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与风险防范法律规制研究

促进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保障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既要解决阻碍发展的瓶颈问题,也要应对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挑战。规制数据行为作为解决数据要素流通瓶颈问题的制度构建路径,从保护企业等主体的数据权益、打击垄断行为、促进数据资源的高效流转等方面实现正向激励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可行性。运用法治手段保障数字经济社会的稳定秩序,要从公法和私法的二元规制路径出发,防范和解决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风险。通过正反两个维度的系统构建,实现有效的法律治理,保障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法律规制研究

商业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商业竞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业数据利用中的不正当竞争会损害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目前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高发,其行为方式多样,且性质独特,难以用物权、知识产权等法律规则予以合理规制。因此,需要合理设计法律规则对之加以调整,促进市场良性竞争。文章首先从阐述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及判断标准和规制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意义着手,分析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既有法律规制方案的现存问题,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商业数据专条”设计的构成要件不清晰、损害后果僵化、兜底条款容易导致向一般条款逃避、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困难、行政监管乏力等。其次针对这些问题尝试提出规制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建议,如保持立法的“谦抑性”、明晰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相关制度、完善商业数据专条、明晰行政监管权限及建立诉前止损机制。以期通过以上几个具体的规制建议,规范企业经营人员的公平竞争活动,为我国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运用科学的法律规制模式提供理论支撑。

个性化推荐算法的法律风险规制

信息爆发增长催生了个性化推荐算法技术的兴起。个性化推荐算法在解决信息过载和长尾问题、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提高互联网信息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用户意思自治受限、隐私泄露、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等诸多法律风险,亟需法律作出必要的回应。为此,应当在诚信原则、自主原则、公正原则、比例原则的指导下,树立开放的隐私保护观,强化算法告知义务与用户拒绝权利,完善算法解释权,构建算法审计制度,以降低个性化推荐算法所带来的法律风险。

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法律规制

随着金融科技的加速应用,金融科技的系统性风险已成为监管重点。金融科技巨头以关键技术服务商、金融基础设施和互联网金融控股集团等样态深度参与金融活动,在规模性、复杂性、可替代性和关联性等方面开始具备系统重要性特征,成为金融科技时代的“大而不能倒”。有必要参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经验,并结合金融科技公司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机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予以特殊规制。在有效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基础上,整合金融监管、数据治理、网络安全和市场竞争等四大规制场域,建立以协调性为目标的监管体制、以可靠性为目标的审慎监管体系、以可承受性为目标的风险处置机制,构建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框架和规制方案,有效防范其运行失灵给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

著作权视域下深度合成算法技术的法律规制

深度合成算法技术由于其趣味性与便捷性,满足了民众的多元化需求,集中应用于社交媒体、影视娱乐等领域。然而,深度合成算法技术激发用户创新内容的同时,在著作权领域也引发了一系列困境与挑战。通过梳理分析现行著作权法难以将深度合成物纳入“作品”的范畴、现行合理使用制度难以判定对原作品的“深度合成行为”以及现行著作权法难以协调深度合成“作品”与原作品的保护边界这三大亟待解决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著作权法规制路径,从而实现著作权保护与深度合成算法技术应用的平衡发展。

能源市场革命与能源规制革命的法律维度

2022年沉寂17年的《能源法》终于浮出水面重新列入立法规划,但出台的希望却依旧渺茫。《能源法》的厄运不在于与其他能源法的制度混同或冲突,而在于能源市场与能源规制没有定位;不在于立法技术与制度设计存在争议,而在于能源体制市场化进程与从行政垄断中解放市场的进展;不在于国家能源主管部门不努力,而在于能源市场革命与能源规制革命的法律边界已经超出了政府权力边际。无论是基本法还是基础法,能源战略政策法还是能源管理法,《能源法》都必须解决能源市场与能源规制制度设计的问题。然而,《能源法》制度如何设计或能否出台何时出台均受制于政治家的抉择。

区块链电子取证技术的公安应用及法律规制研究

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具有防止证据篡改,实现证据可追溯性的特点,有力契合了公安机关取证工作的需要。本文通过对公安机关应用区块链电子技术的实践价值和理论风险的分析,论证了区块链取证和区块链存证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以实际案例探讨区块链电子取证技术的可行路径,构想了公安机关区块链电子取证平台方案,并结合平台建设和运营中的关键技术和难点问题,提出具体的应用场景方案和推广建议。针对上链前、上链中、上链后的取证核心程序,归纳以“技术自证”为核心的电子数据证据鉴真规则,补齐“技治主义”治理规则,制定电子数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去中心化的“司法+联盟链”办案系统。

