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新“围剿”之机,周恩来和朱德据理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正确军事方针,但博古和李德却简单照搬苏联军事斗争经验,顽固坚持扩大苏区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轻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实践中总结的正确战略战术,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败,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中央“三人团”,负责筹划和准备工作,尽管周恩来与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上有分歧,却以极强的组织观念“相忍为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战略转移指示,周恩来负责或参与了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与粤军陈济棠谈判达成借道协议、组建第八军团和中央教导师、确定红军主力集结地等诸多秘密准备工作,参与指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集结于都、组织部队抢渡湘江渡口等军事行动,指挥红军西征通过四道封锁线。

关于长征途中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确立问题的再考察

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究竟成立于何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与此问题相联系,却又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的,是遵义会议后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三人小组,而且为什么毛泽东建议由这三人合组这样的小组,来代替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显然,这并不像许多研究者所说的,当时"亟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实施正确的军事"。梳理中共中央设置新"三人团"决定生成发展的逻辑脉络,进一步探析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及原因,对于正确认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军事领导地位、权力变动情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共中央长征中开过“陈福村会议”吗?——对孙果达“答杨奎松教授质疑”一文的回应

有关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何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又称新"三人团")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者中间一直有所争论。2005年孙果达等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说法,即认为新"三人团"应该是在鲁班场作战失利,中央红军被迫三渡赤水后,于3月17日在赤水河西一个叫陈福村的小村子里,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决定的。对此说法,笔者曾简单地提出过一点不同看法,没料到引起孙果达教授相当激烈的反应和驳斥。不得已,笔者花时间对此问题做了一些考析,却发现颇有影响的"陈福村会议"一说的主要论据及其论辩逻辑,都是不能成立的。

论中共党内教条主义宗派的初步瓦解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宗派的初步瓦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瓦解经历了三个阶段:长征之前对党中央"左"倾错误政策的认识分歧,导致教条主义宗派内部出现分化;长征开始之后对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争论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路线的反思,加速教条主义宗派的分裂;遵义会议改组中共中央领导层,直接导致教条主义宗派的初步瓦解。

王稼祥是有功的人——浅述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及王稼祥同志是对革命有功的人,"他是从教条宗派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在长征中,王稼祥是"遵义会议"的策划者和倡导者,在"黎平会议"上就与机会主义展开不懈的斗争,确立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党内领导地位不断巩固,促成"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在"遵义会议"上提出撤销李德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参与军事指挥。"遵义会议"以后,在苟坝会议上,作为中央最主要领导机构的"三人团",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指挥红军实现战略转移,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王稼祥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