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金融构造:商业银行嫁接信用合作机制

“三位一体”合作经济实践中的最大短板在于信用合作。为了完成“三位一体”的金融构造,论文提出了信用合作的若干创新方向:嫁接社区合作、综合合作;体系支持、行业管理和政府引导;作为一种机制而非机构,可以不设“资金池”;金融科技赋能信用合作,有望实现“弯道超车”。超越商业银行的惯性思维定势与合作金融的传统组织形式,使之相互配套。综合各地试点经验,论文提出了商业银行嫁接信用合作机制的若干信贷业务创新模式,包括依托合作经济组织的助贷、委贷以及转贷或配贷。还可以创新支付结算业务,实现合作经济的“公共簿记”功能,推动支付便利化、交易结算与分账返利一体化。进一步推动“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系统集成,发展基于互助合作的新型平台经济,可以实现数字化与合作化的相得益彰,促进共同富裕。

浅析金融发展对“三位一体”合作经济建设的影响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问题之一,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合作组织结构不完善,使得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三位一体"作为构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综合平台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发挥巨大作用,而经济发展资金是基础,信用是前提,然而金融支持的不足严重制约融资贷款的供给。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得出农村金融的发展会提高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的金融供给,完善的金融体系,会促进"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建设。

合作经济组织何以促进乡村共同富裕——基于对浙江省“三位一体”农合联的考察

合作经济组织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浙江省“三位一体”农合联是合作经济组织的地域新形态,内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的重要论述,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更好适应了分散农户对接大市场的现实需求,有利于促进农民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在价值功能上,浙江省“三位一体”农合联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分配均等化和服务普惠化。在实践路径上,浙江省“三位一体”农合联通过服务带共富、合作带共富、改革带共富、数字带共富以及融合带共富等路径,优化了乡村资源供给、提高了农民组织程度、提升了农民共富能力。新阶段,浙江省“三位一体”农合联应加快构建完备的为农服务体系,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平台资源承接整合能力,形成乡村共富主体广泛参与和集体行动,扎实推进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

基于“三位一体”的“宏观经济学”思政教学改革

“宏观经济学”作为本科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承担着培养心系社会并有时代担当精神的经济专业人才的任务。基于“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以“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理论性、专业性和实践性”为基本原则,以课程思政为抓手,在探讨“宏观经济学”思政元素的采集来源的基础上,挖掘出了部分知识点对应的思政元素映射与融入点,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课程体系进行了尝试性地探索与实践。

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2015-2020年全国30个省(区、市)的合作社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生产规模和节约交易成本角度分析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形式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对不同地区的合作社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产加销一体化经营通过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市场竞争优势从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绩效提升;就区域异质性而言,东部和西部地区产加销一体化对合作社经济绩效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绩效提升无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现阶段既要重视强化合作社的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也要适度扩大合作社产加销一体化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既要追求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绩效,也要提高社员收入。

“三位一体”农村合作经济改革的嘉兴探索与实践

习近平“三位一体”农村合作经济构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新仓经验”的创新与发展,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毛泽东合作经济思想,是浙江实践的结晶。嘉兴是“三位一体”农村合作经济改革的先行地,认真贯彻实施“三位一体”农村合作经济改革,对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升社会服务水平、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嘉兴全面深入实施“三位一体”综合改革,形成了多种创新发展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走在了浙江省前列;嘉兴应认真客观分析改革中的新情况,创新探索实践“三位一体”农村合作经济,推动乡村共同富裕。

“三位一体”有机融合的高校双语课程思政探析——以“国际经济学”为例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主阵地,除了传授专业知识,还面临价值塑造的思政目标。对于高校双语课程而言,其课程思政工作除了母语授课课程面临的一般性障碍,还面临外文原版教材水土不服、思政元素传递语言障碍大、双语教学导致课时紧张等特殊困难。对此,可从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多元化、充分利用线上平台等方面着手,实现语言习得、知识传授、价值塑造的协调统一,“三位一体”地推进高校双语课程思政建设。

“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组织嵌入乡村共同体的路径研究——经棚镇农业发展联合会的案例分析

在经济利益导向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日益脱嵌于以社会关系相连、惠农政策相关、文化观念共享为基础的乡村共同体,从而造成“精英俘获”“隐蔽雇佣”与“农村资金外流”等现象。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农业发展合作联合会自2018年开展的农民“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通过发展联结村民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嵌入社会关系,通过构建打通行政层级与部门的联合党委嵌入惠农政策,通过坚持“姓农、为农、务农”的公益性嵌入文化观念。“生产、供销、信用”综合合作形成的无限次重复博弈与按交易额返利形成的激励相容是实现嵌入的主要动力机制。须从“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体系构建、自下而上网格化管理体系建设、惠农政策的下沉、加强“一懂两爱”教育等方面推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组织嵌入乡村共同体。

探析边缘地带区域组织的一体化发展:以黑海经济合作组织为例

黑海地区地处亚欧大陆的交汇地带,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的交汇处,优越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资源决定了它在地缘政治中的关键性。20世纪90年代之后,黑海地区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各国经济互动的基础上,寻求政治安全妥协和一体化进程建设。黑海地区国家间政治维度不一,区域间的民族冲突频繁,大国在黑海地区的地缘利益争夺等,都给区域安全带来了威胁。黑海经济合作组织作为黑海区域现存活跃的组织,内部市场小,各国经济差异大,在贫困地区的投资不稳定,核心成员国经济影响力衰退,都为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实现真正的一体化制造了障碍。

