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终极控股结构与控制权私利行为——基于“一般商业性”国有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分类改革下的"一般商业性"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08—2015年沪深两市A股相关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有终极控股的股权安排与控制权私利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性股权结构(CS)中,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会抑制其掏空行为;在控制性少数股权结构(CMS)中,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对控制权私利行为的影响会因国有终极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方式而产生差异。当采取掏空行为时,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不一定会影响国有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行为;当采取援助行为时,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会加剧国有控股股东的援助行为。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股权安排和公司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物流平台对国有企业供应链效率和商业模式的影响

在当今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商业环境中,供应链管理成为国有企业保持竞争力和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国有企业通常在国家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其广泛的资源和影响力,这些企业的供应链效率和商业模式对于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然而,这些企业也面临着多重挑战,包括运营成本和市场压力等问题。随着物流平台的兴起和普及,国有企业有机会通过采用新技术和策略来改善其供应链效率和商业模式。物流平台不仅提供了更高级别的运输和库存管理工具,还通过数字化和数据驱动的方法,增强了供应链的可视性,促进了客户关系的改进,并带来了商业模式的创新,这些变革在国有企业的长期可持续性和竞争力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旨在深入研究物流平台对国有企业供应链效率和商业模式的影响,并探讨可用于优化这些影响的策略和方法。

国有企业供应链商业模式的创新分析

现代企业发展受到多个因素影响,需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断根据企业特点优化管理工作,包括供应链在内。本文以国有企业为例,对其供应链商业模式的创新进行分析。首先论述国有企业供应链商业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相关问题的成因,最后分析可靠的创新方法,分别就加强成本控制、优化运营模式、改善风险控制机制、完善商业模式评价系统、提升业务扩展能力等措施进行研究,为国有企业发展提供少许参考。

国有企业的低碳双元战略发展路径——基于上海申通地铁集团的案例研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始终肩负着发展经济和服务社会的双重使命。根据企业所处的行业特点与所承担的业务特征,国有企业很可能面临高耗能的挑战。选取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典型案例,基于双元理论探究国有企业低碳双元战略的动态发展路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低碳发展首先是将低碳理念融入其“经济—社会”双元目标,形成具有经济属性的成本性和效益性低碳导向,以及具有社会属性的政策性和公益性低碳导向。基于此,国有企业开发低碳双元战略实践,包括具有经济属性的低碳成本管理和低碳业务投资,以及具有社会属性的低碳政策落实和产业低碳引领。此外,知识和资源开发促进了低碳双元战略实践的相互转化,实现了低碳双元战略的协调统一。研究结论既为国有企业低碳发展中的协同辩证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解,又拓展了双元理论在企业低碳管理领域的应用。

构建国有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体系

商业秘密是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其保护状况事关企业生存发展乃至国家经济安全。然而,国有企业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仍存在诸多短板,亟需构建科学完备的保护管理体系。本文在厘清国有企业商业秘密内涵与特点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加强保护的必要性,并从全面性、适应性、动态性三个方面提出了构建保护管理体系的原则要求。在此基础上,文章从完善商业秘密分类分级管理、强化全员保密教育、引入技术防护手段、加强内外合作交流、严格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构建国有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体系的具体策略,以期为新时代国有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金融能否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基于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国有企业作为样本,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数字金融可以通过减少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来抑制其过度投资。此外,市场竞争和高管背景特征在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市场竞争能够强化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高管任期越久更有利于数字金融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但高管年龄、性别对于数字金融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关系。进一步,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现象的改善效果更加明显。相比央企,数字金融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相比特定功能性国企,数字金融对一般竞争性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

数字互联是否提升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影响识别和机制检验

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对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利用2011~2021年国有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微观计量分析方法,检验数字互联是否对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互联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但是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互联对不同技术类别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从企业成本、人力资本、公司治理三个方面检验了数字互联对国有企业创新影响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互联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存在明显的所有制差异。在今后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应该广泛借助新一代信息数字化技术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

国有企业对区域创新引领作用的逻辑机理及优化路径

区域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增强区域创新能力是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提升国家创新实力的重要基石。国有企业作为区域创新活动中的主体,依托自身整合集聚创新要素能力强、创新溢出效应显著和资源优势突出等在提升区域创新水平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但在引领区域创新过程中,宏观层面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观层面区域协同发展受阻和微观层面内部制度设计有待优化依旧掣肘着国有企业创新引领作用的发挥。国有企业在扬优势、补弱项的同时强支撑、促引领,就要以开放促创新,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引领突破卡脖子技术,提升核心竞争力;依托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升级,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促进区域创新协同发展;推动制度创新,优化制度设计,充分释放国有企业创新活力,持续强化国有企业引领区域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为创新驱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吗?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在此背景下,探究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提升国有企业资本效率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金融国有企业为样本,从外部成本以及内部治理两个层面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结论说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改善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错配,提升国企资本配置效率。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以及改善融资约束,优化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配置。3)从市场、政府以及国有企业自身层面来看,首先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能替代外部不完备的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环境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改善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错配。其次较高的财政补贴隐含过多的政策性负担,弱化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资本效率提升效果。最后在较高水平内部控制环境中,数字化赋能显著提升国企资本配置效率。研究有助于深化数字化转型赋能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效果和机制,为探究我国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国有企业绩效管理研究综述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建立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开始引入绩效管理,这使得大量学者开始研究国有企业绩效管理的相关问题。文章以绩效管理的内涵与发展为起点,结合国有企业绩效管理的发展与特点,对我国国有企业绩效管理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归纳。首先,近年来以国有企业细分行业和各类人员为对象的绩效管理研究受到了关注。其次,少数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绩效管理体系的构建问题展开研究,大部分运用案例分析法对绩效管理的导向、工具运用和过程再设计。最后,当前研究对于国有企业绩效管理提出的优化和改进措施的效果验证存在局限和不足,可能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审计收费

