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梅丸通过调控NLRP3炎症小体改善溃疡性结肠炎大鼠肠黏膜炎症反应及细胞焦亡

目的:研究乌梅丸通过调控NOD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3(NLRP3)炎症小体改善溃疡性结肠炎(UC)大鼠肠黏膜炎症反应及细胞焦亡的作用及机制。方法:选择雄性SD大鼠进行动物实验,采用2,4,6-三硝基苯磺酸灌肠的方式建立UC模型,造模后给予不同剂量乌梅丸灌胃,阴性对照(NC)-慢病毒(LV)或NLRP3-LV尾静脉注射。评价各组大鼠疾病活动指数(DAI),测量结肠长度,检测病理改变及组织病理评分、结肠组织IL-1β、IL-18含量及GSDMD-N、NLRP3、Cleaved caspase-1表达。结果:UC组大鼠结肠黏膜出现典型UC病理改变,DAI、组织病理评分、结肠组织IL-1β、IL-18含量及GSDMD-N、NLRP3、Cleaved caspase-1表达高于对照组,结肠长度短于对照组(P<0.05);不同浓度乌梅丸组大鼠结肠黏膜UC病理改变改善,DAI、组织病理评分、结肠组织IL-1β、IL-18含量及GSDMD-N、NLRP3、Cleaved caspase-1表达低于UC组,结肠长度长于UC组(P<0.05);高剂量乌梅丸灌胃同时注射LV,NLRP3-LV+UC+高剂量乌梅丸组大鼠结肠黏膜UC病理改变加重,DAI、组织病理评分、结肠组织IL-1β、IL-18含量及GSDMD-N、NLRP3、Cleaved caspase-1表达高于NC-LV+UC+高剂量乌梅丸组,结肠长度短于NC-LV+UC+高剂量乌梅丸组(P<0.05)。结论:乌梅丸通过抑制NLRP3炎症小体改善UC大鼠肠黏膜炎症反应及细胞焦亡。

吴作君从气血水火辨治多囊卵巢综合征致不孕症经验

吴作君认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发病与气血水火关系失衡,脏腑功能失调相关,与肾、肝、脾关系密切。治疗上,从肾调水火,育卵促排;从肝脾调气血,养膜助孕。在针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症治疗上,以活化清疏为总则,认为活即理血,化即治水,清即平火,疏即调气,将利湿祛浊、滋阴清热、疏肝行气、益气活血、温阳化痰等治法综合应用于合并症治疗中。并结合临床验案对吴作君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致不孕症的诊疗思路及用药经验进行介绍。

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述论

伍子胥不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包括顺应天道、和谐自然,德政为首、刑罚为辅,爱民安民、关爱民生,举贤与能、强调官德,发展经济、轻赋缓征,“从近制远”、破楚服越六个方面,并在吴国进行了具体实践,给社会、经济、军事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吴国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系统的情报观到系统的安全观:兵家情报思想探赜

[研究目的]中国传统情报思想已经受到广泛关注,但传统的情报思想究竟折射出何种情报观,并且其背后蕴含何种国家安全意蕴,还需要系统梳理。全景把握古代情报思想,能够为推进新时代国家安全建设提供启示。[研究方法]以中国古代兵家为研究对象,选取《孙子兵法》《六韬》《吴子》三个代表性的兵家著作为具体分析文本,系统提炼兵家的情报观,并从“情报—反情报”“情报—决策—安全”两个维度剖析古代情报观及其背后蕴含的安全观。[研究结论]兵家的情报思想体现出一种从宏观到微观的情报工作体系,包含了“情报工作周期”的各个要素,并构建了情报与安全之间相关关系。总体来看,中国古代情报史仍具有良好的现代价值,在提升国家安全工作效能方面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五十二病方》方剂与病类及病症相对应的思维特征解析

《五十二病方》基于“病类或病种-症状群或症状-复方或单药方”临床模式,具备了理法方药体系的基本框架,其方剂与病类及病症相对应的思维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集体表象、互渗律和原逻辑为特征的原逻辑思维应用;直观思维和表象思维为特征的初级逻辑思维应用;原始认知和实证使用的经验型逻辑思维应用。由此构建了初始的临床医学体系,医巫分道扬镳。这种方症对应的思维特征,直接引发创新性的逻辑思维,为辨病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之缘起。

