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二八”到“八·一三”蒋介石“以战求和”抗战策略的转变——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为中心

上海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中心,蒋介石对其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从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到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蒋介石基本是执行了"以战求和"的策略,但是仔细考察这一策略的前后,可以发现他两次"以战求和"的程度有所不同,1932年他对日策略消极成分更大;1937年蒋介石感觉到已经无路可退了,在仓皇中决心应战,虽然其策略依然是被动的,但已有积极的改变。

英美外交决策与“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后的国联调查团

国联调查团组建之初,在代表人选及调查范围问题上,日本极力促使其朝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调整。英美等国不希望日本破坏既有远东秩序,尤其不希望损害其在上海附近的利益,这是在“一·二八”事变上英美两国态度不同于九一八事变的原因之一。“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对刚刚组建的调查团形成了事实上的挑战,如何调查“一·二八”事变以及是否介入中日谈判是李顿等需要明确的问题。国民政府希望调查团尽快北上,调查团则有意完成“一·二八”事变的调查。虽然调查团未直接介入上海停战谈判,但在其离开上海前中日开启了停战谈判,不能谓两者之间没有关联。

“一·二八”抗战的战地报道与文学反思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此前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骨干作家,如黄震遐、张若谷、万国安等,以《大晚报》《时事新报》为中心从事战地报道,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此段历史的记忆方式。此战地报道之实践为抗战全面爆发时报告文学热潮之先声;但在塑造英雄、激荡民气的同时,亦有夸大战果,将残酷战场情境传奇化之倾向。反倒是在战后以此题材创作的小说中,作者对战事之艰难、中国军队牺牲之惨烈,有更为切实的描写。这一“错位”,为我们理解历史与文学、纪实体裁和虚构体裁之互文关系,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案例。

“一·二八”淞沪抗战与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千百年来指引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旗帜和不竭精神动力。1932年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国军民所表现出来的为捍卫民族独立而奋起抗争的悲壮之举,就是这种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写照。中国军队冲破阻力,浴血奋战。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绘织了中国抗战的悲壮历史图景。上海民众毁家纾难、同仇敌忾,全力支援前线,组织抗日义勇军开展抗日总同盟罢工,谱写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团结御侮的惊天战歌。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坚决抗日,发表宣言,号召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主张建立武装的工农兵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民族战线,始终坚持组织、支持和领导上海人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正是由于爱国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中国军队才演绎了“以血肉之躯,与敌重兵利器相激荡,卒能连挫凶锋,屹然不动”的悲壮图景;正是由于爱国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上海民众才谱写了“莫不同仇敌、万众一心、团结御侮、全力支援前线抗敌”的伟大战歌。淞沪抗战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坚不可摧的伟力,雄辩地证明了帝国主义不能征服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的历史真谛。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新的伟大长征,爱国主义仍是鼓舞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略论华侨对“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贡献

华侨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日军民,开展各种抵制日货的活动,充分体现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试就海外华侨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精神上积极鼓励十九路军抗战,捐款捐物支持祖国抗日军民,开展国民外交和各种抵制日货的活动作一个论述,以纪念他们对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做出的贡献。

国民党政府对“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之反应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仅用5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3省,紧接着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威胁远东金融中心上海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政府乃至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各派系开始重新聚合,无所作为的国民政府逐步对日采取积极的内政外交措施。

华侨对“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贡献

华侨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日军民,开展各种抵制日货的活动,充分体现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做了重要贡献。本文试就海外华侨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精神上积极鼓励十九路军抗战,捐款捐物支持祖国抗日军民,开展国民外交和各种抵制日货的活动作一个论述,以纪念他们对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做出的贡献。

“一·二八”事变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沪战救护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国红十字会参与民族战争救护的序幕。总会先后组织救护队21支、筹建伤兵医院43所、设立难民收容所5处开展救护伤兵难民工作,战区各分会在总会的支助下展开力所能及的救护行动。战事方告终,疫病肆虐,总会及各分会未及喘息,积极设立时疫医院,救治患疫民众,9月,疫势减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行动彻底告终。前后历经9个月,尽管困难重重,中国红十字会仍圆满完成救护任务,其中值得赞赏之处颇多。

从《申报》看“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各方支援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申报》以强硬抗日、救国御侮的严明立场,积极参与,放言议论,高度赞赏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勇抗敌,就全社会各方积极支援抗日救国的情况进行全面报道,发出了"抗日爱国"最强音。

“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之复业措施

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文化机构。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商务成为轰炸目标之一，几乎毁于一旦。在此情况下，时任总经理的王云五采用了一系列措施，使商务在半年内复业，并在20世纪30年代创造了商务印书馆的又一个辉煌。商务的复业措施不仅仅是权宜之计，而是在此契机上的资源重组，这些措施对商务印书馆的现代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二八”事变中国海军受责难始末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爆发了“—·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而驻扎在上海的中国海军却奉行了不抵抗政策,受到社会各界的责难。

