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论到存在论——论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真理观的批判与“变革”

传统西方哲学站在知识论立场,将哲学理解为一种求知活动。代表性人物黑格尔以“理念”为核心,“思辨”为方式,“知识”为样态,建构起了其思辨哲学视域下的知识论真理观。海德格尔对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进行了批判,试图为真理奠定存在论层面根基。如果说黑格尔面对的问题是真理与对象能否“符合”,海德格尔则认为真理在于作为存在者本身如何去除对“存在”的遮蔽。在海德格尔哲学中,真理(alētheia)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命题真理,不是符合论的真理,而是存在之真理。达成真理即是要完成对存在本身的领悟,达成存在意义的“显现”——作为澄明的无蔽状态。

文艺中的真理——间谍小说、幽灵书写与闪烁主体

艺术与真理的关系,自古至今向来是聚讼纷争的主题。在当今这个数字合成异常兴盛的时代,这个问题再度引发我们深思。要对此进行回应,首先要突破真与假之间的二元对立,进而将其纳入到复杂的互渗、交织和转化的动态关联中。文学创作尤其是间谍小说为审视此种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线索。以勒卡雷为代表的当代间谍小说,不仅深刻延续了克拉考尔等学者所阐释的对空洞现实的诊视,更是围绕背叛这个要点引发我们重思主体性与自由这个根本的主题。结合海德格尔晚期对无基和离基的思辨,以及德里达对幽灵书写的阐发,我们试图将间谍小说中所塑造的背叛性主体视作数字时代见证真理、探索自由的未来可能。

海德格尔的元政治学和被隐蔽的“内在的真理”

近年研究证实海德格尔原始手稿中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这样的表达。但这个发现并不能证明海德格尔哲学是纳粹政治学。“内在的真理”这个概念跟海德格尔这一时期构建元政治学的设想有关。作为区域的元存在论,元政治学要将存有的真理落实到存在者层面的政治活动中。而存在的真理则通过荷尔德林的诗显现为“亲密性”这一比希腊的■更为源初的概念。从海德格尔的元政治学理论构想来看,他是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之名来构思他所认为的理想政治之基础,而非为任何现成的纳粹运动提供思想基础。他所谓的“精神的国家社会主义”指的并非现实政治中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元政治学用来称呼它要促成的涉及民族和此在本质的运动的名称。元政治学的构想没有成功,并不表明海德格尔思想的失败。

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亚里士多德的双重真理观

亚里士多德将命题之真界定为思想中的词语的结合与分离,而同时命题之真又在于与事物相似。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将真理仅仅局限为命题之真,还有更重要的真理是灵魂成真,包括技艺、科学、明智、智慧与理智,可以分为实践的真与沉思的真两类。灵魂成真是从命题的肯定或否定上升而来,通过命题性知识的多次积淀形成某种单一性的潜能,并在灵魂中的欲求部分的作用下形成一种稳定的秉有。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都属于存在之真,后者是首要的存在之真。从人到神被认为是从理性到思想,人之理性既有命题之真又有灵魂成真,思想则不再有命题之真。基督教不承认神是思想自身的思想,人也不能依靠沉思科学实现存在的超越,因此,真理修饰的对象或真理的处所只能是命题,真理不再与灵魂上升关联。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坚持真理性优先

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的重大历史蜕变,就是脱离真理性而玩弄“普世价值”,而我们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则必须坚持真理性优先。必须剖析西方意识形态把物化个人作为历史主体、权利本体和存在本体的三重虚构,阐明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如何把“形而上”纳入科学的视野,戳穿新自由主义“自发自由”“自发自然”的谬误,发挥科学意识形态真理性优先的优势,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突出其先进引领性、科学信仰功能和新时代的理论创新精髓。

