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公正合理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

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系统工程,是"一带一路"法治建设中极为关键的一步,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大资源,需要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良性互动,需要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与内国司法的相互配合。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既要立足于现有国际上多边性、区域性、双边性争端解决机制,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商建立创新性经贸争端解决机制,又要充分运用内国司法机制和商事海事仲裁机制,形成一套多层次、立体化、相互配合、良性互动的争端解决格局。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研究——以发展导向与规则导向为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治理新理念,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积极倡导者与推动者。发展导向与规则导向的关系问题渗透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各个环节。“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既包含发展导向又包含规则导向。在争端解决中,发展导向有利于维护战略互信,促进国际合作,更好地解决发展不足问题。规则导向则能增加争端解决的合法性、透明性和公正性。“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需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基本原则,既要寻求自身内部发展导向与规则导向的平衡,又要妥善处理与以规则为主导的西方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以期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稳定、健康推进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关于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丰硕成果。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大量民商事、投资争议也随之产生。因此,建立"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十分必要。在建立"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时,必须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的特点以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争议解决机制的现状。"一带一路"倡议所具有的开放性、合作性和非机制性特点,决定了建立争议解决机制的路径应以改革和完善国内涉外民商事、投资争议解决机制为重点,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双边和多边法制建设。在条件成熟时,中国主动提议构建专门的"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争议解决机制的现状表明,在建立"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时,应考虑建立以仲裁机制为中心、以诉讼为辅、同时以调解作为可选的前置程序的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创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快速发展,沿线国之间因投资与贸易而引起的争端与日剧增。当前"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已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为此,我国应从发展的视角出发,创建多元化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方式,重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建立完善的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更好发展,并深化沿线国之间的合作与互惠。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贸易往来的同时,也促进了沿线各国之间的法律文化交流。随着贸易投资的增加,外贸企业贸易纠纷也越来越多,如何解决贸易争端已经成为了一大难题。为更好地解决“一带一路”中贸易纠纷,我国应通过双边或多边的方式,构建起多元化、多渠道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对我国如何更好地构建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方案提出了建议。

“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调解机制的构建探究

因“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经济、法律及文化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一带一路”建设中产生的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投资争端显得尤为复杂。调解作为一种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具有其他争端解决方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广调解机制具有可行性,但同时也面临一定的现实困境。文章在借鉴其他国际调解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特殊性,从常设机构的设置、调解介入时间、调解员的资格及选任、调解的时限、调解保密及例外规定、调解的执行等方面构建了具有可操作性、可执行性的投资争端调解机制,以期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行稳致远,同时助力推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多元化发展。

论强制调解于“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的适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间,沿线国直接投资数额显著增加、投资结构持续多元化,但也有若干项目由于投资者和当地政府矛盾而被迫中断。“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合作共赢之路,可以效仿国内法中的强制调解制度,通过引入程序上的强制性来扩大调解在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用,发挥其比投资仲裁更为经济、灵活、有助于合作关系修复的优势。强制调解制度并不会改变调解作为ADR自愿性的本质特征,和解协议的达成仍取决于双方同意。“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引入强制调解制度时,应该选择适当的路径,明确适用范围,综合考虑磋商、仲裁、东道国法院诉讼等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优劣,通过程序规则衔接,着眼于一整套高效、灵活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试点

“一带一路”商事争端类型多样、纠纷主体复杂,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范和商业习惯,仅依靠传统的司法纠纷解决方式已难以适应“一带一路”国家间跨境投资、贸易、金融、项目工程等多元需求。随着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机构加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纷平台建设,国际商事争端多元解决机制已从顶层设计、理论研究过渡到实践层面的新阶段,但仍存在国际商事法庭功能不足、境外仲裁机构准入不明以及商事调解执行双轨制差异等障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导意见》均明确要加强粤港澳司法交流与协作,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联动香港地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因此,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构建需充分利用港澳与内地签署的司法合作安排制度红利以及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国际化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先行先试,突破现有体制障碍。通过在粤港澳大湾区优化国际商事法庭规则,创新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准入制度,测试商事保留和临时仲裁制度,借鉴最新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经验,加强跨境商事调解机制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建设,对接国际规则,提高我国主导“一带一路”商事争端解决的公信力与执行力。

广西创新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建设路径研究

通常而言,商贸活动越繁荣,对高效、公平的争端解决服务的要求就越高。高效、公平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除了能定分止争,还能规范国际商贸秩序并为国际商贸发展提供指引。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是广西加快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经贸新规则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既能满足争端解决的市场需求,也有助于广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发展相关产业,提升治理水平。比较而言,广西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仍面临机构、人才、竞争力等方面发展不足的挑战。广西可以重点聚焦涉及东盟跨境经贸和商业领域,从集成创新政策工具释放广西各类政策红利,依靠相关优惠政策吸引争端解决人才和机构集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创新发展RCEP争端解决服务机制,规划建设“争端解决服务”集中区,鼓励相关机构集聚和引导有序竞争等方面,推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和机构发展,面向东盟和RCEP,建设具有区域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

