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给予“三农文学”的启示

文章阐述了赵树理文学创作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启示。

从中国文学史的背景看赵树理的“三农”文学

自《诗经》始,中国文学素有"兴农"、"乐农"、"悯农"的传统,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描写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文学在表现农民苦难、农村凋敝、乡村批判、农民的觉醒与反抗、农民进城等五个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背景下,赵树理创作的个性特征可以得到清晰的体认:始终立足于黄土地,与农村、农民保持着血脉相连的关系;致力于表现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表现农业生产方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这一过程中农民的命运与心态的变化;反映出带有晋东南特征的农村社会伦理状况,表明了国民性批判线索的历史性超越;执著地追求乡野风格,其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趣味。赵树理是现代文学史上从精神内涵到文体形式、审美风格整体上最能代表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对于当今文学创作仍有启迪意义。

转型期“三农”报告文学的新标识——《革命百里洲》的题材开掘和形式拓展

转型期报告文学创作更加注重题材的深度挖掘和形式的创新拓展,突出表征之一便是对于"三农"题材的重点开掘与认真打理。其中,具有代表性并形成社会轰动效应的作品当数《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革命百里洲》等。这些作品的面世,不仅对当代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明显有助于社会公正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并且从整体上优化了转型时期我国报告文学的创作格局。以湖北农业、农村、农民为表现对象的《革命百里洲》,无论在题材开掘还是形式拓展方面都堪称此期"三农"

如何才能激活赵树理——赵树理诞辰100周年纪念

想要激活赵树理,使其成为当前“三农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需要摆脱政治与文学、民间文学传统与五四新文学传统、赵树理艺术手法与现代性对立的研究思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赵树理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

确定性的显隐——乡村叙述的嬗变与“三农”的再认识

当代中国的乡村叙述与政治、经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规划中,农民、农村、农业结合为"三位一体"的集体性存在,对于其的叙述有着确定性的目的论与宣传鼓动色彩。伴随着工业发展和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的建立,身份差异、机会平等与福利制度等方面的多重张力关系,影响到"三农"的文学形象与表述形态。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叙述显示了由市场经济与实用理性所产生的"流动的现代性"而导致的美学不确定性。新世纪的城镇书写、基层乡村微观权力刻画、城市底层文学及非虚构写作呈现出变化了的现实中的多元样貌。乡村振兴不仅体现于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更体现于文化、精神与价值层面。重新于不确定性语境中追寻新的确定性,是文学叙述以理想的应然世界超克现状的实然世界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