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观念及其真理性置入

阿多诺“真理美学”的逻辑形态向社会理论的过渡,关注时代背景、社会价值和立意取向以及聚焦社会道德、人文情怀指向的哲思观念和言乐姿态,具备真理性气质。艺术哲学、意象美学的异文化视角可观照真理性置入的问题并考察其观念旨趣、意识延伸、学理渗融状态,得出定格本真、理性透镜、审美价值重估、理性结构立场、感性祛魅状态、艺术审美立极和爱智意象、边界意象、关系美学意象、思维交响意象、取舍意象、伦理意象等认识。

“生活真理”的另一种内涵--以梭罗的超验主义思想为背景解读《分手信》

纯爱小说《分手信》与梭罗的超验主义思想有相通之处:它们都追求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法则即生活真理。生活真理在《瓦尔登湖》中是简朴生活,在《分手信》中则是纯爱。与超验主义散文中对自然美景的抒情描写不同,小说通过叙事中的情节给出爱情中的起起伏伏,借助爱情引出更为普遍的亲情和友情,最终通达生活真理。美好爱情是生活真理的象征,爱情的描写通达生活真理,亲情和友情则是生活真理的具体化。纯爱是对生活的体验和领悟,那就是,爱就是让所爱的人幸福快乐。

虚拟实践何以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数字智能时代新出现的虚拟实践,给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识论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任何认识都应当通过产生这种认识和由这种认识指导的客观性实践或逻辑证明来证实或证伪。然而,学界有观点认为虚拟实践可以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和认识水平,却不能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这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的科学性都带来了一定挑战。事实上,虚拟实践在本质上是人的现实实践在虚拟世界的延伸,它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也可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具体而言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检验:通过模拟现实世界中实际发生的事件或行为对认识进行检验,通过虚拟实验对科学上的各种假说进行检验,通过在虚拟情景中运用逻辑证明方法来检验。虚拟实践的出现确实丰富了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方式、内容以及主体的思维方式,但并没有否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认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并没有过时。

事件、主体与真理:元宇宙空间中的元政治学

巴迪欧提出的数学本体论关注到未来元宇宙空间背后最重要的算法结构,这为我们探寻元宇宙空间建设的本体论与行动哲学问题提供了启示。巴迪欧通过综合德里达和德勒兹的思想,把“事件”看成一种内涵的“外溢”,即一种断裂性的统一,或基于“一”的“多”。元宇宙空间是以物理空间的例外状态而出现的,因此元宇宙空间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新的“事件”。在元宇宙空间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一些数字习惯的形成或数字意识的自觉往往与关键事件密切相关。巴迪欧所主张的元政治学,体现的是主体在事件中发现真理和建构真理的过程。因此,未来元宇宙空间的构建同样需要引入元政治学。在积极数字事件和消极数字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主体忠实于事件及其所定义的真理,能为元宇宙空间的形成提供真实可循的真正努力。巴迪欧关于共产主义假设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深刻思考元宇宙空间发展过程中正在加剧的贫富分化和政治极化等问题。

究竟有没有绝对真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真理观的再考察

绝对真理的问题,不是脱离了社会历史的人直观或理念化外在于自己的世界的问题,而是关乎认识世界、洞察时代进而改变世界、引领时代的问题。绝对真理不是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而是处于无限发展过程中的体现思维至上性的正确性认识,它是“这样或那样地”被承认的客观真理,是对于客观真理能否完全表现客观实在的确证,同时表征着人的思维把握世界的现实性能力。从人类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看,每一个真理都具有绝对性与相对性双重属性,只要是真理,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不变的情况下,它就是绝对真理,而在时间和空间改变的情况下,它就是相对真理。从人类社会整体的历史进程看,绝对真理由相对真理构成,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相对真理是绝对真理发展进程中的特定存在状态。相信绝对真理意味着相信人的思维的至上性以及思维的现实力量,相信人能够在实践中认识世界并不断改变世界。离开对世界的改变,就没有探讨绝对真理的价值,也正是服务于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变世界,绝对真理才需要被确认,才因此而存在。