明代三边总督喻时生平著述考

喻时(1507—1571),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官嘉靖、隆庆两朝,前后三十余年间,曾任吴江县令、监察御史、山西巡抚、三边总督等职,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后期,喻时临危受命,总督三边军务,功绩卓然,有力地维护了西北边地和平。其宦迹遍及南北,政绩斐然,声名远播,时有“喻青天”之美誉。喻时一生勤于著述,今有《吴皋先生文集》《海上老人别集》及其它散著存世。

英雄史诗与《诗经·商颂·殷武》

《诗经·商颂·殷武》是殷商的英雄史诗,此诗之旨意前人或谓颂扬成汤的功业,此乃误读误解,此诗所歌颂者为殷王武丁。《颂》诗多关乎舞容仪式,《殷武》亦然;《殷武》主要演绎歌颂殷王武丁步武殷之先王,所取得的“文治”业绩,而非所谓的征伐性质的武功;《殷武》歌颂的武丁之英雄功业包括:狩田辟地、招徕远民、誓戒(立法)、封邦建国、建设城邑宗庙以及实行明堂制度等。古代盛传的“巡守”礼制,也就是上古所谓的“王制”,或始于武丁之时;武丁时代尚属神权时代,所以诗中还强调英雄武丁的事业离不开神灵的护佑。

汉代沂南北寨畏兽图视觉重构与谱系命名——通过一个视觉史案例回应有关《武梁祠》的讨论

在当下中国古代造像研究中,有一种基本的研究方式,即看图辨义,或看图识物。它带来了两个陷阱:其一是文献替代图像的阐述,成为一种故事媒介,或者说文献插图;其二是图像类型的共性特征归纳,混淆了同类图像,无视个体存在的差异。将图像还给图像,是以视觉史的研究方法去进入,重走图像的生成路径,重塑其图像结构,重整其逻辑线路,以此寻找到其象征、隐喻、表述的意义之所在。本文以“墓室畏兽图像”为案例,进行视觉重构与谱系命名,实践视觉史方法论中对于图像的个体存在与定向叙述,以图像分析替代制作者制作的过程。同时,试图以此案例与巫鸿先生的《武梁祠》方法论展开进一步的对话。

吴氏理筋手法结合J型针刀治疗术后肘关节僵硬的临床研究

目的 探讨吴氏理筋手法结合J型针刀治疗术后肘关节僵硬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江西省南昌市洪都中医院康复科2020年6月—2021年6月收治的60例术后肘关节僵硬患者,以单盲随机法分为对照组(关节松动术)与治疗组(吴氏理筋手法结合J型针刀),各30例。治疗4周后,比较两组Mayo肘关节功能评分(MEPS)与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同时对疗效开展评估。结果 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MEPS评分较高,而VAS评分较低(P<0.05);且治疗组总有效率为100.00%(30/3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3.33%(25/30)(P<0.05)。结论 吴氏理筋手法结合J型针刀治疗术后肘关节僵硬患者,能实现肘关节功能的恢复,并减轻患者疼痛,效果确切,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物色”作为中华感兴美学精神之光的灿烂显现

“物色”作为中华感兴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最初由刘勰提出。“物色”既是中华古典艺术审美“感物”“感兴”“比兴”得以发生的对象来源,又是古典艺术“意象”“气象”“意境”得以生成的重要基础。物色论是进入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感兴美学研究的必经之路,但学界对物色论美学范畴的研究相对薄弱。“物色”美学范畴在中国美学史上形成了一个绵延不断的学术谱系。“物色”美学范畴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气论哲学和气感哲学。“物色”是宇宙元气和天地精神在自然物象之声色状貌光影中的感性闪耀,同时又是人的德性精神之光与自由精神之光的生动呈现。物色成为中华感兴美学精神之光的灿烂显现。物色论美学可与西方美学的自然美论、形式美论、审美感性论、灿烂感性论、存在境域论加以比较,亦可与德国古典美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精神相互发明。物色美学范畴因而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和普遍价值,值得展开系统研究和现代阐释。

