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吏”“三别”与《伊利亚特》的文化差异

战争题材在中西方的诗歌创作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诗圣杜甫的“三吏”“三别”与西方《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便是中西方古典战争诗歌的杰出代表。“三吏”“三别”与《伊利亚特》,鲜明地表征着中西方诗人对战争诗描绘的文化差异问题,从诗歌题材对战况描写的省略反衬对战争宏大场面的渲染、从战争风格的悲慨与崇高到文化情感的爱国情怀与英雄主义等方面,展现了中西战争诗的不同文化风貌,显现出中西方民族对战争的认知与态度:西方古希腊时期的个人英雄主义及尚武传统,中华民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意识及厌战传统。

论杜甫忧国忧民思想的矛盾性——以“三吏”“三别”为研究中心

“三吏”“三别”是杜甫于安史之乱中所描写的关于战争与百姓之间关系的最能见情见性的代表性作品。这六首诗歌中蕴含着杜甫忧国忧民思想的矛盾性,作者一方面对百姓的悲惨遭遇给予极大的同情,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怀着悲痛的心情鼓励人民为国征战。儒家忠君爱民的思想以及社会现实造成了杜甫这种思想的矛盾性,但也正是这种矛盾使杜甫的忧国忧民思想更加深刻。

从许渊冲的“三美论”视角看“三吏”英译

俗称"三吏"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是"诗圣"杜甫的经典之作,对其英文译介却为数不多。作为翻译大家,许渊冲以精湛的翻译技巧在"三吏"诗歌翻译中再现了"三美论"之意美、音美、形美的美学特征,堪称诗歌英译的典范。从"三美论"视角品鉴许渊冲对"三吏"的英译,既可以感受诗歌英译的创造性美感,也可以得到英汉文化差异带来的艺术享受。

基于语料库的路易·艾黎和许渊冲“三吏”“三别”英译风格对比探究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创作了大量的"即事名篇"。"三吏"、"三别"即是其中有名的一组现实主义诗歌。本文选取《中国文学》中路易·艾黎(Rewi Alley)的译本和许渊冲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用语料库方法从词汇和句子两个层面考察译文,研究发现艾黎译本所传递的原文信息更加丰富,翻译风格倾向于散文式的改写;许渊冲译文则更加注重形式上的统一,保留了原文的诗歌题材形式,讲求押韵。论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造成译文风格差异的原因:译者的不同翻译目的、译者的不同翻译理念和译者的不同文化身份。

论杜甫“三吏”“三别”的诗体属性——兼及唐代新乐府的有关问题

大约自清中叶始,一些诗话类著作的作者便有意识地认定杜甫的“三吏”“三别”为新乐府。受其影响,现当代的一些杜诗论著与文学史教科书,亦将这组诗作如是观。着眼于唐宋人对新乐府的认识,可知作为“唐世新歌”的新乐府,除应具有“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凡所歌行”等特点外,还可配乐传唱。而“三吏”“三别”既非“凡所歌行”之属,更难以“播于乐章歌曲”,因此,其并非为新乐府,而是一组以“写时事”著称的五言古诗。

试论杜甫名篇“三吏”“三别”及其相关评说

杜甫名篇“三吏”“三别”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深刻揭露了蛮横无理的兵役给广大群众造成的深重灾难,以及对群众抗击叛军积极性的挫伤。有的论者或肯定它们赞扬了人民群众支持政府平叛的奉献精神,或责备它们掩盖了人民群众和唐王朝之间的矛盾,这些都属误读。“三吏”“三别”不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实录,而是诗人在切身感受基础上的艺术创造,是“内容的诗化”和“表达的诗化”的结晶,因而不仅真切感人,而且富有诗的魅力。有的论者认为它们是缺乏形象思维的纪实性散文化作品,也属误读。