实事求是与真理探索的辩证统一

对真理的把握践行,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识。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发现和坚持真理的前提,有什么样的思想路线、认识方法,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思想方法、理论体系,进而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和实践。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探索真理的历史。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认识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是实践的过程、认知的过程、探索真理的过程。唯有从实际出发、把握事物本质、揭示发展规律,才能真正探寻客观真理。中国共产党将实事求是与真理探索辩证统一于伟大实践,走过了百余年光辉历程。新征程上,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的实事求是精神。

何谓真理?——伊朗政治学理论背后的“科学问题”

当代伊朗政治始终存在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双方不仅在大政方针上针锋相对,更在政治理论和思想基础上有着根本不同。1985年,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著作在伊朗引发了激烈持久的论战。由于波普尔的政治理论建立在其科学哲学观点之上,因而关于波普尔的争论也将伊朗知识分子的科学观与政治理论联系在一起。因此,科学问题在伊朗当代政治理论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甚至构成了某些政治理论的基础。礼萨·达瓦里与阿卜杜卡里姆·索罗什是这场争论中针锋相对的关键人物,他们的政治理论和主张离不开他们对科学之真理性的讨论。关于科学的争论不仅显示出真理和理性问题在伊朗政治理论中的核心位置,还表明伊朗国内的政治话语受到全球性知识生产的影响和制约。

艺术与非同一性真理——阿多诺的否定美学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前辈哲学家,阿多诺对艺术和美学给予最大的关注,可能是除海德格尔之外最重视艺术的20世纪德国哲学家。无论是在他的音乐哲学中还是在他最后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美学理论》中,阿多诺的艺术理论都与他的否定辩证法或者同一性哲学批判工作密切相关。从同一性思维批判、艺术与真理之关系、艺术的双重性(社会性与自主性)以及乌托邦与艺术的救赎功能等几个方面,可以探讨阿多诺的“否定美学”或“真理美学”的基本内容,从而揭示阿多诺艺术哲学的当代性和未来性。

壳体结构形式于室内空间表现的延续 爱德华多·托罗哈作品中的真理审美表达

近10年来,人们越发看重建筑结构在室内空间的艺术表现。结构作为建筑的核心要素,赋予空间无限的可能性。结构,从一开始被视为建筑缺陷,到逐渐发展成为装饰性元素的一种,慢慢被大众所接纳。随着建材技术的提升和结构形式的创新多样,人们开始追求更简洁、更纯粹的艺术高度。这种审美观源于20世纪工业化时期,而爱德华多·托罗哈作为20世纪建筑结构工程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凭着超前的美学观,创造出具有强烈个性美的大跨度壳体艺术。借助案例分析,结合对托罗哈的“真理美学观”与相关作品研究,探求壳体结构个性在室内空间中的表现力和艺术情感,并提出具体采用的设计手段以及所构成的审美感知。

本雅明“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建构与真理救赎

在20世纪文学批评史上,瓦尔特·本雅明是一位极具思想性和创造性的批评家。面对人类经验结构的变化以及文学批评在德国被忽视的窘状,本雅明通过对文学的关注与反思,将“有创见地评价”作为批评的任务,尤其通过对巴洛克悲悼剧的研究,将文学批评置于碎片的意义重构位置,提出批评不是对作品简单地发表意见,而是以一种辩证思维的方式洞悉其中深藏不露的内容,把为每一件艺术品提供的历史内容变成哲学真理,使批评成为意义阐释、价值重构和真理救赎的独特方式,彰显批评的“生产性”要义以及文本内在的生产机制。这一切意在打捞弥赛亚踪迹,拯救现象世界中的真理内容,即以神学的方式获得救赎并走向真理层面。由此,本雅明意义上的“艺术生产”不只是创作者一极对文学技术的重视,还是阅读者、批评者一极作为文本的生产者,实施作品的意义生成过程。这显示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绝不是某种单向度的理论,而是充满着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数字时代时空、生命与真理之思

