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国两制”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一国两制”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一国两制”这一科学论断，不仅为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实践奠定了政策基础，提供了最佳模式，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

邓小平“一国两制”论的深刻启示

邓小平“一国两制”论的深刻启示国家行政学院许耀桐“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一国两制”论，是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战略方针和基本...

“一国两制”论与博弈论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解放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三十年。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战略思想是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最有效的途径,是中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本文运用博弈论,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一国两制"战略思想,并对其科学性与独创性有更深的了解。

“一国两制”香港地区实践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镜鉴

“一国两制”香港地区实践留下很多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显然不能照搬香港模式,但其设计可充分借鉴“一国两制”香港地区实践的经验,杜绝出现制度设计的某些不足及制度设计之初未预计到但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应健全国防、司法、国民教育、国家安全等中央事权法律;消除两岸融合发展遇到的制度冲突;确立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链接;强化对国家权力的认识,将国家主权、政权内涵融入国民教育中;清除外部势力的非法存在,压缩外部势力干预的空间;注重对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能力的监督。同时,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必须坚持开放性和战略性思维,以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依归。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研究:现状、评价与深化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学界围绕“‘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展开了深入研究。从既有成果看,学界研究主要聚焦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政策脉络、价值意义、制度架构、实现路径、比较借鉴等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形成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基本框架、丰富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内容、拓宽了相关研究的视野,但同时也存在创新性不足、研究议题和内容分布不平衡、比较政治视野下的研究较为稀缺、研究议题不聚焦等问题。今后应加强对中央与中国台湾地区共治、支撑制度的落实机制、对台湾同胞意见和建议的吸纳、对台湾地区当局目前所控海域的未来管辖,以及对“一国两制”港澳实践经验的深度挖掘等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提高“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可行性。

大一统视角下“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

在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大一统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记忆,并在思想意识、国家建构、治国理政等方面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和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台湾问题、完成港澳回归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大一统思想,妥善处理内部问题与外部干涉,积累了和平谈判、稳固政权、实行地方自治的丰富经验,为“一国两制”台湾地区方案构想奠定了坚实基础。把握大一统思想的核心精神,有助于“两制”台湾地区方案在设计和推进过程中超越昔日束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统一后台湾地区国际参与制度安排:基本原则与路向依循——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探讨

台湾地区国际参与问题是涉及中国主权、安全的敏感政治议题,是台湾地区在一个中国框架内的政治定位在国际社会的延伸。从有利于台湾地区的发展与治理及回应岛内民众高度期待的角度考虑,探索统一后中国台湾地区国际参与制度安排至关重要。中国台湾地区国际参与制度安排必须确保统一后中国的主权与安全、保障中国台湾地区的繁荣稳定,同时依循“一国一府”、地方性政权、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体现中国台湾地区特殊性等原则。未来,建议在对外缔约、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互设代表机构、出入境管理及护照与其他旅游证件签发等方面探讨中国台湾地区国际参与制度安排,并注意授权方式的运用、反干涉及分离主义等因素对国际参与制度安排的影响。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逻辑理路与策略选择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做出的关于港澳台工作的重大部署,是维护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指明了基本方向。“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要全面贯彻和推动“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守以一个中国为根本,准确把握“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从历史逻辑来看,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起点和源头;从现实逻辑来看,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格局,尤其是中国内地综合实力、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坚实基础;从实践逻辑来看,“一国两制”在港澳地区的成功实践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现实支撑。在新时代条件下,加快完善“一国两制”,要系统总结并积极借鉴港澳的实践经验,大力推进经济、社会、文化的融合发展,强化法律运用,早日探索出和平、民主、共赢的方案,推进祖国的完全统一。

“一国两制”与中国现代政治文明——香港双重代表制的生成逻辑

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改革以修改《基本法》附件的方式落地,在理论上意味着对香港地区代表制模式进行了调整,以实质代表对形式代表进行了平衡,通过双重代表制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补齐了原本有所缺位的主权要素,给香港地区带来了安全与稳定。历史地看,从修正港英政府的代议制改革偏差,到有序推进民主进程,香港地区双重代表制的形成过程正是以中国智慧在实践中逐渐驾驭竞争性选举机制的过程。同时从制度原理来讲,香港地区作为中西方文明的交融地带,“一国两制”设计本身即蕴含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意味,而这又是在拥有中国主体性视角的前提下进行的。形式代表制蕴含的民主价值应该被肯定,但其理论内涵需要被厘清;实质代表制的功能也需要被正名,传统贤能政治与马克思主义以人民利益为主旨在此得到了结合。双重代表制作为我国宪法中已有的制度设计,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其在香港地区的实践展现了现代中国国家治理“多元一体”的制度自信。