柳宝诒与吴鞠通治疗痢疾病案异同研究

目的 分析柳宝诒和吴鞠通治疗痢疾医案的异同,探索2位医家治疗痢疾的用药规律。方法 以《柳宝诒医论医案》和《吴鞠通医案》中治疗痢疾的医案为研究对象,采用Excel2010软件统计用药频次、功效分类等,分析其用药规律、病机治法的异同。结果 柳宝诒治疗痢疾以理气药、止血药、补气药、利水渗湿药为主,高频药物为木香、白术、枳壳、桔梗、砂仁等,吴鞠通治疗痢疾多用清热药、理气药、补血药、利水渗湿药,高频药物为黄芩、白芍、木香、黄连、神曲等。结论 柳宝诒和吴鞠通对痢疾的病因病机认识基本相同,吴鞠通治疗痢疾强调初痢以祛邪为主,多用清热药和理气药,久痢有虚实之分,以攻补兼施、扶助正气为主。柳宝诒在痢疾病机认识上创新性提出“宿垢”观点,治疗上提出“疏化”之法。

孟子“乐”与“射”的双重隐喻

孟子乐喻中,金声玉振并非完全对应于奏乐的始终;“终条理”亦可理解为“已条理”“既条理”。“金石以动之”,如同战场之号令,金石之音皆可看作是乐曲的起始,起到节度各音的作用。从我国古代乐器实际演奏过程考虑,后世所理解的“以玉声振扬金声”的观点并不恰当;古人始终在尽量避免镈钟类乐器产生混响,又何需玉音振扬金声。赵岐、俞樾等所认为的“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以玉声振扬金声,并非乐师演奏时所追求的和谐之境,仅为经师诠释经典时的意义建构。由于金石的稳定性,孟子乐喻还涉及金石之品质,为众音之准则。金声玉振不仅隐喻孔子兼具圣人之全德,还隐喻孔子为后世之法则。孟子乐、射二喻中,不应将智、圣二分看待。《五行》篇与孟子的不同处,还在于孟子以金玉喻始终条理,兼具圣智;而《五行》篇以金玉喻内外,又强调君子集大成,最终达到合内外的思想旨趣。

吴昌硕年谱补正——以《香禅日记》为中心

晚清苏州文士潘钟瑞的《香禅日记》,有不少与吴昌硕的交往记录。以此日记为基础,通过与其他文献的对比,揭示了《吴昌硕年谱长编》中存在的若干需修正之处。补正内容包括吴昌硕创作《墨梅图》的精确时间、花朝日的传统习俗、郑文焯参与汪氏壶园新居饯春活动的具体日期,以及山塘与留园游览的真实年份等。这些修正不仅有助于更精确地理解吴昌硕的生平与艺术发展,而且为艺术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香禅日记》所记录的苏州下层文士的日常活动细节及其与其他文人文集、日记的相互印证,也凸显了其独特的史学价值。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教育发展之哲学方向的讨论及其影响

得益于杜威访华,教育专业留学生纷纷回国服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中国教育哲学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教育界酝酿了一场有关中国教育发展哲学方向的大讨论。1934年,吴俊升在天津的《大公报》上发表《中国教育需要一种哲学》,批评中国教育过于讲求“方法”和“制度”,而忽视教育背后的“理想或目标”,缺乏一种教育哲学。吴俊升的论文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姜琦、郑宗海、张君劢、徐伯申等学者参与其中。这场讨论体现了当时教育哲学研究“从模仿到创作”的发展,反映了研究者在促进教育哲学本土化方面的追求,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哲学学科建设。这场教育哲学讨论与教育发展、社会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扩大了教育哲学的社会影响。

“犬”“豚”辨异——兼论勾践生育奖励政策中蕴含的性别观

传世名篇《勾践灭吴》中有关生育奖励的措施影响深远,但生男生女分别奖励犬豚的做法却广受争议,颇多分歧。从语言、历史、文化多角度辨析“犬”“豚”之异,明确先秦时期犬、豚同为重要肉食来源,但越人纵狗行猎,在越国,犬的地位高于豚;犬阳豚阴的动物阴阳观念乃汉人习气,并不适用于当时的越国;勾践分别奖励是出于犬、豚的不同文化蕴含,体现的是男尊女卑思想下男女分工的不同。勾践各尽其用的性别观对当今社会亦有借鉴启示意义。

