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

介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贸易现状,选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产品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贸易互补性指数(TCI)以及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G-L)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文化产品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作为文化产品出口国的TCI指数大于中国作为文化产品进口国的指数,与“一带一路”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合作潜力;双边文化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为挖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贸易潜力提出对策。

“一带一路”背景下安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研究

安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有利于促进安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推广安徽地区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安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迎来了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借助文献可视化分析工具,客观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安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研究的现状和趋势。通过SWOT分析法,研究安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的现状,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提高安徽文化产品贸易潜力的发展建议。

进口国数字化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本文首先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从理论层面梳理进口国数字化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以2013-2022年36个“一带一路”沿海岸线的国家为切入点,构建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进口国数字化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进口国数字化水平能够显著促进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进口国的GDP、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对中国文化商品的出口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进一步分国家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低收入国家的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更大的正效应。

环境产品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及演进机制——基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实证

加强环境产品贸易合作是推进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该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利用2000—2020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54种环境产品贸易数据构建环境产品贸易网络,采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探究区域环境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研究发现:①样本区间内,环境产品贸易网络密度和平均聚类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平均路径长度缩减,网络直径较短,但是受疫情影响,2020年网络特征指标数值明显下降。②意大利、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的点出度与点入度排名位于前列,在贸易网络中发挥“桥梁”与“枢纽”作用。中国后来居上,成为点出度与点入度最高的国家,引领区域环境产品贸易发展。③欧洲与亚洲是环境产品贸易网络中贸易合作最密集的两个地区,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具有较少的环境产品贸易关系,且源自板块外进口关系数显著多于出口关系数。④TERGM分析表明,环境产品贸易网络存在显著的互惠性、连通性、稳定性和变异性。工业增加值、经济自由度和绿色创新存在发送效应和接收效应,人均GDP、环境规制存在发送效应。地理距离不利于形成环境产品贸易合作。⑤环境保护型产品、可再生能源产品、环境监测分析与评价设备贸易网络的形成和演化具有异质性。基于该结论,从引领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因地制宜深化环保产业合作、加快环保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提出了深化和拓展“一带一路”环境产品贸易关系的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本文基于贸易竞争力前沿研究,构建农产品贸易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分析了沿线国家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和国际竞争力现状,以及影响机制。采用DID模型,使用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基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贸易成效、挑战与对策

加强与共建国家的文化贸易是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文化开放发展的重要内容。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共建国家的文化贸易发展,持续推进文化市场改革开放,深化文化交流与合作,强化制度、资金等多方面保障。当前,中国与共建国家的文化贸易取得了突出成效,总体目标方针与具体任务部署更加明确、合理,地方特色更加凸显,基地建设、项目投资取得新进展,中国与共建国家之间的文化产品贸易规模和顺差显著扩大,多个产业的文化产品输出取得了突破。然而,中国与共建国家的文化贸易受到内外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面临文化差异等挑战。新发展阶段,中国要更加重视文化发展、加强区域协调联动、强化理论研究与实践,传承、弘扬中华文明,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推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境外农业合作区设立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更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让经济要素充分自由流动,加速沿线国家的市场融合,并推动沿线各国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的境外农业合作区作为农业领域合作的载体,研究其如何影响农产品的贸易是评价境外农业合作区政策效应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构建扩展贸易引力模型,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对2004-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家相关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境外农业合作区的建立显著促进了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对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等问题,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面板因子分析法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沿线国家的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分析研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种类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对书籍和报刊类产品的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研究表明,应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与文化交流;深化数字文化产业融合,改善文化产品贸易现状,实现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测算及异质性分析——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证据

采用环境拓展投入产出法测算了2007—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农产品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进而运用LMDI模型探究贸易规模因素、出口结构因素和农业技术因素对隐含碳排放变动的贡献值与贡献率,从农产品部门和贸易区域两个层面对隐含碳排放变动的驱动因素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一,2007—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整体呈上升趋势,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年均增长率超过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2.75%,隐含碳排放效率下降。第二,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存在明显的部门差异,因不合理的出口结构,农业、食品制造业和食品加工业等中高度碳排放密集型部门对隐含碳排放总量变动的贡献值占比较大,而林业、畜牧业等低度碳排放密集型部门的这一占比较小。第三,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东南亚国家(地区)出口农产品产生的隐含碳排放占总碳排放的60%以上,贸易规模因素和农业技术因素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导因素。上述发现揭示了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动的原因,为优化农产品出口结构、调整农产品出口贸易策略及碳排放双控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经验证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发展研究

近年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发展迅速。基于2012—2022年农产品贸易数据,分析沿线64个国家与中国农产品贸易现状,从品牌效应、生产技术、生产规模、出口市场4个方面,提出优化产品出口结构、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完善电商物流体系、加强产品质量监管、打造产品品牌效应等相关建议,拓展我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的农产品贸易成本效应

