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基层社会治理的文化传统论析——以苗族议榔制为例

我国少数民族在传承中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多姿多彩的制度文化。议榔制是苗族传统制度文化的精髓,是苗族基层政治生活的基本运行机制,是维系苗族村寨和谐共处的基本制度平台。议榔制体现了苗族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平等人格,治理绩效的团结策略,治理过程的互助机制,治理目的的和谐导向,发挥了政治整合功能。这一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一致性,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纽带,是促进苗族聚居区和杂散居区基层社会和谐治理的文化基础。

黔东南榕江县月亮山区苗族“加两议榔”评介

2009年3月21日榕江县计划乡所在地的加两苗寨举行了最新的一次议榔活动,来自该县计划、八开、定威、兴华、三江、两汪、平江7个乡50多个苗寨400多名苗族男女参加议榔大会。"加两议榔"是苗族地区典型的自发的民俗改革活动,研究这次议榔活动的内容、性质、作用与影响及其民族文化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雷公山地区苗族习惯法中的榔规问题研究

雷公山地区是中国苗族聚居最为集中的地方。通过议榔形式确定的习惯法规范在历史上是雷公山地区苗族习惯法的基本渊源之一,很多村寨将议榔立法传统保留到现在。议榔与原始宗教信仰的关系密切,与国家法相比榔规有其独特的价值。在贵州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中现在也传承有类似于议榔立法的相应制度。

关朗易学考论

在从两汉到唐宋时期的易学发展中,尤其是在河图洛书方面,关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者。但由于资料的匮乏,人们对其人其书缺乏了解和认识。该文从原始资料出发,先对其人的有无进行考证,再对其易著《关氏易传》作一辨正,并试图解决《洞极真经》的著作权问题,最后考述了关朗易学的传承脉络。在事实考证的基础上,确立了关朗在易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对文中子的研究亦有至为重要的作用。

外武内文:“明-蒙古”互动格局中的甘州二郎神信仰——以张掖《重建清源妙道真君庙碑》为中心

通过分析张掖《重建清源妙道真君庙碑》,本文将明代前期甘州二郎神信仰置于两个维度之下:一个是观念中的"华夷秩序"与现实中的边疆形势之间的差距;另一个是中原王朝"以夏变夷"思想在边疆地区的实践。笔者指出明代前期甘州二郎神信仰呈现出"外武"与"内文"的双重属性,这反映出官方重塑华夷秩序的用意与"文化化边"战略,根源在于传统的"天下观"与"以夏变夷"思想。

苗族议榔政治体系的嬗变与重构——以贵州三穗县D村为例

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少数民族的治理应当结合其存在的特殊性,充分利用民族的传统资源。为了推动苗族地区的有效治理,深入分析议榔政治体系产生的原因,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变迁,以及在当前苗族地区所发挥的影响力,有助于明晰议榔政治体系的可利用的价值资源。将议榔政治体系纳入国家政治体系,让其协助基层政权和村民自治组织在社会管理和政治生活方面发挥辅助性的作用,从而为转型期的苗族社会注入诸多的稳定与发展因素。于此同时,有意识地将议榔政治体系与当前的社会环境搭接起来,从苗族生活中汲取必要的养分,从而在社会转型的浪潮中获得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腻友南风抱恨长——《聊斋志异》中同性恋现象意蕴探析

《聊斋志异》中涉及同性恋的作品达十二篇之多。这些作品的出现与当时社会的性爱风气、作家的创作心态密切相关。由《封三娘》和《黄九郎》两篇分别反映男女同性恋的代表性作品可见,蒲松龄对当时社会盛行的男性同性恋给予了辛辣的嘲讽批判,且细笔勾勒,直露显豁;对于女性同性恋故事则寄寓了深沉的知己情怀,叙事婉约而含蓄蕴藉。

《狼毒花》:英雄的本真,人性的还原

2007年《狼毒花》热播,播出频道多,重播次数多,收视率高,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热点。这一现象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电视从文化的角度对常发和甄一然两个人物形象进行了人性还原书写,展现了抗战传奇英雄的本真。

少数民族自治区议榔制度的运行体系分析

议榔制度在布依族、苗族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引导作用。在历史上,少数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形成了这一公共组织管理制度,它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用,当前部分民族地区人沿用着这些古规古理,所以研究议榔制度对我们了解民族社区,认识民族组织管理文化、民族社会运行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在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主的过程中,有效地使用传统管理模式对我们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毛泽东主席晚年所阅读的《老子》版本考述

晚年的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对老子思想的研究。毛主席曾经阅读过的《老子》版本主要包括:马叙伦的《老子校诂》、高亨的《老子简注》、张政烺审定的《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释文》、傅奕校订《道德经古本篇》、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

布依族议榔制度的社会元素及其功能分析

布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在早期的生产活动中布依族通过议榔来组织和维系民族内部的正常生产秩序,议榔在长期的积累和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全面的体系,议榔体系对社会行为的管理有着独特的组织构架与管理体系,在特定的历史年代中和偏远的山区里维持着布依族的延续与发展。

敦煌写本《儿郎伟》两则写作时间考察

敦煌文学"儿郎伟"是研究沙州归义军政权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已为学界所重视。现存"儿郎伟"二十余篇,多数用于除夕之夜的"驱傩"仪式上。古有"驱傩"仪式,取驱鬼除魅,去故迎新之意。在作成于这个仪式上的那部分"儿郎伟"中,沙州文人对过去一年乃至上一年里的首领功德作了热情的颂扬,同时也表达了祝福祈稳的愿望。其中数篇虽然可大致确定其写作时代,但仍无法确定其具体写作时间。本文试就其中两篇结合史事稍作分析。

《惟精惟一室文话》的文章学考论

张破浪是民国时期南社成员、章太炎弟子。张氏所著《惟精惟一室文话》以文章鉴赏为基点,从修辞、语言、章法、感情、韵味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论述,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具体文章鉴赏的方法,还为读者提供了文章写作的具体技巧。《文话》中所选用的大量的文章范本,体现出张破浪独特的文章范本选定观。对张破浪生平及其《文话》进行研究,有助于进我们一步了解南社成员在近代文章学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也有助于重新连接断裂的文章学术史链,为构建民国文章学史奠定基础。

榕江苗族的栽岩文化

苗族自古无文字。在最先的苗族社会活动中,集会议事所产生的结果,只凭口传心记。为了体现民族的意志、大众的决策以及协议某一区域内的规矩,在苗族古代社会中便产生了“栽岩议事活动”。由于这一活动涉及的村寨和人是相对固定的,这就进一步产生了苗族的“栽岩议事组织”。苗民每次集会、议事,形成决议或法规之后,便于村口寨头或集会地栽一岩石(半截在土中,半截露出地面),以作凭据,并警告后人,这就是苗族历史上千古不朽的石头“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