数字政府建设政企合作法律风险的规制模式

数字政府建设政企合作的目标是公私协力实现公共给付,以数字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相较于传统公共服务领域,数字政府建设政企合作存在数字技术侵权、政府权力迁移、行政优益权履行不能和责任虚化等法律风险,容易产生合作中断、非正常终止等问题,致使合作结果与目标存在差距。政府规制、自我规制和元规制等现有风险规制模式各有优劣,但在面对数字政府建设的特定适用场景时均呈现出捉襟见肘之势,表现为风险防范不足,对互动关注不够,过于强调过程规制而缺乏结果有效性的考量。结果导向型合作规制模式强调结果与目标的一致性、协商与互动、合作绩效与公共问责,对数字政府建设政企合作法律风险的规制更为妥当,并可分为目标规制、过程规制和结果规制三个层面。结果导向型风险规制模式的法律构造为:建构将公共价值嵌入算法的合作机制,并通过风险评估和公民参与程序规避侵权风险;强化信用监管、优化契约机制分别规避政府权力迁移风险和行政优益权履行不能风险,并通过风险管理程序予以实现;明确政企责任分担,并通过公共问责程序规制责任虚化风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及其规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破坏性创新”,在推动技术变革的同时,也因其独特的技术逻辑带来了诸多治理风险。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巨量化数据的训练模式存在数据侵权风险,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模式则可能加剧虚假信息的生成和传播,其技术壁垒又会强化互联网巨头的垄断地位,进而带来一系列风险。而我国现行法律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制虽然形成了初步框架,但仍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存在困境,以欧盟和美国的监管措施为镜鉴,我国应当秉持包容审慎的理念,协同多元主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共商共管,通过“共建”“共治”实现成果“共享”。

教育数字化赋能受教育权:时代内涵、法律风险与规制

教育数字化赋能受教育权是数字化时代教育法治的变革与回应。受教育者的教育平等权、教育资源权、教育选择权、资格证书权、公正评价权在教育数字化时代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新情形下,受教育权的保障存在法律正义、法律伦理和法律救济等风险。对此,应加快并完善教育数字化法治进程:以受教育权保障为根本宗旨,厘清国家义务;以彰显育人功能为价值原则,廓清伦理边界;以法律法规与行业标准为依托,共筑调控体系。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法律规制

乡村电商是互联网时代发展的产物,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数字乡村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助推器。然而,乡村电商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法律问题,既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又冲击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不利于乡村电商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电商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法律风险。必须从完善相关立法,优化顶层设计,抓好源头管理等方面入手,营造有益于乡村电商发展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乡村电商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AI换脸技术的失控风险与法律规制

AI换脸技术在社交媒体上愈益广泛使用,很多网络用户将其作为娱乐新方式,从而有可能引发一系列失控风险。相比于欧盟、美国等侧重从隐私权保护的角度予以规制,我国法律认为,根据违法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不同,AI换脸视频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个人信息以及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滥用AI换脸实施诈骗、盗窃、制造淫秽物品等,则可能违反刑法。根据中国互联网实际,区分AI换脸视频的不同应用场景,分析其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为AI换脸技术的合理发展提供合规建议。

辽宁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法律规制研究

目的:研究辽宁产学研融合的法律规制情况,提升法律规制理念,优化法律规制方法,协力助推辽宁产学研深度融合。方法:以问题为导向,检视现行的辽宁产学研融合的法律规制问题。结果:辽宁产学研融合的法律规制尚不完善,具体表现在法规覆盖广度不够、法规更新速度相对滞后、地方特色凸显程度不足等。结论: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运用协同规制、激励规制、适度规制等举措,建立健全辽宁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法治体系。

个人独资企业纳税筹划的法律规制研究

在商事活动中,不恰当地利用个人独资企业组织形式进行偷税漏税的现象屡禁不止,这给税法实践带来了困难和挑战。就本质而言,个人独资企业纳税筹划可分为形式合规但不合法与形式、实质均合法合规两种,前者通常表现为新设个人独资企业适用核定征收方式、借助税收洼地设立个人独资企业避税、利用受控个人独资企业避税3种筹划形式;后者关注形式和经济业务实质,以确保在合法前提下税收优惠应享尽享。个人独资企业合规但不合法的纳税筹划造成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基于此,提出切实扩大个人独资企业一般反避税管理范围,完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将个人独资企业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范围合并征收的建议。