邓小平同志与“一国两制”伟大事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完成“三大历史任务”的伟大征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并将其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在这一伟大进程中,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蕴含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直至今日仍然对新时代的“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今后,我们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全面准确、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将新时代的“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不断推向深入。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透视“一国两制”实践:港澳实践行稳致远的发展路向和内在机理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放眼“两个大局”、立足“两个全面”,秉持“六个坚持”基本原则,所明确提出的推进新时代“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新时代“一国两制”港澳实践行稳致远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和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涉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对新时代十年尤其是过去五年港澳工作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及“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探索和创新所积淀和呈现的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梳理和阐释,对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新阶段的中国香港工作,对进入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方面稳中求进、力求突破新阶段的澳门工作,对将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更好发挥作用的港澳地位、优势和特点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论述,标志着党对“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以及港澳治理规律认识的新高度新境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成果,为做好新时代港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二十大报告“一国两制”涉港澳论述解读与中国香港新发展

二十大报告涉港澳论述对“一国两制”进行了权威确认和法理内涵的完整阐释,将“一国两制”与民族复兴紧密关联。二十大报告在延续中央既往港澳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理解和定位“一国两制”的三个关键词,即伟大创举、最佳制度安排和长期坚持,圆满解决了“一国两制”的政治正确身份、制度综合绩效和新生命周期问题。在涉港澳论述的具体政策上,二十大报告展示了严密的法理逻辑和理论叙事路线,按照制度体系、发展体系与涉外体系三个层次展开,统筹制度安全与创新发展,兼顾内外协调与战略机动性,为港澳的国际地位巩固及融入式发展提供了完整而清晰的政策指南。中国香港新发展取决于贤能政治体系的制度建构与人才培养,以适应“爱国者治港”对政府管治体系与能力的更高要求。中国香港的贤能管治及其新发展,还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时代的港式贡献,为“一国两制”与民族复兴事业继续发挥制度杠杆作用。

宪法作为方法:国家治理体系视野下的特别行政区与“一国两制”

香港地区“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要求超越以基本法为中心的解释框架,以宪法为方法,实现对特别行政区制度和“一国两制”方针的宪法纳入。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纳入,既体现为宪法序言在历史事实层面将香港地区重新纳入中国主权范围,也体现为宪法条文在制度规定层面将特别行政区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基于宪法对特别行政区的规范性纳入,将宪法第30条和第31条作为一个整体,有助于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内重新定位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地位。从宪法确立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二元行政区划出发,第31条规定的涵盖范围不仅限于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而是为更为一般性的“特区制度”提供了规范基础,相比基于基本法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有更为广泛的规范内涵。国家治理体系意义上的“一国两制”,不同于两种社会制度意义上的“一国两制”,是一种超越具体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普遍方法。