20世纪30年代初报刊媒介抗日舆论的形成——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中心

报刊媒介所形成的社会舆论是促进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变化的重要因素。甲午战争后,报刊媒介对日本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师日”到“反日”“抗日”的转变过程。到20世纪30年代初,尤其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前后,日本的侵华野心更加明显,报刊媒介中的抗日言论也日趋激烈,并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遭到报刊舆论的谴责和抨击;二是全社会主张武力抗日的言论日趋坚定;三是坚持全面、长期的抗战舆论日渐成熟。30年代报刊媒介日趋激烈的抗日言论为“一·二八”淞沪抗战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基础,也为此后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条件。

中日在国联围绕伪满洲国交涉始末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将日军武装入侵东北问题,依据国联盟约申述到国联。从1932年9月22日,国联行政院第一次讨论中日纠纷会议开始,中、日在国联围绕日军撤兵问题展开交涉。到12月10日,在中日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成立国联调查团来中国调查,其间,日本为转移视线,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从此中日又围绕“一·二八”事变展开交涉。在中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前,日军已在东北扶植伪满洲国,从此中日又围绕伪满洲国问题开展交涉。《国际联盟调查团报告书》虽认定伪满洲国为非法政府,但伪满洲国已既成事实,且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退出国联,使国民政府依赖国联调解政策失败,国联调解失败是列强推行绥靖政策结果,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而且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

193 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上海银行公会一度公开主张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 ,实行宁粤之间的和解 ,并对诸如罢市这样的激进举措持消极态度。在上海和平会议期间 ,银行公会在敦促宁粤会议双方尽快息争御侮的同时 ,开始对南京当局的统治表示出相当的不满。在蒋介石下野后出现的停付公债库券本息风潮期间 ,上海银行公会发起了声势巨大的抵制运动 ,迫使孙科当局收回成议。 1 93 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后 ,形成蒋汪合作的格局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内债展本减息方案 ,上海银行公会基本上持合作的态度。此外 ,在支持淞沪抗战、维持上海金融市场乃至国内金融业的稳定 ,适时发起成立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等问题上 ,上海银行公会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1932)

20世纪30年代初,外国资本家已成为上海权势结构的组成部分。关于他们在中日冲突中的行为,世间流传着非黑即白的脸谱化认知。回归历史现场,他们的行为具有多歧性,其真实想法是渴望消弭抵货运动,维系特权。抗战不仅是民族国家的博弈,也是阶级的相互作用。外国资本家的集体意识,源于其双重社会存在。作为治外法权造就的贵族,他们为特权而欲打压中国群众运动;作为先觉的资产阶级,他们又将现代价值带给民众;而初觉的中国平民,发动抵货,戳中其软肋。恰如马克思所论,他们陷入困局,钱包、王冠不可兼得。民众继续抵货,他们不愿放弃其一,遂诉诸速战速决的武力。此相互作用,即中日冲突有限暴力化、有限损华化的社会根源之一。

“一·二八”事变后国立暨南大学的损失与重建

国立暨南大学是20世纪前期国内华侨教育的最高学府,不幸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遭到日军的轰炸与蹂躏,损失巨大。战争停止后,暨南大学立即对学校的损失进行了详细评估,教育部也派视学员加以考察,并依据视学员报告提出了整改的一系列意见。暨南大学积极申请拨款整改重建,但在南京政府财政窘困的背景下,未能尽如所愿。尽管教育部一再督催整改,限于财政经费困窘,暨南大学整改重建的成效却难以达到部定要求,显示出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契合的矛盾。

“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的青岛日侨暴动探析

1932年1月12日,青岛日侨以本地《民国日报》刊登有辱日本天皇的新闻为借口,相继捣毁报社及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导致当地局势骤然紧张。日侨暴动并非一时的情绪失控,其目的在于不仅要干扰中方的反日救国运动,更要为日军出兵寻找借口。但是,暴动并未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中日双方的紧急交涉下,暴动很快得以平息,并未演化为武装冲突。此次暴动的发生与处理结果,对"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制定对日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干扰,间接但却有效地配合了日军在上海的行动。

硝烟中的事业——“一·二八”事变与上海美专停课之谜

《傅雷自述》提及，上海美专因受“一·二八”事变影响而停课，但美专校史对此却只字未提，而且对“一·二八”事变后一个多月时间里的记载也不够详细。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和分析发现，“一·二八”事变的确对上海美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损失较大。日常教学可能也受到了影响。但在刘海粟的带领下，很快渡过了难关。上海美专在战争岁月里所表现出来的奋斗精神是百年美专的一项优良传统。

“一·二八”后的教育整顿与暨南大学的应对(1932—1934)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持续推进对大学教育的全面整顿。这与国难危机的时代背景,以及权力重组后国民党对教育建设的重视有关,背后更蕴含执政当局“党化”教育、控制大学的政治意图。暨南大学等在事变中惨遭战灾的上海高校,更成为重点整顿的对象。暨大校长郑洪年为维护“华侨最高学府”的办学自主权,在学科布局、经费使用上与教育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为争取更多办学资源恢复重建,也不得不让渡办学自主权。最终,郑洪年被迫去职,教育整顿在暨大大获胜利。暨大应对教育整顿的努力与现实遭际,折射出政学关系相互纠缠的复杂面相。

有关“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华北上海等地情形史料一组

本组史料系聚兴诚银行上海分行给重庆总部信函，主要反映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情况以及事变后政府、民众及国际社会的反应，有一定的价值，特予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