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合作水平测度与比较分析

自2020年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起,关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与合作情况的研究仍然较少。文章首先构建了以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应用、数字发展、数字创新竞争力、数字治理为五个维度的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以及以数字合作关系、数字合作发展、数字经贸水平、数字合作基础、数字合作环境为五个维度的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指数的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和合作水平,测度和比较分析了2010—2020年中国和东盟九国(缅甸除外)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以及2010—2021年中国与东盟八国(缅甸和老挝除外)的双边数字经济合作指数。通过分别对两个指数进行时序、跨国、分维度的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和东盟各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应用、数字发展、数字创新竞争力的发展维度上进展较快、增长较大,而数字治理的水平增长不快,其中新加坡具有绝对的发展优势,但其发展速度已放缓;中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处于中上水平,老挝和柬埔寨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中国和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合作水平自2015年起在整体上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数字合作关系连年向好且差异不大,数字合作发展增长迅速,数字经贸合作与数字合作基础、数字合作环境密切相关。未来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望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特别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促进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数字金融等发展,加强数字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合作,推进“数字鸿沟”的解决和数字合作治理,进一步促进中国—东盟的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承接点,也是推动我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如何评估合作区建设对考察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成效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实践效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6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数据,通过渐进性双重差分法,可对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内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东道国经济特征和合作区类型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其中,外商投资流入和贸易规模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第二,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异质性,对收入水平较低、营商制度较差的国家具有更强的经济助推作用。

“印太经济框架”数字规则:区域合作影响与中国-东盟应对策略

数字经济业已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规则的制定和推广则成为各国提升国际影响力,抢占全球数字市场的重要手段。美国在亚洲和大洋洲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期望通过广泛的经济合作框架或合作委员会拓展美式规则影响力,从而主导未来数字经济发展走向,持续数字时代的美式霸权。“印太经济框架”数字经济领域涵盖数字环境、新兴技术、基础设施、监管措施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方面的内容,既是对美国此前《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内容的承继,也是与《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为主的美式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联动,其倡导高标准合作的同时忽视东盟国家市场准入需求和实际承受能力,实质上是为了坚持贸易保护、阻碍亚太一体化和推广美式规则。“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达成,不仅会利用投资和数字技术输出阻碍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合作,而且会向东盟输出数字发展理念,加剧中国与东盟的“数字鸿沟”,破坏围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形成的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因此,中国应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善中国数字经济规则;全面对接国际标准,巩固数字合作伙伴关系;细化合作内容,共谋数字发展全球规则,共建数字发展新格局。

区域经济合作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来自RCEP成员国的经验证据

深化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是实现以共享为目的的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2002—202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与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合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看,中国同RCEP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机制分析显示,经济合作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合作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为了更好地发挥区域经济合作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应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政策,加强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政策引导,同时优化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利益分配机制,从而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

日本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安全政策分析

日本强化“印太战略”的经济安全属性,利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强化与同盟国在经济安全领域合作,并加大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实施力度。自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潜在生产率降低等结构性问题。推动对外经济合作,可促进日本企业构筑全球供应链,改善资源分配效率,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助推日本经济增长。当前日本的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安全保障之间存在明显矛盾,未有效统筹两者之间的关系。日本需要加强对外经济合作,特别是加强对中国的经贸合作,以利推动日本经济走出长期低迷、实现地区长期发展繁荣稳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基础、挑战与路径

数字经济是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给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推动与多个共建国家的数字合作,加强了数字经济领域的协调,使共建国家数字综合实力不断提高。随着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共建国家对数字经济的政策支持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得到加强,数字环境持续改善,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共建国家在数字经济合作方面仍存在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网络安全威胁、数字规则机制建设滞后等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需因地制宜地推动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全面的数字安全保障体系,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数字领域的竞争,多层次地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加强话语权建设并构建战略互信,加大金融支持人才培育、鼓励创新力度,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的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基于“三位一体”目标导向的计量经济学课程思政实践研究

专业课课程思政是推进思政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以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精神为指导,从计量经济学课程思政的现实意义出发,分析了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计量经济学课程“三位一体”育人目标,并围绕这个目标,按时间轴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方面探讨了计量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实现的路径和举措。

供销合作社助力乡村经济发展路径探索

供销合作社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文章分析了新时代供销合作社助力乡村振兴的角色定位及主要策略,运用实证分析法,以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供销合作社创新发展为例,总结了基层社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结果表明,坚持“党建带社建、镇社村社共建”,主动担当作为,加快供销合作社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完善供销合作社供销服务网络体系,着力解决基层供销社改制后乡镇空壳社突出问题,是构建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模式研究——基于马克思的合作经济理论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那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到底“新”在何处?它与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又有何区别?本文依据马克思的合作经济理论,从厘清概念、澄清错误认识入手,系统分析了当前为什么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在实践中进行模式选择的建议。以股份合作制为基本实现形式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实践中可按领导主体、组织形态、经营内容分为三大类。实践中需要依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人才储备状况等进行综合考量,并且必须要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同时建立起集体经济组织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及利益联结机制。

中东欧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兼论与中国的合作机遇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都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点,双方合作潜力较大。本文基于2022年发布的最新国际评价报告,从不同视角总结并分析了中东欧12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为中国—中东欧国家进行数字经济合作提供方向。研究发现:中东欧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略低于欧盟水平,总体发展状况较好;其数字经济产业应用水平较高,使用较广;公民和企业对数字化满意度较高,体验较好;爱沙尼亚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中东欧国家中排名最高,并在电子参与和电子政务方面表现优异。由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往来频繁,双边数字贸易总额逐年增长且数字战略方向较为一致,未来进行数字合作有巨大空间。

非经济功能视阈下我国农民合作社立法完善

国际合作社联盟(ICA)认为,合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通过联合所有与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文化需求与愿景的自治联合体。对于该定义,国际劳工组织(ILO)一字未易予以接受,联合国(UN)亦推荐各国采用。根据该定义,合作社具有三大功能,即经济功能、社会功能与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