在数字时代,人的位格多元化,出现了数字位格,几近演变为数字生命。数字生命开拓着自己的主观时空,也被客观化的时空所规训,生命—时空的这种主动—被动的辩证关系即是数字时代的真理现象。时间、空间具有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的相对性,客观化时空理解使时空成为可被外在规制的对象,与人本真的生命经验相分离,不足以解释人与时空的亲密性和联动性;时空的本质需要经由人的生存结构而得到揭示,认识生命与时空的统一性需要从时空变迁的客观历史中获取经验,现代性突出地表现为时空与生命相互分离的形而上学,数字时代则有望基于数字重建时空与生命的统一。数字生命的未来命运又与其对真理的理解态度息息相关,对真理的先验的知识化理解遮蔽了生命的本源真理“让-自由”,使现代人甘于沉沦于数字形而上学的绝对统治,数字生命与真理的统一性的重建需要彰显生命的自由原则。

从“坚持真理”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运用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缔造者和忠实践行者。伟大建党精神的“坚持真理”集中体现于李大钊广泛学习、不断深入、尝试运用、积极传播,最终为马克思主义真理献身的历史过程。基于历史与文本的考察,可将李大钊的“坚持真理”总结为浮槎东渡、拨云睹日、学以致用、星火燎原四个既各具特点又紧密联系的阶段。李大钊对真理的探索和坚持既深刻认识了时代潮流,又积极适应了时代要求;既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先驱积极借鉴世界文明优秀成果、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眼光,又体现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对内忧外患、探索救国救民新路的责任担当。

开端:原在真理之言说——论海德格尔开端之思的三个维度

“开端之思”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重要方面,其目的就是要扭转形而上学的发展方向,从而让人们跳出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并在向本有之原在真理的跳跃中实现与存在之间的本质性的互为归属。形而上学之展开突出地表现为遗忘存在的实事,并构成了现代人类的命运逻辑。思考开端,就是思考人类的未来走向,而这一走向被规定为向存在的本质性回归。因此,海德格尔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看到了开端之为原在真理之陨落的过程,并开创性地将形而上学之终结与形而上学之前的思想开端勾连起来,为另一开端的开启奠定了思想之基。

艺术与真理:对海德格尔“艺术作品本源”的澄清

《艺术作品的本源》一直以来对于研究海德格尔哲学路径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同时因其标题即关于艺术作品的本源问题,故其也常常成为讨论艺术以及艺术作品的重要文献,甚至将海德格尔对艺术的看法定义为“艺术=真理”。这种简化式的论述背离了海德格尔的初衷,难免与其背后的哲学、艺术研究产生一定的偏颇。海德格尔反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对艺术即模仿的理论解读,批判笛卡尔以来,尤其是在康德那里所凸显的主体性创造的艺术观。他借由物、用具的视角分析、拆解了传统对物质、材料的贬低和驳斥,认为只有在艺术作品中物才得以彰显,而非被抛弃。他认为只有进入循环之中才能发现并进入艺术作品之中。在当代论述艺术与哲学的关系中,或许更加应该被思索的路径不是从哲学到艺术,而是从艺术到哲学。

1922—1935年苏联《真理报》对中共态度演进的历史考察

苏联《真理报》是最早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外国报刊。从1922年到1935年,《真理报》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希冀、忽视到指责再到支持的演进过程,态度演进背后折射出苏(俄)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评价。对落后国家共产党的轻视、基于实力原则急欲寻找反帝同盟者的现实考量、对孙中山的好感和对国民党革命性的过高估计等,是《真理报》忽视、冷落甚至公开指责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原因。苏联《真理报》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演进,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国际形象建构而言,既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存在消极影响。要打破国民党铜墙铁壁般的新闻封锁,让世界人民认识真实的红区和红军,中国共产党还需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