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仲裁解决国际税收争端之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深入人心。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开始实施,其成员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部分重叠,该区域内税收争端的解决不容小觑。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所缔结的中外双边税收协定供给不足,现有协定中规定的争议解决机制相互协商程序(MAP)难以全面应对,RCEP区域内的国际多边税收公约供给也有限。为了更好地解决国际税收争端,有必要进行国内税收仲裁立法,在中外双边税收协定中引入自愿或强制性税收仲裁条款,推动RCEP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多边税收仲裁协定的缔结,建立区域性国际税收仲裁机构,在适当时机可选择适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多边公约的仲裁机制。

论强制调解于“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的适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间,沿线国直接投资数额显著增加、投资结构持续多元化,但也有若干项目由于投资者和当地政府矛盾而被迫中断。“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合作共赢之路,可以效仿国内法中的强制调解制度,通过引入程序上的强制性来扩大调解在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用,发挥其比投资仲裁更为经济、灵活、有助于合作关系修复的优势。强制调解制度并不会改变调解作为ADR自愿性的本质特征,和解协议的达成仍取决于双方同意。“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引入强制调解制度时,应该选择适当的路径,明确适用范围,综合考虑磋商、仲裁、东道国法院诉讼等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优劣,通过程序规则衔接,着眼于一整套高效、灵活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挑战

自“一带一路”倡议开展以来,我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已取得诸多成效,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市场、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走出去”企业将面临更为复杂的经济环境。通过分析“走出去”企业的营商环境及税收服务环境,以及面临的税收挑战,为企业及相关部门提供了完善纳税人权益保护机制、增强管理层税收风险管控意识、加大对东道国税制差异的了解程度、提升税务风险管理水平、加强企业与外部的沟通效率等建议,以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

“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调解机制的构建探究

因“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经济、法律及文化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一带一路”建设中产生的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投资争端显得尤为复杂。调解作为一种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具有其他争端解决方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广调解机制具有可行性,但同时也面临一定的现实困境。文章在借鉴其他国际调解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特殊性,从常设机构的设置、调解介入时间、调解员的资格及选任、调解的时限、调解保密及例外规定、调解的执行等方面构建了具有可操作性、可执行性的投资争端调解机制,以期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行稳致远,同时助力推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多元化发展。

“一带一路”视角下菲律宾税收制度研究

菲律宾是东盟(ASEAN)主要成员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24成员国之一,菲律宾作为我国南海的邻居,其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尤其是菲律宾新生人口众多,菲律宾未来的市场前景相当广阔。2022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菲律宾取得了7.6%的经济增长率,菲律宾正快速成为新兴工业国家及世界的新兴市场。菲律宾是“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和建设者,中国企业进军菲律宾,了解菲律宾当地的税收制度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推动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议题,改善国际税收营商环境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量质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以2015—2021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能否改善国际税收营商环境进而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有效促进了中国对合作机制成员国(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这一结论。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便利度、征管效率、税收成本以及营商环境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合作机制显著增加了中国对初始税收便利性较差、初始对外直接投资较少和地理距离较近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因此,应继续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动中国与共建国家(地区)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建设,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国际税收营商环境。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贸易往来的同时,也促进了沿线各国之间的法律文化交流。随着贸易投资的增加,外贸企业贸易纠纷也越来越多,如何解决贸易争端已经成为了一大难题。为更好地解决“一带一路”中贸易纠纷,我国应通过双边或多边的方式,构建起多元化、多渠道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对我国如何更好地构建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方案提出了建议。

“一带一路”税收风险:泰国华商的对外投资安排

“一带一路”倡议给沿线各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伴随着税收挑战。泰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经济建设,泰国华商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泰国华商对外投资的国际税收安排出发,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泰国华商对外投资税收风险及原因,提出新形势下泰国华商对外投资安排建议,帮助泰国华商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规避税收风险,推动“一带一路”深入发展。

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税收风险应对机制

“一带一路”策略的核心目标是推动海外基础设施的发展。这一策略正在驱动中国经济走出国门,并以开阔的视野应对全球市场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化步伐的明显提速,传统的国际税收制度正遭遇严峻的考验,新的国际税收规定面临重新构建,国际税务已经步入“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的新纪元。基于此,中国需抓住历史的契机,建立健全税收法律体系,并致力于创造国际税务协作的新模式,在提高税收优惠支持的同时,也要持续改进税务管理和服务,建立新常态下的国际税务风险处理机制,以更有效地为“一带一路”策略提供支持。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税收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发展打开了新的格局。也为我国企业的“走出去"提供了重要动力。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税收权益的分配问题逐渐凸显。在国际税收争端的基础上,以“一带一路”为视角,着力分析国际税收争端的传统解决机制,论述相互协调程序和什裁程序的局限性以及完善方式,对国际税收争端的国际司法解决程序的遵用提出见解,最后针对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税收争璃解决提出创遗性的解决机制和针对性的政策,力求为我国税收争端解决机制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税收便利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进口业务为例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已与多个国家签署了合作协议,并为国家间企业的合作共赢提供了坚定的政治与经济保障。文章通过选取1990—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选定税收便利性指标即进口退税指标,以验证我国税收便利性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管是基准回归结果,还是按照企业规模和控股性质作为异质性分组变量,进行分样本回归,税收便利性政策都对企业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一带一路”背景下促进我国居民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政策分析与建议

