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际商事法庭为核心的我国“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我国提出建立诉讼、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国际商事法庭作为该机制的核心不仅要扩张其管辖,还需要对调解和仲裁提供司法支持和监督,并深化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职能。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需要配套程序法的国际化,为此要引入国际化的商事调解,完善国际商事仲裁法律制度,民事诉讼法也要有所突破和创新,并在多双边层面推动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和判决的跨境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法[2023]24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涉外法制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完善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方便当事人运用信息化平台解决国际商事纠纷,最高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工作指引(试行)》,现予以印发。

论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下的商事调解制度——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视角

中国近年来建立起诉讼、仲裁、调解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其下的商事调解制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下的商事调解制度相比,在调解类型与调解独立性方面尚有很大进步空间。完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下的商事调解,对中国建立现代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国际商事法庭运作机制及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依据多边主义、私法自治、区别对待原则的指引,加快商事调解法的制定,建立对调解人的约束制度,充分发挥当事人意思自治,对国际、国内商事纠纷暂时可适用“双轨制”调解模式,循序渐进地推动商事调解独立性改革,从而促使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下的商事调解制度与现代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接轨,为中国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论国际商事法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兼评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一站式”机制的运行

"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为沿线各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发展机遇,同时也对沿线国家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带来挑战。我国顺应国际潮流,立足"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提供公平公正、高效便利且成本较低的"一站式"多元化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无疑将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和法治联动。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设立,不仅具有充分的理论和法律依据,更是在借鉴境外国际商事法庭有益做法的基础上,独创了诉讼、仲裁、调解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一站式"运行机制。

系统论视野下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社会转型期间纠纷的多样性与纠纷解决机制的系统性决定了以系统思维分析、完善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近年来,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司法实践,但对于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仍需要继续推进。借鉴系统论的整体性、最优化和模型化方法,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内部的各要素,即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第二,协调诉讼解纷机制与非诉解纷机制,以及非诉解纷机制内部各具体解纷方式。第三,完善一站式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广西自贸区国际商事调解机制研究

国际商事调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尊重、能够高效便捷化解纠纷以及对当事人双方商事交易保密等特征,逐渐与诉讼、仲裁成为解决争议的“三驾马车”.广西自贸区国际商事调解机制已初具成效,但仍面临着缺乏专门立法、没有形成整体合力、缺乏保障执行机制、没有明确的执行标准等问题.对此,应结合广西自贸区的发展实际,通过健全国际商事调解机制立法、整合国际商事调解力量、赋予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执行力、明确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执行的司法审查标准等途径,不断完善自贸区国际商事调解机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助力自贸区的发展.

中国(广西)自贸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打造自由贸易试验区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制度保障。目前,广西国际商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初具成效,但仍面临司法保障机构不完善、商事纠纷解决专门立法不足,制度不健全等重要难题。对此,应结合区域特征,设立专门审判机构,提升自贸区司法国际公信力,健全多元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立法,完善“一站式”国际商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从而实现社会冲突有效化解,助力广西自贸区建设。

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以“一带一路”为背景,中国国家商事法庭应运而生,为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制度支持和法治保障,完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借鉴激进型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建设,大胆创新,完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解纷架构、灵活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的解纷机制服务于商事纠纷化解。

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梃在前 强力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体系建设

近年来,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深化“枫桥经验”重庆实践十项行动,把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体系建设纳人2020年度重大改革项目和经验总结复制推广计划,着力建组织、搭平台、建机制、夯基础、补短板,促进矛盾纠纷有效化解,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2020年。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国际商事纠纷仲裁机制评析

"一带一路"战略衍生诸多国际商事纠纷,构建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现实意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解决国际商事纠纷存在法律障碍,仲裁具有诉讼、调解等纠纷解决机制不可比拟的优势。研究沿线国的仲裁机制对我国企业规避商业风险大有裨益。我国涉外商事仲裁制度不断创新、探索,未来前景广阔。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意见》指出，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公正高效便利原则：坚持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坚持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原则。《意见》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牵头组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

