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第六代导演与两次“七君子事件”

第六代导演浮现的这15年以来,从早期以独立制作的形式、"离经叛道"的审美倾向来标识自我而遭到了电影管理层的惩戒,到新世纪初通过与管理层的真诚对话,形成了双赢局面。论文以两次"七君子事件"为表征切入阐述,揭示了这十几年来中国电影语境的变迁和第六代导演的"长大成人"。

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冲突——以“七君子事件”为个案

七君子事件是抗战前一场声势颇大的社会运动,七君子坚持民主救亡,并依法抗辩自救,南京国民政府则有法不依,企图维护其专治秩序。这一事件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表现了知识分子与政府当局在救亡和民主上的重要分歧和冲突,却以法制形式公诸于社会。南京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最终将七君子无罪释放,抗战初期以七君子为代表的抗日民主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救国时报》与“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事件＂是在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号召下,国内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进步人士及广大人民要求抗日的重要时刻,国民党当局企图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重要罪证。从1936年11月沈钧儒等七人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到1939年月重庆四川高等法院一分院撤回起诉并牌告,这个事件历时两年零三个月。对于整个事件的过程,《救国时报》给予了大量的详细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及国内各界对该事件的态度。该报纸是国内外对于＂七君子事件＂给予最集中、最全面报道的报纸,为我们今天重构当时的历史原貌、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动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档案资料。

支持抗日救国 挽救民族危亡——宋庆龄与“七君子”事件

这是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即1937年7月20日，在《救国时报》上发表的题名为“国人纷起营救救联七领袖”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指出：“要争取爱国自由，要争取七领袖被释，从各方面更广泛地开展营救和抗议运动，

揭开“七君子”事件的内幕——日本外交档案摘译

“七君子”指的是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位爱国民主人士。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上述七人都是该会的骨干成员。当年十一月,上海、青岛等地日本纱厂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救国会予以声援。救国会的正义举动为国民党当局所忌惮,更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不容。迫于日方压力,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安局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法租界公董局巡捕房的协助下,将上述七人逮捕入狱。这就是震惊一时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当局并诬称:“李公朴等自从非法组织「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国民党当局对外妥协对内专制的行为,遭到了全国民众的一致反对,但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七君子”方才获释。从被捕到出狱,“七君子”事件前后历时二百五十三天之久。关于“七君子”事件的幕后真相,日本官方文书档案汇编《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5》(臼井胜美编著,株式会社书房一九六六年出版),以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作了有力的披露。有关资料揭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正是“七君子”

宋庆龄营救“七君子”纪实

夜深沉,西风寒。1936年11月22日深夜,上海警方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最高当局指令,会同租界巡捕房,在没有拘票的情况下,非法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位救国会的领袖。随后,移解苏州,关押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此即为“七君子事件”。爱国有罪“七君子”身拘铁窗救国会,全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后,东北、华北大好河山全部陷入敌手。

生活书店广东曲江分店被查封事件新证

生活书店是抗战期间一个爱国文化堡垒，在邹韬奋的领导下，坚持国共合作，团结御侮，在国内外爱国军民和爱国文化界影响极大。邹韬奋自“七君子事件”出狱后，积极发展生活书店全国各分支店，到1939年4月，生活书店已由抗战前的2个分店，发展到56个分支店，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一面进步的旗帜。

民国“七君子”事件的法律分析--从文本视角举例

1936年底，沈钧儒、章乃器、史良等七位救国会领袖因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而遭到逮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这场“爱国有罪”、“救国遭捕”的事件被称为“中华民国史上最大的冤案”。从法律角度特别是诉讼程序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制的特点。

绥远抗战与“七君子”事件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进程的答案，总有许许多多的细节可以见证。在那苍黄翻覆、陵谷变迁的大时代，历史的风云将有志于民族振兴的民盟先贤推上了时代潮头。

《抗战》三日刊的文化阵地意识及其成就

《抗战》三日刊(第7号至第26号之间有数期名为《抵抗》)于1937年8月19日创刊于上海,每月3日、6日和9日发行。后因上海沦陷迁到武汉出版,中途停刊一月,至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周年时共出版86号。主编是因“七君子事件”入狱,于1937年7月31日岀狱的邹韬奋。因为《抗战》三日刊出版时间较短,学界对其研究较少,且多是在研究邹韬奋编辑出版思想与实践时提及,视角较为单一。从文化阵地的视角解读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坚守和实践,是理解《抗战》三日刊的重要切入点。

七君子

中国近代史发生过“七君子事件”,你们知道“七君子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七君子”又是指当时哪些公认的社会贤达?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救国会与西安事变

历史上,救国会曾对中国的革命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其中,对西安事变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救国会对西安事变的贡献主要表现为:救国会推动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转变及合作,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作了积极的准备;救国会通过杜重远这个桥梁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七君子"事件是西安事变发生的直接诱因之一;救国会是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支重要力量。

“救国会”、“七君子”——听周有光先生讲故事

早听说周有光先生是“救国会”会员，他和夫人张允和与“七君子”不但相熟，有的还过从甚密。“七君子”事件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名案”。那天，周先生的故事就从“救国会”、“七君子”讲起——

“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沈钧儒的宪政实践及其思想

1936年11月23日凌晨两点半，几个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西探和上海市公安局的便衣侦探闯入愚园路桃源坊51号沈钧儒的寓所，拘捕了沈钧儒。他神态自如，毫无畏惧。他说，为了抗日救国，早已准备坐牢杀头。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政府逮捕“七君子”，是因为沈等响应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后来，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于次年7月31日将“七君子”释放。

出任新中国首任部长的四位民主人士

司法部部长史良——建国初仅有的两位女部长之一 几乎无人不知史良是解放前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中唯一的女君子。

史良：来自江南水乡的女中豪杰

之前,笔者对史良的了解非常有限，似乎她只是一位“符号式”人物：著名律师、抗战期间“七君子事件”中唯一的女性、民主党派人士、国家领导人……这些“标签”虽然能勾勒出史良叱咤风云的人生轨迹．但毕竟只是概况性的线条。后来，读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第一篇就是记述史良的《正在有情无思间》。

被毛泽东赞誉为“女中豪杰”的史良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7位负责人在上海被国民政府拘捕，酿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在这7位名噪一时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一位女性，她便是后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司法部长——史良。

忆我的祖父沈钧儒

沈钧儒,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即参加辛亥革命,并于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35年12月领导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11月,因公开呼应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邹韬奋、李公朴等共七人被国民党逮捕入狱,8个月后才获释,史称“七君子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