿效杜诗进行了创作,受到了杜诗忧国忧民之心的深刻影响,能关注现实。两人构成了杜甫及杜诗传播及接受史上的桥梁。

从清代竹枝词看京城文化时尚

清代文人曾写过不少咏诵北京风土人情的竹枝词 ,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京城各类人士的文化娱乐生活。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是地方戏在京城流行的情况 ,以及京城人热衷观戏 ,从而促进戏曲的发展繁荣 ;二是小说、字画和古玩受到文人格外青睐 ,京城具有浓厚文化气息 ;三是教育考试在京城的发达和变化 ;四是近代文明对京城市民生活的影响 。

新诗小诗的文体生成流变传播——“小诗磨坊”的运作策略分析

诗体是对诗的形式及文体属性的制度化,诗体建设难是百年新诗的最大问题。在我国学者倡导"诗体重建"不太受欢迎的形势下,由八位诗人在非诗歌中心泰国曼谷创建的小诗磨坊却成绩斐然,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成为新诗史上第三次小诗运动重要的"创作基地"和"交流中心"。小诗磨坊为"诗体重建"提供了经验:要把诗体建设视为系统工程,加强与社会联动,重视生产手段、营销方式和传播策略;尤其是要重视诗体的特殊生态,把诗体生态视为和商品生产场一样的交流圈,遵守社会运作系统的基本构建模式,重视知识轴心、权力轴心和伦理轴心,通过整体传播来完成诗体传播及诗体重建的重任。

巴金《小人小事》探微

巴金在1940年代,对于自己抗战题材创作过分局限于宣传,曾表达过不满。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体现出他突破自我的努力。五篇小说彰显了以爱塑造国魂的吁求;在众声喧哗的复调性叙事中,既可见艺术上的匠心独运,亦可看出对于自我认同的困惑;在客观写实的同时,重视诗与思的融合,体现出寻找精神家园的努力。《小人小事》昭示了巴金1940年代的创作走向,在其总体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左思《娇女诗》的诞生——小家庭题材的解放与非主流的诗歌选择

左思《娇女诗》是我国文学史上亲子诗的首创,其题材独特,语言浅白,将小家庭话题从魏晋语境下的边缘题材带入大众视野,后代众多诗人也受其影响开启亲子诗的创作。《娇女诗》的诞生源于左思突破“公与私”观念,脱离魏晋时代诗人的集体意识,关注不受重视的小家庭话题。对个人身份边缘性的正视及对二女浓厚的爱意,最终将其引向亲子诗这一非主流的诗歌选择。

“小桃源”:从词汇到诗迹——徽州黟县方志中“小桃源”诗迹化的词汇史考察

徽州黟县小桃源是陶渊明笔下武陵桃源的次生比附诗迹,其品目肇始于五代以前,在宋代得到地理书的确认,至明清则成为黟县地域文化建构的重要景观。通过以纂修有序的"黟县四《志》"为中心进行历代题咏之考察,辅以宋代地理书及别集文献,可初步厘清以下问题:其一,黟县小桃源诗迹的确立过程;其二,李白浔阳台质素的加入对小桃源诗迹经典性提升的作用;其三,历代文士关于小桃源诗迹书写对陶渊明《桃花源记》《桃花源诗》范式的回响与新变。

五四時期粤港新詩與基督教——李聖華之《和諧集》初探

李聖華所著《和諧集》是目前所見最早在廣東出版的新詩集。該書最早一篇作品完成於1922年,距離白話詩首次出現只相隔六年。作者李聖華(1903—1986),一般五四文學史料缺載,可查證的資料尚待鈎沉,目前只能在香港基督教文獻中得知其人其事。本論文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考證作者生平及著作出版時地;第二部部分采取文學與基督教跨際研究的方法,分析書中新詩作品,并比較同期以北京、上海、杭州爲陣地的詩群。旨在通過《和諧集》的研究,印證二三十年代廣東省粤港區新詩已取得實質發展,打破二十年代現代詩在廣東省缺席的定論;并探討該書如何受《聖經》的意象和書寫風格影響,從而折射基督教及《聖經》文本如何通過新詩書寫進入五四文學,延展衍生現代漢詩的特質。詩作論述部分將從以下兩方向展開:(一)基督教意象與五四時期的祈禱詩;(二)擬《雅歌》詩體及其愛情意象與宗教神秘色彩的關係。

“入世”与“出世”的调谐:曾心小诗的现代阐释

曾心是泰华小诗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小诗以表现现实生活为主,具有明显的"入世"情怀,但是由于受到所居处的佛教文化浸染使得他的小诗具有明显的"出世"风格;同时,曾心的小诗在对佛教、禅宗的热情关切和表现中又时刻倾注着对于现实的观察和思考,并将对现实的观照融入对佛教、禅宗的理解和交流之中,所以,曾心的小诗能够在"入世"和"出世"之间自由的"切换",从而将他的小诗在复杂的现实和空寂的佛教之间所存的矛盾进行弥合,使其彼此之间能够很好的调谐起来,并且在这种"切换"过程中曾心丝毫没有表现出痛苦和不安。

梁宗岱小诗的创译跨界与纯诗化探源

虽然同为五四小诗运动的主将,但梁宗岱与冰心、宗白华等人所接受的东方诗学渊源不同,他从中学起一直接受纯西式教育,浸淫欧洲文学多年,对于小诗的定位和创作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西欧诗学立场。自欧洲留学以来,他采用创译跨界的方式来应对小诗创作危机,获得海外文坛的热切回应与思想共鸣。与此同时,他积极探溯西欧诗学的源头,从契合求真的象征主义诗论中重新发现韵律的必要性,并提出和确认诗人宇宙意识的永恒推动力。最终,将小诗纯诗化的实践付诸于旧体小词的创作上,这不仅可以看出梁宗岱试图消泯诗体之中西、新旧、大小偏见与壁垒的努力,也为小诗乃至新诗的未来提供了一条由外观内、审度改造的内生增长模式。

英美当代女性诗歌对童话《小红帽》的改写及其主题异变

历经几百年的变迁,童话《小红帽》在不同国家出现了许多不同面貌的异文。本文从当代英美诗歌中选取安妮·塞克斯顿、格温·斯特劳斯、卡罗尔·安·达菲三位女诗人以"小红帽"故事原型改编的三首诗歌,综合运用互文性理论、故事母题与故事类型研究、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切入文本分析,从三首诗对故事中"狼"的角色的颠覆性重塑入手,指出诗歌以形象改造、细节扩容、语调突转等戏仿的方式对"元故事"进行了重写,并在新语境中"再生产"出全新的主题和意义:女诗人笔下的"小红帽"变得独立、聪慧、具有辨识力和自省意识,大胆挑战父权制度,并渴望重建属于自己的文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