以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为例探究“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争端解决机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沿线国之间产生的纠纷越发凸显,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为了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争议应运而生。其“一站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借鉴了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的模式,也具有中国自己的独创性。本文通过对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机构设置,规制法条的优势和弊端的分析,探讨真正适合“一带一路”的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设立和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目前的路径选择问题。

最高法发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配套文件

2018年12月5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召开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座谈会,发布并正式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确定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解机构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则(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3项规范性文件。

海南自贸试验区国际商事调解机制:理论分析与制度建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对于在海南自贸试验区设立国际争端调解机制具有重大启蒙之效。细予考察这一指导意见的潜蕴深藏,可知,国际商事调解机制于海南自贸试验区之裨益,在于契应海南自贸试验区境内关外的法律地位,善于维系当事人未来商业关系的持久,利于区内高效便捷、成本低廉地解决商事争议,最大程度实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一机制表现为调解机构的建立、完善调解立法、制定调解规则及将调解协议付诸实施等方面,可溯源至国际商业惯例,并在中国已有自贸试验区实践中得以佐证。归咎于海南全省缺乏独立的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服务贸易纠纷的比例居多,加之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饱受质疑,为此建议尽快在区内设立独立的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制定地方立法及彰显服务贸易为特色的区内国际商事调解规则,增强国际商事合同中的调解条款及其调解协议的强制力。

论仲裁协议涉外商事纠纷解决功能之核心定位及其效用

专属于涉外仲裁协议的适用法律选定问题是直面难题。运用对中国、日本两法域的横向比较,并以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中轴线,铺展论述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及关切国际商事仲裁立法实用性。聚焦涉外仲裁协议适用法律的选定方法类型化(可依当事人选择情形、非当事人能选择情形)与建立国际化合理排序之选定规则等成就独到见解,进行突破性论证。与时俱进地针对福建已出台的两部地方性法规中的有关宗旨及具体条文进行剖析,提出在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中应基于双方当事人订立的仲裁协议(先决条件)确立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方法的核心地位等建议。设想创立"涉外纠纷非诉解决行政服务中心",助力如福建等自贸区纠纷解决功能的国际化发展。

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若干核心问题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构建对于公正高效解决商事争议,服务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管辖权的扩大是国际商事法庭的发展趋势,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可考虑将涉港澳台商事案件以及自贸区外商独资企业之间商事纠纷纳入管辖范围,同时放开对"实际联系"的要求;"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宜通过仲裁调解机构的选定实现争议解决的国际化和专业化,应重视调解的适用并确保各类文书的有效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作为中国创举,应充分发挥专家委员在争议解决中的作用,并关注专家委员的利益冲突问题;诉讼程序便利化改革则需权衡公正与效率、自治与法定、公开与私密等问题。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诉讼和仲裁、调解衔接机制的研究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CICC)诉讼和仲裁、调解衔接机制大体上遵循我国民事程序法的相关规定,且具有促进纠纷公正、高效和实质性解决的制度优势。但该衔接机制也存在参与主体的范围限制缺乏合法性与合理性、衔接模式的多样性和完整性不足以及监督机制尚未健全的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CICC需要逐步废除参与主体范围的限制,规范参与主体的选定机构、标准和流程;丰富和完善衔接模式;完善监督机制,规定国际商事专家委员回避、惩戒制度,明确法庭附设调解和法庭外调解程序达成调解协议审查内容和方式。

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下的《新加坡调解公约》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的落地为国际商事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的直接申请执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本文是对《新加坡调解公约》制定的背景、内容,与我国法律体系的衔接,对我国产生的深远意义以及加入公约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的全面分析。

强化一站式多元解纷构 建诉源治理新格局

近年来,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构建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为抓手,主动争取市委、市政府重视支持,推动参与建成7个人民调解中心综合体,实现咸宁全域高标准全覆盖。

全省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成效显著——减诉息纷促和谐

2022年,安徽法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立足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审判执行的功能定位,围绕“一站、集约、集成、在线、融合”5个关键词,聚焦源头减量、多元增效、诉源治理、智慧诉服及涉诉信访5个方面,持续推动一站式建设向基层、向社会、向网上、向重点行业领域延伸,一站式安徽实践取得新进展、新成就、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