“一国两制”的渊源、制度与文明内涵——以香港地区实践为例

“一国两制”是中国解决和平统一与国家现代化问题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宪制治理和政治文明的创新探索。这一战略构想有着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渊源,也有着世界体系内在矛盾性与互动性的背景因素,是中国共产党追求国家统一、国家现代化与世界体系和平发展的一种创造性制度想象和尝试。香港回归25周年,“一国两制”香港地区实践进入“五十年不变”的新阶段,其规范体系与回归时相比已有重要的法理更新和制度发展,这与2014年治港白皮书提出的“全面管治权”密切相关,也与香港地区面临的内外挑战及其回应方式密切相关。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的第一个法律结晶,也是具有原创性和典范性的法治模式,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宪制秩序。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的引入,“爱国者治港”制度化的深化展开,体现了“全面管治权”法理,弥补了国家安全与选举安全范畴的制度漏洞,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内在检讨和规范修补的典型制度,也为中央依法治港探索出了新路径和新经验。“一国两制”是国家顶层战略和顶层宪制要素,是和平统一与国家现代化的辩证统一,且具有世界体系沟通互动的治理高度,内含丰富的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探索元素,是和平主义、发展主义、法治主义、爱国主义、国家保障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价值整合与制度重构。“一国两制”丰富的规范性内涵与强大的多层次治理功能将在新阶段的香港地区实践中得到更为完整、充分和富有活力的释放。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研究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作了阐述,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新路向和实践指南。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党中央深刻总结港澳回归祖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国两制”的实践经验,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成果。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从基本制度、制度设计和制度内容三个层次明确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坚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坚持落实“爱国者治理”、坚持保持港澳的独特地位和优势等总体原则;从顶层设计与治理过程中建构推进“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促进“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全过程。迈入“一国两制”事业新阶段,应着重从重塑区议会“非政权性区域组织”制度功能、完善和优化官僚系统与国家的情感链接、强化管治队伍治理能力和加快管治效能建设方面提升特别行政区政府治理能力,使“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

“因政”与“因俗”:“一国两制”的类型学分析

广义上理解,中国历史上有过丰富多样的“一国两制”实践形式,港澳模式并非“一国两制”的全部。中国历史上的“一国两制”可以按照国家统一所面临的核心差异分为“因政”和“因俗”两大类。其中“因政”类解决的是政权差异问题,可细分为别治、并治、参治三种形态;“因俗”类解决的是社会差异问题,可细分为自治、分治两种形态。分类梳理中国历史上“一国两制”的实践形式,可以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提供可资参考的案例。需要注意的是,前现代王朝国家和现代国家的统一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应辩证看待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国两制”统一战线的规范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的思想名片,也是中国道路自立的政治标识,可视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在中国现代化的长期历史中,“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中国全面现代化与深化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关键的战略与制度杠杆,对促进中国与世界体系的互联互通及中国式现代化的观念和制度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一国两制”及其统一战线内涵在党规国法中的吸纳和变迁,反映了中央对“一国两制”杠杆价值和制度安全性的重新思考和制度性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突出以爱国为抓手的“价值观统战”和以“一国两制”为抓手的“制度统战”,并以“大统战”思维开拓统战资源和创新机制方法,塑造港澳台统战工作新格局与新秩序。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港澳发展的战略定位,延续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立场并进行了具体布局。这一制度杠杆作用的发挥,要求形成更广泛的国内外支持“一国两制”的统一战线。在民族复兴新征程上,“一国两制”统一战线要注重发挥港澳台统战工作和海外统战工作的共通性及相互支持、验证的独特优势,善于从多层面和多角度激活统战资源和统战力量,扩大统战范畴的交叉互动,形成统战整体合力,聚焦解决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话语权以及“一带一路”的国际认同度等关键难题,形成更加完备的观念与制度体系。

“一国两制”宪制秩序的结构演变——香港回归25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一国两制”是国家和平统一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和宪制安排,是我国宪法上富有特色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制思想渊源和法理基础。中国香港是实施“一国两制”的最具挑战性与制度发展内涵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的第一部典范性立法,具有历史意义、国际意义和国家法治的创新意义。自香港回归25年来,中央治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准确落实宪法与基本法构成的特区宪制秩序,在应对本土势力和外部势力挑战下承担基础立法者和最终责任人的宪制角色,引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落实“爱国者治港”,推动中国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全面管治权”与“爱国者治港”是中央构建“一国两制”法理学体系的关键立足点,也是建立健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主要制度抓手。中国香港的25年经验对“一国两制”法理体系与制度体系的完善发展有重大推进,对探索“一国两制”中国台湾方案,实现以港鉴台的初衷目标,有直接的示范和先导意义。中国香港“一国两制”宪制秩序有着更为自觉的法理依据和更为健全的制度体系,在新的发展阶段可以实现行稳致远。

承启历史的智慧——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

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历史使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和平解放台湾地区设想的基础上,正视历史和现实,加以发展和完善,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开辟了一条解决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问题的新路径。

“一国两制”伟大实践迈向新起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实践所处阶段、取得经验和战略部署作出了系统而深刻的判断、总结和要求。需要我们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站在“最佳制度安排”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的新起点予以认识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