文章实证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沿线国家间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首先,应用NOVY引力模型的贸易成本测算结果表明,2002—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成本下降了42%,降幅远超过非沿线国家。其次,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文章验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在降低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成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研究发现,相较于沿线发展中国家和距离中国较近的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倡议的农产品贸易成本效应在发达国家和距离中国较远的国家和地区更为明显。最后,机制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扩大贸易开放、促进政策沟通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上述研究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研究增添了重要的实证证据,也为进一步提出降低农产品贸易成本的政策启示提供经验依据,有利于促进和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农产品跨境贸易市场准入与贸易壁垒分析

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平台,促进农产品国际贸易,市场准入与贸易壁垒是影响“一带一路”农产品跨境贸易的两个关键问题,分析农产品“一带一路”跨境贸易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一带一路”倡议下农产品跨境贸易的市场准入与贸易壁垒现状及影响因素,提出提高“一带一路”农产品跨境贸易市场准入与降低贸易壁垒的策略,包括加强国际合作、提高农产品质量、加强农产品出口企业的培训、创新农产品出口模式、建立农产品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积极参与国际农产品标准的制定等措施,促进农产品国际贸易。

数字化赋能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机理、挑战和路径

数字技术在传统农产品贸易环节的深度应用引发了数字化发展浪潮,形成了传统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当前,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农产品贸易面临地区布局失衡、进出口市场结构单一、贸易品多样性程度低等问题,导致国家间农产品贸易合作“大而不强”。而近年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使用率与ICT服务出口水平逐年提升,已经具有一定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通过推动建立更高水平农产品贸易格局、促进农产品贸易供需双侧匹配和优化、降低传统农产品贸易成本、催生农产品贸易新模式新业态,数字化发展正在深刻赋能传统农产品领域的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现阶段,数字化赋能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着来自各国内部和国家间新旧矛盾叠加的困局,以及数字贸易治理摩擦和数字鸿沟等严峻挑战。有鉴于此,文章提出了数字化赋能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包括加快数字技术同传统农产品贸易的深度融合,培育数字贸易领域的高水平人力资本,打造共享、共研数字技术共同体,协调统筹开放合作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等。

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农产品贸易问题研究——以中亚五国为例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深化与扩大“对外开放”的需求,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现实需要。通过“农产品贸易”深化我国与中亚五国的互联互通,是符合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方向,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举措。中亚五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针对我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产品贸易的现状,相关部门应以“畅通贸易”为目标,以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问题为抓手,采取革新合作模式、增加出口种类与数量、发挥经贸组织作用等策略,促进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现状及发展对策

文章考虑到企业OFDI过程中的多元化倾向,整合了产品多元化战略,并根据2012—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DID方法,对“一带一路”OFDI、产品多元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OFDI对企业提高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而多元化产品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特别贸易关注研究及应用建议

中国农产品出口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越发频繁,特别贸易关注作为该壁垒的有效解决机制,中国如何更好地运用它来规避或减小技术性贸易壁垒造成的影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通过分析沿线国家STC的数据来发现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趋势,通过对比中国与沿线国家提出STC的数据来分析中国对该机制的运用情况,最终提出相应建议,助力中国农产品出口。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核心文化产品贸易持续改进路径选择

本文选用1995-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32个国家的核心文化产品出口数据,借助Hofstede的国家文化维度指数并结合前人的方法构建两种文化距离变量,从总体和分类的核心文化产品角度检验文化距离对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对于总核心文化产品、分类的印刷品和视觉艺术,由于在一定文化距离范围内,多样化产品增加需求;超出一定范围,交易成本减少需求,因而文化距离与文化产品贸易呈非线性关系。由此引申出路径选择:我国应打造特色品牌文化产品并加大对处于文化距离最优值左侧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通过个体自媒体传播中国文化来努力缩小与处于文化距离最优值右侧国家的文化差异。

深耕“一带一路”版权贸易,细做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为例

输出优质版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赋能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如何抓住契机,推动中国主题精品图书高水平走出去并向纵深开展,是摆在很多出版单位面前的现实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以优质版贸产品为抓手,搭建各类合作平台,切实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在“一带一路”版权贸易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大学出版社做好版权输出工作、实现原创精品图书走出去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带一路”浙江文化贸易的价值剖析及路径研究

浙江作为外贸大省,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浙江省积极落实国家战略部署,逆势而行,在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中实现引领示范。然而,与浙江较强的经贸实力相比,浙江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中影响力较弱,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贸易额偏低。经济发展,文化先行,是扩大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在浙江省商品贸易相对发达的前提下,文章通过研究浙江文化的独特性,总结出浙江文化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具有传播价值的内容,提出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文化传播的优势,并给出相关建议,以期提升浙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互信和战略合作,提高文化贸易质量和文化输出效率。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及潜力分析

秉承世界文化多样性理念,“一带一路”不仅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文化,还为世界文化共融共通提供了有益的实践路径。文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通过UN Comtrade数据库整理2011—2022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出口核心文化产品的贸易额为研究样本,探讨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因素,并计算文化出口潜力和效率。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变量、人口规模变量、地理距离、共同语言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对文化出口有促进作用。孔子学院、文化距离、成为WTO成员、政府效率、高技术出口占比、互联网使用数量等人为因素均对文化出口效率有显著影响。文章对贸易潜力和效率分析发现不同国家地区文化贸易潜力和效率差异较大,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应利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契机,进一步挖掘贸易潜力,促进我国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