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史”与“史的诗”——“七月”诗派综论

这是一个与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同步前进的诗歌流派.它的历史行程像战争本身一样艰苦卓绝,它所构造的艺术天地,又像战争时期的社会生活一样丰富厚重.作为一个文学艺术流派它在诗坛上坚守的时日之久,它的诗人队伍之壮大,它的艺术实践、理论探索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之密切,以及它的美学追求之开阔与坚定,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全部艺术活动,构成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部“诗的史”与“史的诗”.这个流派就是“七月”诗派.

牛汉诗歌的美学风格与"七月"、"九叶"诗派

牛汉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长达60余年,至今仍未间断。作为"七月"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他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历程与该流派之间出现了由游离到紧密联结直至发展超越的关系。笔者试图以牛汉诗歌美学风格的变化为切入点,对"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在审美品格、思想文化渊源、诗艺特点等方面进行历时性的比较研究。

论“七月诗派”旅桂诗人的创作

在抗战文化运动中,"七月诗派"的活动一直与广西桂林的抗战诗坛息息相关。一方面以艾青、胡风、彭燕郊、郑思、邹荻帆、钟瑄等"七月诗派"诗人在桂林的诗歌创作和文学活动,团结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一大批"七月诗派"年轻诗人,并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抗战诗歌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在广西桂林的生活经历、诗歌创作以及文学活动强化了"七月诗派"作为一个统一的抗战诗歌流派的存在,也促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和整体风格进一步走向成熟。

“七月诗派”抗战时期在桂林的诗歌创作

“七月诗派”作为一个在腥风血雨的严峻现实中崛起的高歌救亡的诗歌流派,这些诗人们在抗战炮声响起之后分别在根据地、敌后、国统区从事着民族的解放运动。由于当时桂林处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地位,使得一部分“七月派”诗人先后驻足于桂林。他们在桂林的诗歌创作及活动,极大地繁荣了抗战时期的桂林诗坛,声援了全国的抗战斗争。

烽烟·战士·母亲——“七月”诗派综论之二

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又是一个战事频仍、烽烟四起的时代。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纵贯中国现代三十年。直接或间接的战争投影，在不同时期的现代文学作品中，似乎是普遍存在的。而从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９年这１２年，又是战火硝烟格外浓烈的...

关于“七月”诗派

出自文艺评论家笔下和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的“七月”诗派或者“七月派”诗人，作为一个艺术流派，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文学见解和艺术风格近似自然形成的，自觉结合的，而不是由谁有意发起并发表什么宣言之后组织起来的文学社团。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一声炮响,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近十年来“七月派”研究综述

“七月派”是20世纪40年代主要活动于国统区的影响较大的文学流派之一。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七月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没能得到合理的评价。直到新时期以来,由于学术思想的解放,“七月派”重新受到研究界的关注,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得以重新确认。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尤为显著,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七月派”的研究有赖于学术界的继续努力。

《白色花》后的牛汉诗

我们在当代文学中如果有必要重提“七月诗人”这个词，是在历史的意义上而不是在美学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不是关于“七月诗人”共同的美学(如果历史上有过的话)，而是关于有共同的“七月”史的诗人的今天，以及今天不同的诗学。

“七月”与“九叶”在1981——以《白色花》《九叶集》出版为中心的考察

1981年,《白色花》与《九叶集》问世,宣告了1940年代两支诗歌劲旅的“归来”,“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的称谓就此诞生,并成为1980年代初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学事件。考察两部诗集的出版过程,因历史巨变前后出版人、编选者和诗人的心理状态复杂不一,两个流派对“自我”在过去、当下、未来三个向度的“位置”与“形象”的判定、规划不尽相同,呈现出了“花”与“叶”的历史辩证关系。七月诗派更注重面向历史的政治“复位”,也仍然盼望在“未来”的框架里,保持自身的“主流”位置及相应的话语权;九叶诗派更注重面向未来的文学“突围”,同时也从历史空间内寻觅自身存在、发展的合法性。二者既是对四十多年前的两个诗歌流派的一次迟到的“正名”,也为新时期文学的发端找寻着美学和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