20世纪下半叶美国移动源污染法律规制体系的缘起、演进和确立

20世纪中期至90年代是美国移动源污染法律规制体系从缘起到确立的时期。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开始对移动源污染展开研究并通过立法进行规制,但是在经济和技术可行性理念主导下,治理成效有限。以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为背景,1970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转而以公众健康和安全为主旨,由此,移动源污染治理取得了进展。然而,在不久之后的能源危机背景下,放松机动车排放标准、注重经济考量又成为1977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的现实选择。80年代中后期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背景,1990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加强了对移动源污染的法律规制并注重综合考虑经济、技术及公众健康等因素,标志着美国移动源污染法律规制体系的最终确立。美国移动源污染法律规制体系的演化和确立有很多特点,带给我们不少启示。

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的限度及其调适

基于问题导向,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呈现为环境联系健康的立法观与系统性的风险规制法制。然而,事实因应导向的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过度干预权利、法律控制乏力与解释空间过大的风险,需要在既有理路框架下,由宪法从立法选择与法律实施层面对其进行结构性调适。在立法选择中,有必要重塑环境健康风险预防义务与基本权利并重的立法观,明确环境健康风险系统规制中事权协同的合宪性标准,搭建合理表达预防积极化与比例选择规制措施的规范结构;在法律实施中,需以基本权利作为解释标准,强化环境行政裁量与司法裁判的合宪性控制,避免给私主体增加不必要的损害或负担。

黄河入海口水污染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法律规制研究

黄河入海口水污染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法律规制既是推动流域和海域水污染一体化治理的法治选择,也是建设美丽港湾、实现黄河入海口生态文明的关键环节。当前,多元主体视角下黄河入海口水污染协同治理还存在市场主体参与法律规定落实缺位、公众参与法律规制与客观现实疏离、黄河流域管理机构法律关系与功能定位受限等问题。为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需求,亟须落实市场主体参与的法律法规路径、拓宽公众参与法律规制范畴、明确黄河流域管理机构法律地位,为黄河渤海交汇带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协同方略提供法治思路。

智能审讯系统应用的法律风险与规制路径

目前智能审讯系统的应用处于综合分析的发展阶段,囿于人工智能系统的内在特征,智能审讯系统在提高审讯效率的同时可能引发法律风险。基于大数据的集成利用,智能审讯系统的应用存在侵害审讯对象隐私权的风险;基于算法决策的内生偏见性、结果不确定性和过程不可解释性,智能审讯系统预测与决策结论的正当性、公正性存在评价困境;基于智能系统的第三方开发与技术支持特点,智能审讯系统中的审讯信息存在泄露风险。对智能审讯系统法律风险的规制应当在明确智能审讯系统辅助性定位的基础上,通过确立智能审讯系统应用的可选择性和介入审讯程度的比例性、系统数据源的获取与使用合法、禁止以应讯者个人隐私相威胁的审讯策略来规范智能审讯的权限与程序,通过事前技术标准体系、事中审计监督制度、事后权利救济追责机制完善智能审讯系统的行业标准与监管机制,确保审讯法治化与科学化“双轮驱动”的良性运行模式。

我国放生外来入侵物种行为法律规制之现状及完善

我国当前立法已开始重视构建放生外来入侵物种行为的规制制度,与防治外来物种入侵构成“对外+对内”的双重规制保障。然而放生外来入侵物种的法律规制路径在制度设计与解释适用中仍存在禁止放生外来物种范围不明确、惩处机制难以覆盖实际危害后果、公法责任规制选择适用标准模糊、行政主体责任缺失等问题。问题症结源于制度设计的立法分散与标准不一,需要通过加快出台分类分级的外来入侵物种名录、扩充法律规制的修复手段、引入风险评估系数、补充行政机关人员的行政责任等途径加以完善。

论水利科技的法律规制

从法律规制的角度看,水利科技研究目的可以概括为合法合理合规治水用水,维护国家水安全,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利科技研发机构具有研究课题自主选择权、依法提供技术服务、获得捐赠奖励、有偿转让水利科技成果、特别豁免权等主要法律权利,同时赋有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公共科技供给和应急科技支撑、开展水利科普活动、建立健全水利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保存管理科技档案、加强水利科技保密工作的法律义务。水利科技人员具备署名权、登记申请权、收益分配权、兼职权、特别豁免权等法律权利,应当履行弘扬科学家精神、恪守科研诚信原则、遵守学术规范、履行竞业禁止的义务。水利科技违法行为将会导致行政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