以北京市外贸企业为调查对象实施调查分析,就北京市外贸企业在“走出去”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期望未来税务部门为促进企业国际贸易需制定的税收政策和税收优惠等进行了调研,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供参考。

数据要素驱动下“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信息化应用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当前,随着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兴起,在全球税收征管合作领域,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发起国,不断推进双边、多边框架下的国际税收合作与税收信息交换,为提升沿线国家(地区)税收征管信息化应用能力、加快税务管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与实践经验。数据资源是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仍然面临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与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等诸多挑战。在厘清欧盟及OECD及部分发达国家税收征管信息化的成熟做法的基础上,通过深度参与税收征管信息化共建合作等四项措施,中国将不断加快科技与税务的融合,从而为“一带一路”携手共建增长友好型税收环境创造条件。

“一带一路”税收争端解决机制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同时也为税收争端解决机制带来了新的挑战。具体体现为单一的相互协商程序已无法解决实践中复杂多变的税收争端,税收仲裁、国际税收司法程序为解决国际税收争端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主要从国际税收争端解决的实践出发,通过分析相互协商程序、税收仲裁程序、国际司法程序解决税收争议的优点及局限性,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税制情况复杂等特点,通过上述方式解决"一带一路"税收争端解决方式的可行性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最后建议设立税收争议解决中心,专门解决"一带一路"涉税争议,综合运用多种税收争端解决方式共同应对复杂多变的"一带一路"税收争端。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试点

“一带一路”商事争端类型多样、纠纷主体复杂,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范和商业习惯,仅依靠传统的司法纠纷解决方式已难以适应“一带一路”国家间跨境投资、贸易、金融、项目工程等多元需求。随着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机构加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纷平台建设,国际商事争端多元解决机制已从顶层设计、理论研究过渡到实践层面的新阶段,但仍存在国际商事法庭功能不足、境外仲裁机构准入不明以及商事调解执行双轨制差异等障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导意见》均明确要加强粤港澳司法交流与协作,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联动香港地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因此,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构建需充分利用港澳与内地签署的司法合作安排制度红利以及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国际化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先行先试,突破现有体制障碍。通过在粤港澳大湾区优化国际商事法庭规则,创新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准入制度,测试商事保留和临时仲裁制度,借鉴最新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经验,加强跨境商事调解机制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建设,对接国际规则,提高我国主导“一带一路”商事争端解决的公信力与执行力。

新发展格局下国际税收合作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建设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也对国际税收合作提出新要求。当前“一带一路”税收合作仍面临持续践行多边主义、收集税收信息等难度增大、大规模商贸往来日益频繁以及新经济新业态的不断涌现等各种风险挑战。应借鉴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地区和国家的先进经验,保持国际税收对话高频高效,统筹完善国内外税收合作机制设计,健全国际税收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国际税收征管合作。

“增长友好型”理念下涉外税制的调整优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视角

自2016年G20中国杭州峰会以来,“增长友好型”税收制度及政策理念得到充分确认和强化。为适应和促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进程,我国应引领塑造“增长友好型”涉外税制的共识理念。以此为基础,不断调整优化我国与“一带一路”各国的涉外税制、政策以及协调合作,消除阻碍经济增长与创新发展的税收壁垒与障碍。为此,应进一步调整优化涉外优惠税制,并使其与“支柱二”规则实现协调兼容。同时,细化明确税收协定中的饶让抵免条款,适当引入相应的国际税收规则,以增强我国涉外税收政策的确定性。

“一带一路”税收争议仲裁机制的引入与建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跨国投资和经营活动面临更多、更复杂的税收争议,现有的税收争议解决机制尤其是相互协商程序机制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中国应在“一带一路”区域构建和运用包容协调的税收争议仲裁机制。“一带一路”税收争议仲裁机制应当作为相互协商程序机制的延伸与补充,具有“应纳税人的请求而启动”的强制性。在内容塑造上,该机制应有充分的包容协调性,以确保税务主管当局在仲裁程序中拥有相应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程序模式上,该机制一般应采用“独立意见”的仲裁程序。在引领构建“一带一路”税收争议仲裁机制的策略和方法上,中国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税收争议仲裁的态度、实际接受状况及其变化趋势等因素,与相关国家形成符合共同利益需求的多边或双边安排。

“一带一路”新形势下企业境外投资税收风险研究

受全球疫情蔓延、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等多种因素影响,“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走出去”企业境外投资税收风险明显增大。为维护我国企业境外税收合法权益、有力提升国际竞争力,文章梳理了境外突出税收风险及具体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企业层面、政府层面、国际合作层面提出应对策略,以积极应对大变局背景下的税收挑战,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创造有利环境。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适用《新加坡调解公约》调解机制研究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与生效为“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提供解决路径,弥补了现有国际商事争端调解机制的不足。“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适用调解机制更符合商事争端重视谈判调解、避免审判裁决的惯常思路,并且使调解发展为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重要机制成为可能。《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调解机制具有成本低、灵活、可自动执行等特点,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所具有的多样性、特殊性和复杂性特征,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更加有利的法治氛围。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者,应尽快构建国内的配套机制,推动中国商事调解的立法,特别是对“自动执行”《公约》下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配套机制、救济的配套机制和对拒绝准予救济机制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