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期间英国对日本的遏制与纵容

一·二八事变前夕,英国为了维护上海公共租界的安全,与日本等国合作制定了上海租界《协防计划》。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初,为避免租界沦为中日冲突的战地,英国联合美、法、意等国对日本施压,阻止日军在租界内跨防区巡逻,反对日本陆军增援上海,提出调停中日冲突的“中立区”方案。在遭到日本强硬拒绝后,英国政府接受林德利和白利南的建议,默许日军大规模增援上海,坐视甚至推动日军尽快击退中国守军。英国在一·二八事变中的因应,充分展现了其应对中日上海冲突的复杂面相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一·二八事变与“集体安全”在东亚的破产

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是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又一次挑衅。事件发生后,英美两国政府内部就如何判定该事件的责任方展开激烈讨论。为了制止战争,英美两国延续了划定“中立区”的方案。该方案遭日本拒绝后,两国分别派出蓝普森和詹森赴沪调停,但收效甚微。美国受制于经济危机和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欲拉拢英国,共同援引《九国公约》遏制日本。英国囿于自身实力,只希望在国联的职能范围内行事,因此拒绝了美方的提议,“集体安全”最终破产。英美先后三次调停此次事件的外交互动过程不仅体现出各国在华利益的复杂性,也充分暴露出“集体安全”和“大国一致”原则缺乏执行条件和机制的弊端。

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对一·二八事变的应对与调处

1932年1月18日日僧事件发生后,中日矛盾激化,美国驻华公使詹森最初拒绝介入其中,并提醒美国政府必须谨慎应对。但至1月28日战争爆发,危及美国利益,詹森又主动提请美国政府对日施压,并亲自赴沪调解争端。然而,因日军有意扩大战事,詹森调停接连受挫,美国政府在其提醒下亦曾出面表态,却仍于事无补。后经国联调解,谈判出现转机,詹森复与各国代表合作推动双方非正式会晤,并在谈判中力争减少中立国责任。至正式谈判阶段,日方提出无理要求,詹森虽同情中国,但也无奈妥协,与英国公使兰普森合作促成了停战协定的签署。詹森对上海局势的观察奠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而其态度与行动演变,虽带有同情中国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更多是遵循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现实主义准则,体现了美国政治文化“例外论”对其个人外交行为及战时中美关系的影响。

论“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兼与“九·一八”事变对日政策比较分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微妙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二八事变”期间南京市社会局维持首府社会稳定之举措

1929年1月,南京市政府设置了社会局,分管着全市的社会行政事务。"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因系首府,且距离上海较近,受到较大影响。此时,为了维持南京市社会的稳定,社会局针对具体情况,相应地采取了一些举措,其中主要有"火警预防"、"市面金融维持"和"粮食供应之保障"三项,收效甚佳,从而为国民政府首府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评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国民党政府对“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之反应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仅用5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3省,紧接着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威胁远东金融中心上海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政府乃至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各派系开始重新聚合,无所作为的国民政府逐步对日采取积极的内政外交措施。

略论一·二八上海事变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扩张分子又在上海挑起事端,以压迫中国的抗日运动。虽然上海事变看似偶然,其实为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必然表现。中国国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地方性割据势力,蒋介石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难以全力抵抗日本对上海的侵略。但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英勇战斗的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捍卫独立的决心。美英等西方大国为维护其在华利益而积极斡旋中日停战。上海事变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日本的威胁,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

华侨在“一·二八”事变中的作用

抗日战争前后,广大华侨与祖国人民一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民族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领导的一.二八事变中,华侨从言论、物质上大力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成为推动日后国共合作的一股强大力量。

“一·二八”事变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沪战救护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国红十字会参与民族战争救护的序幕。总会先后组织救护队21支、筹建伤兵医院43所、设立难民收容所5处开展救护伤兵难民工作,战区各分会在总会的支助下展开力所能及的救护行动。战事方告终,疫病肆虐,总会及各分会未及喘息,积极设立时疫医院,救治患疫民众,9月,疫势减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行动彻底告终。前后历经9个月,尽管困难重重,中国红十字会仍圆满完成救护任务,其中值得赞赏之处颇多。

国际主义抑或人道主义:一·二八事变中的上海扶轮社

扶轮社是以维系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国际人道组织。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由中、日、美、英等多国人士组成的上海扶轮社特别委员会,发起了意在制止战争的请愿活动,但请愿因日军悍然发出最后通牒而无果而终。表面上,上海扶轮社各方社员的请愿代表皆以促和为己任,但实际上,各方代表多持有不同的参与动机和互相矛盾的和平设想,未能将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置于民族主义之上,这是上海扶轮社和平请愿难以逾越的内在限界。与此同时,上海扶轮社各国社员大多认同扶轮社的人道主义理念,广泛开展战时人道救援活动,为援助沪战难民做出了贡献。在战争环境下,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难以与民族主义相抗衡,扶轮社所能维系的,仅是各方社员对人道主义的认同。