彭州竹瓦街出土青铜觯考源

四川彭州竹瓦街曾于1959、1980年两次发现商末周初的青铜器窖藏,计出青铜器40件。其中,覃父癸觯、牧正父己觯为殷人铜器。殷人铜器在成都平原出土,学者以为是蜀人随武王伐纣获得的战利品。其实,也可能是周公东征之后,大规模分割迁徙殷遗民,某个擅长制造青铜器的殷遗家族,不愿接受周人的统治,便不惜翻越崇山峻岭,远为迁徙,最后到了成都平原。他们到了这里,对所归附的蜀地贵族不仅赠送了原属自己的青铜觯、尊,还帮助仿造了一批既有蜀地特色又与中原铜器相似的青铜容器和兵器。这或许就是彭州竹瓦街青铜器窖藏杂有殷人铜器的由来。

止园:吴亮市隐的“桃源想象”

园林书写与园林绘画是当下延续园林文化物质性存在的重要手段,其精神文化溢余价值更是自不待言。明代文人吴亮市隐于常州止园,融合自身生命体验,建构了独特的“桃源想象”之境,实现了桃源文化意象由哲学思想到文学范式表达,再到实体园林景观的转变。通过张宏绘制的《止园图》和吴亮《止园集》相关诗文之间的图文互动,从吴亮“桃源想象”之境所呈现的朴野之风可以看出,吴亮修建的止园与当时追求奢华之风的富贵园林亦有所区别。吴亮隐于止园,既顺应了当时隐逸文化转化发展、精英阶层造园炽盛的时代风潮,同时也是为避免朝中党争之祸的无奈之举。此外,文人的山水情怀和反哺之情亦是促使吴亮归隐的重要因素。吴亮修园市隐并非是末世心态,而是归隐明夷,比之隐逸的美名,更多体现了吴亮作为文人的担当与自持。

由义尊与义方彝等周初铜器论及西周早期年代

近年新见义尊、义方彝是一组商人大族■族贵族义受武王赏赐后所作的青铜器,同组还有一件圆鼎和两件方鼎。西周初年的义器铭文中的闰月历日可为武王克商年的判定提供参考。何尊与新见的贝毳尊卣、德方鼎等器均述成王迁宅于成周之事,迁宅至迟于成王五祀三月已完成。铭文中有“新邑”一词的青铜器,年代均应早于何尊所铭成王五祀。新出青铜器使得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已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以周初诸王在位王年,向前可推拟武王克商之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二年计,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76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计,则武王克商年是公元前1081年。

文学地理空间视域与“吴蔡体”的形成

吴激、蔡松年由宋仕金的人生际遇及其随之而来的上京、燕山文学地理空间转换,是“吴蔡体”形成的关键进路,吴激肇其始,蔡松年定其型。具体而言,身处上京、燕山文学地理空间的吴激承袭苏轼以词书写士人情志的词学理念,融前人诗句入词,以词来抒发孤臣孽子的故国之思,引起了其他由宋入金词人的广泛共鸣,“吴蔡体”得以创建。稍后的蔡松年,尽管同样流落天涯异域,然其道德背负较轻,遂于清壮洒落之中寄寓乡关之思,将吴激词的故国之念创造性地转化为归乡和隐逸,建构了异域文学地理空间内入金宋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回应了金代词坛新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艺术境界的追求与理想,使得“吴蔡体”具有开辟一代词风的情感内容、艺术模式、审美趣味和生命意义,金词的艺术格局由是得以形成。

魂瓶在两晋之交的衰落与消亡

魂瓶源于堆塑五联罐,是流行在我国吴晋时期东南地区的陶瓷明器,主要产自以上虞为中心的早期越窑,依托于葬俗中的神仙信仰存在。受永嘉南渡等因素冲击,以魂瓶随葬的习俗在两晋之交迅速衰落。这一时期,东南地区税赋、劳役负担沉重,通货紧缩,经济陷入长期萧条。豪门大族隐匿人口、侵夺山泽,商税苛重,早期越窑等民间手工业全面衰退。晋制葬俗等中原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东南地区的社会文化风气,吴姓士族被侨姓大族压制和削弱,地方习俗难以维持,魂瓶等专用明器用量锐减。大约在咸康年间,随着侨姓大族深入会稽,魂瓶彻底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