本文选取2010~2022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准回归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能够有效提高会计监督效率,从而提升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减少审计师在信息收集方面的成本,进一步减少审计收费;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地方国有企业和高科技类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丰富和拓展了审计收费相关研究,所得结论对企业管理实践、提高审计资源配置效率、形成协同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国有企业成本管控的优化措施研究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面临的经济压力和市场竞争逐渐加大,在各要素成本大幅度上升的市场形势下,国有企业经营利润的提升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加之企业内部的成本管控工作并未落实到位,部分企业利润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不利于国有企业的正常有序运营和可持续健康发展,“一利五率”经济指标体系也对国有企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主要围绕国有企业成本管控的优化措施展开论述,首先概述了国有企业成本管控的内涵以及实施成本管控的必要性;其次分析了国有企业成本管控的现状;最后提出了国有企业成本管控的具体优化策略。

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历史贡献和时代使命

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独特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工具。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相对应,国有企业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为: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国民经济以及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提供发展环境到直接引领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变革。统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国有企业需要全方位凸显使命担当。要在富足物质文明上,以全面强优大的新时代国有企业筑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在发展政治文明上,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物质支撑和政治保障;在富有精神文明上,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捍卫者;在提高社会文明上,做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推动者;在共建生态文明上,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支撑者和引领者。

非国有资本参股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国有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在促进自身发展升级时也能产生广泛的社会价值。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对非国有资本参股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情境式困境,非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加强企业创新动力、激发高管企业家精神与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促进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国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其效果会因国有企业特征、非国有资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有所差异。

利用柔性管理提升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思考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柔性管理理论在人力资源领域中愈加受到认同。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也面临着变革的重大要求,以切实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能、强化核心竞争力,力争在时代发展中继续发挥关键力量,但当前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确实存在亟待改善之处。柔性管理以人为本的理念,与国有企业的根本属性较为契合,建议人力资源部门从全局视角出发,推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稳步发展。

积极发挥国有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战略支撑作用

“新质生产力”代表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生产力的飞跃,其核心在于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聚焦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并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国有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中起到战略支撑作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国有企业推动技术进步,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不断创造综合价值。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作用,搭建新技术应用的基础产业场景,推动国有企业在打造新质生产力进程中不断创造新的价值,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工作态度中介下国有企业政策激励与知识员工创新绩效

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政策激励对知识员工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机制及工作态度中介下的间接作用机制,基于长三角地区41家国有企业的调研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政策激励对知识员工渐进式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效应强于突变式创新绩效;工作态度的正向中介作用显著,主要表现在薪酬福利激励和环境激励对渐进式创新绩效的作用过程中,国有企业政策激励通过工作态度对知识员工创新绩效的间接作用效应比直接作用效应更加明显。不同政策激励内容对知识员工创新绩效的作用效应存在差异,其中薪酬福利激励的正向作用效应在直接作用途径和间接作用途径中都最强。

国有企业ESG实践与共享价值创造——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践行ESG理念对于引领国企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中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构建了国有企业ESG实践与共享价值创造的理论框架,分析了ESG行为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作用机制。以中央企业华润电力为案例对象,通过对华润电力文本和数据资料的编译研究,研究证实:华润电力基于服务国家战略、回应用户诉求和探索商业机会三个履责动因,从环境管理、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三方面践行ESG理念,从而影响利益相关者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既创造了社会价值,又实现了商业价值,实现了共享价值创造。丰富了企业ESG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为国有企业推进低碳转型,创造共享价值,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案例证据和参考。

从合目的合规律实践到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枢纽性范畴——国有企业存在性命题新解

尚待证明的国有企业存在性命题显露出我国缺乏关于国有企业的更深层次的自主知识,对此,政治经济学给出一个源于实践的合目的与合规律框架:在合目的性维度,国有企业是集体理性的产物,具有“政治—经济”二重性,建立国有企业的目的随社会形态变迁而实现多元化拓展;在合规律性维度,国有企业的存在及演进契合于各个时期的经济规律,国有企业成为各个时期标识性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与微观缩影。从实践的感性直观升至理论的抽象思辨,国有企业是理解新中国各个时期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是联通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中介,因而被确证为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枢纽性范畴。

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改革研究

我国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其中,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将加强党的领导与市场化发展统一起来。因此,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采取分类分层改革的方式,以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为重点环节,因企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改革经历了改革准备、初步酝酿、试水调整、推广深化四个阶段,探索形成了四化管理、自愿转身、灵活市场化、部分市场化等典型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市场化选聘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契约化管理存在难点、差异化薪酬设计不合理、市场化退出机制不完善、监管及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重塑企业文化,增强市场观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弘扬企业家精神,完善治理体系,逐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经理人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