“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之复业措施

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文化机构。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商务成为轰炸目标之一，几乎毁于一旦。在此情况下，时任总经理的王云五采用了一系列措施，使商务在半年内复业，并在20世纪30年代创造了商务印书馆的又一个辉煌。商务的复业措施不仅仅是权宜之计，而是在此契机上的资源重组，这些措施对商务印书馆的现代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关“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华北上海等地情形史料一组

本组史料系聚兴诚银行上海分行给重庆总部信函，主要反映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情况以及事变后政府、民众及国际社会的反应，有一定的价值，特予公布。

“一·二八事变”80周年祭 1932·战淞沪

"九·一八事变"没过几个月,日本在上海又挑起了战争。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若不是非蒋嫡系的十九路军舍命相拼,也许第一次淞沪之战就会是另外一个结局了20世纪30年代初,面对日本的入侵,国民政府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的辩解是,日本太强,中国太弱,如全面抵抗,

“一·二八”事变中国海军受责难始末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爆发了“—·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而驻扎在上海的中国海军却奉行了不抵抗政策,受到社会各界的责难。

英国租界护侨与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吞并中国东北,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面对日本侵略,中国人民悼心疾首,在上海开展了抵制日货的抗日斗争,令日本侨资企业大受折损。日本政府进而以保护日侨为借口,悍然向淞沪地区增派兵舰,希冀引爆上海冲突,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分散国际社会对东北问题的关注,趁机扶持汉奸组建傀儡政权,巩固侵略成果。然而,位于上海地区的公共租界是英美等国在中国境内侨民投资权益的核心枢纽,其中也定居着不少日本侨民。英国政府担心中国军民在抗日爱国的旗帜下群起冲击公共租界、收回属于中国的租界治权,引爆淞沪战事。于是,为了维护租界特权,英国主导制定了租界《防御计划》。然而,日本军方却借题发挥,利用《防御计划》主动引爆淞沪战事,令英国在上海地区的租界护侨工作产生了与其初心完全相反的历史作用。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国联外交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援引《国联盟约》第15条,实施九一八事变与与"一·二八"事变合并解决方针,是对日"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政策之表征。历经国联理事会、国联大会、十九人特别委员会等审议,国民政府未能实现两次事变合并解决设想,而日本通过外交行动拖延国联审议,将国联变成转移国际视线的外交平台。国民政府片面依赖第三方制衡策略开展国联外交,寄希望于国联遇制日本侵略的目标最终落空,折射出国民政府外交的固有缺陷。

在沪传教士与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期间,一批在沪传教士以亲历者身份记录了其战时观感、心路历程、政治主张和应对行动,以第三方视角揭示了事变的多重面向。他们力求通过个案详尽地描述事变细节,印证并补充了日军暴行的诸多史实;他们力驳日军侵华的种种借口,指出日方是事变的罪魁祸首;他们痛批日军违反国际法、深度损害中外权益,呼吁国际社会鼎力援华;他们冒险投身难民救助,缓解了民众的身心痛苦。与其他外侨相比,传教士更关注教会所受侵害及针对基督徒的救援,反对日本侵华的态度更为坚决。在民族主义和政治高压的双重作用下,日本基督教界对在沪传教士的言行提出抗议。受到美国孤立主义的影响,在沪传教士在清理美国基督教界的混乱认识方面作为有限。

中日在国联围绕伪满洲国交涉始末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将日军武装入侵东北问题,依据国联盟约申述到国联。从1932年9月22日,国联行政院第一次讨论中日纠纷会议开始,中、日在国联围绕日军撤兵问题展开交涉。到12月10日,在中日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成立国联调查团来中国调查,其间,日本为转移视线,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从此中日又围绕“一·二八”事变展开交涉。在中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前,日军已在东北扶植伪满洲国,从此中日又围绕伪满洲国问题开展交涉。《国际联盟调查团报告书》虽认定伪满洲国为非法政府,但伪满洲国已既成事实,且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退出国联,使国民政府依赖国联调解政策失败,国联调解失败是列强推行绥靖政策结果,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而且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美外交决策与“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后的国联调查团

国联调查团组建之初,在代表人选及调查范围问题上,日本极力促使其朝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调整。英美等国不希望日本破坏既有远东秩序,尤其不希望损害其在上海附近的利益,这是在“一·二八”事变上英美两国态度不同于九一八事变的原因之一。“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对刚刚组建的调查团形成了事实上的挑战,如何调查“一·二八”事变以及是否介入中日谈判是李顿等需要明确的问题。国民政府希望调查团尽快北上,调查团则有意完成“一·二八”事变的调查。虽然调查团未直接介入上海停战谈判,但在其离开上海前中日开启了停战谈判,不能谓两者之间没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