“一带一路”国家能源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欧亚大陆长期以来呈现出的“西重东轻”的能源格局正在改变,“一带一路”国家所占区域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中心。通过案例研究,东道国和投资者之间的实体与程序的争议焦点渐渐呈现,这也将为“一带一路”国家未来参与能源类投资争端解决尤其是仲裁提供相应的参考。所有“一带一路”国家需共同检视现有能源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制定相关的完善措施,推进各个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合作和共同治理。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商事争端 解决机制探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沿线国家间的经贸往来日益紧密的同时国际商事争端也逐渐增多。既有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方式之间各自为政、难以协调,加之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其社会经济发展参差不齐且普遍拥有复杂的政治与法治环境,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很难真正回应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诉求。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历史大背景下,我国应当寻求国际法理念的突破与创新。“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基础上探讨其具体的运行措施,完善外部预防机制以及内部协调解决机制,采用排除性管辖、确保争端解决方式多元化并有效保障争端解决结果的承认与执行,进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税收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发展打开了新的格局。也为我国企业的“走出去"提供了重要动力。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税收权益的分配问题逐渐凸显。在国际税收争端的基础上,以“一带一路”为视角,着力分析国际税收争端的传统解决机制,论述相互协调程序和什裁程序的局限性以及完善方式,对国际税收争端的国际司法解决程序的遵用提出见解,最后针对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税收争璃解决提出创遗性的解决机制和针对性的政策,力求为我国税收争端解决机制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一带一路”区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争端解决规则主要体现于双边投资条约及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心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等。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涵盖范围较小、侧重维护投资者利益、东道国财务负担过重等问题,不符合"一带一路"建设实际需求,不利于自由化投资规则的实施。基于此,"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可增强主动参与意识,合理借鉴现有国际经验,总结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平台下,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平衡区域利益、寻求区域利益的共同点基础上,构建一套与沿线国家相适应的"一带一路"区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创新——亚投行的角色与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正深人推进,投资争端引发的矛盾也日益凸显。面对新形势,固有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弊端已完全暴露,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要求。同时,亚洲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首选区域,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却出现了大量失败的投资项目。基于此,为妥善解决可能由"一带一路"项目投资争端引发的争议,应尽快建立以亚投行为主体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该机制的实体规则构建中,需要充分考虑沿线国家的司法体制与环境,物化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沿线区域内我国国有企业与东道国之间发生的投资争端作为解决突破点,以期增强各方合作信任感,提升国际投资领域的话语权。

国际商事仲裁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定位与发展

国际商事仲裁是一种常见的解决跨国争端的方式,其独特的制度优势与"一带一路"建设对争端解决机制的新要求相契合,是"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国际商事仲裁适用于"一带一路"争端解决在运行、制度和模式上均面临困境,需要从顶层设计、制度与规则设立、电子化、国际化以及与其他争端解决机制相互衔接等方面加以完善,构建新的争端解决格局,以满足"一带一路"倡议在精耕细作阶段对法律保障的需求。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阐释与构建

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进入精耕细作阶段,这对多元化、专门性的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既体现在具体的体制与制度上,也体现在抽象的公信力与影响力上,要以国内外法律服务资源作为构建基础。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进程中,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新的争端解决机制要在完善各国国内争端解决方式,整合国际、区际争端解决方式,组建新的争端解决机构和规则的前提下构建。

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独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建构

"一带一路"沿线地缘冲突频发,文化差异明显,投资风险较大。伴随着倡议的持续推进,我国投资者与沿线国家间争议频发。ISD类型的投资争端,如诉诸传统的属地管辖,难以克服东道国"属地保护",ICSID机制又难以契合沿线争端解决的实际,域内争端解决机构又无法满足化解纠纷的多元化需求。建构"一带一路"框架下独立、自洽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公平处断纠纷、防范风险的最后保障,亦可抑制东道国任性违约,从而消解地缘政治风险,助推倡议由"权力导向"向"规则导向"演进,推动投资自由化及经贸一体化深入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为我国及沿线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贸易具有涉及区域经济集团多样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的新特点,因此不能直接照搬已有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通过对已有争端解决机制的对比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应在遵循灵活多样、公正透明、简洁高效的原则下,以仲裁为主要方式,辅之以政治手段,并强调争议结果的可执行性。

“一带一路”倡议下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建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法律制度、价值观、文化习惯等方面差异巨大,如何构建公正、合理、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成为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核心议题之一。当前一般商事争议、投资争议和国家间经贸争议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诸多不足,不能反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需要。中国作为区域内的经贸大国,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理应引领制定一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相适应的争端解决机制。设计"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应体现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同时,应尊重沿线国家主权;采取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相结合的多元解决模式,充分反映东方文化的特色,注重调解机制的作用;以亚投行为平台构建多元争端解决机构;加强争端解决机制的透明度建设等。

“一带一路”视野下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治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争端解决的复杂性与困难程度。“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引发的纠纷对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更高的期待。目前,沿线各国使用最多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方式主要包括国内司法机制和国际仲裁机制,显然已经难以适应“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的需要。作为我国最高的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设立了国际商事法庭,并于12月5日发布了与之相配套的“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三项规范性文件,着手为“一带一路”提供专业化的纠纷解决法律服务,其创新机制成为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强大保障,契合、满足本阶段发展需求。就长远来看,随着沿线国家经贸投资合作的进一步扩大,纠纷数量也会随之增多,国际商事法庭将难以应付。基于此,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只能算是“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初步阶段,这一阶段除了应注重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商事纷争、提高法官的职业能力以及增强判决和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力度之外,争端解决机制的建设还应结合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分阶段和分步骤地有效推进,并随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争端解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