朝鲜诗人丁若镛“三吏”与杜甫“三吏”之比较研究

朝鲜诗人丁若镛的"三吏"(《龙山吏》、《波池吏》、《海南吏》)是受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启发、影响而作。两组"三吏"在诗歌题材、体裁、韵脚、表达方式和情感基调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中朝两位诗人所生活的时代和各自文学素养的不同,使得他们的诗歌创作各有特色,瑕瑜互见。总的来说,尽管在整体艺术成就上丁诗稍逊于杜诗,但他的"三吏"还算是一组比较成功的仿杜诗作,这是诗人自觉学习汉文学并有所创新的结果,堪称是中朝诗歌交流史上的一个典范。

再论“三吏”“三别”的诗体属性

新题乐府源自杜甫,经元稹、白居易发展至顶峰。新乐府在诗题上以首句两、三个字命题或使用歌辞性题目,内容以叙写时事、传达个人志向为主,既可以配乐演唱,也可以徒诗。杜甫的"三吏""三别",即事名篇,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再现了战乱中的社会景象和人民悲惨的生活,是新题乐府的代表。

从“三吏”“三别”看儒家思想在杜诗中的渗透

杜甫的作品含有浓厚的儒家思想，本文将从“三吏”“三别”入手，探讨儒家思想在其作品中的渗透。

从“三吏”“、三别”看杜甫的爱国情怀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总是关注民间的疾苦，同时也充满着无限的爱国情怀，对现实生活进行最为真实的呈现。通过那些那沉郁顿挫的语言，蕴含的是其现实、真实、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在诗歌的海洋中荡漾这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条大船，达到了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顶峰。在其现实主义代表作“三吏”、“三别”中，其深沉忧民意识以及爱国情怀更能打动我们，其作品值得炎黄子孙进行虔诚的品读。本文主要探讨杜甫爱国情怀的形成以及其爱国情怀的具体内涵，在此基础上品析其“三吏”、“三别”中所蕴含的悠悠爱国情怀。

读杜偶记——“三吏”“三别”的叙事

“三更”“三别”是杜甫精心结撰的大型组诗,也是他的叙事名篇。它们都用第一人称写成,但叙事的方式是不同的。“‘三吏’夹带问答叙事,‘三别’纯托送者、行者之词”(浦起龙《读杜心解》)。由于叙事方式的差异,使这两组辉映千秋、彪炳万代的作品,各具特色,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

基于语料库的“三吏”“三别”英译本文体风格研究

在建立"三吏""三别"汉英两个译本平行语料库的基础上,运用语料库方法,从微观层面出发,对许渊冲和宇文所安的英译本进行了词汇和句法两个维度的对比分析。词汇层面包括:标准化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词长分布、形容词分布比、文化负载词、音律特征。句法层面包括:诗行的比较和句法复杂度。结果表明,两个译本翻译风格存在较大差异。宇译本的形式更加自由,突出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但是没有复现唐诗的音韵之美;许译本则着墨于复现唐诗的形式工整和"句句欲飞鸣"之特色。

“三吏”、“三别”的继承和创新

“三吏”、“三别”的继承和创新经美英杜甫在其诗歌创作中，相当注重学习前辈的创作经验，“不薄今人爱古人”，既要继承．又要创新．“转益多师是汝师”是以“别裁伪体素风雅”为前提的。在诗歌创作中，杜甫始终把握方向，掌握原则．力求推陈出新．所以艺术造诣日趋完美...

论吴梅村“三行”诗对杜诗“三吏三别”的接受

吴梅村的“歌行”诗最为时人称道,其中《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对杜甫的“三吏三别”多有接受。《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以重大现实事件为题材,以今昔对比、官民对比为主线,语言通俗平实,诗史思维贯穿其中。梅村“三行”诗在接受杜诗“三吏三别”叙事手法和史诗传统的基础上多方融合与创新,造就了吴梅村歌行体叙事诗的新境界,享誉清代诗坛的“梅村体”与梅村对杜甫“史诗”传统的继承和接受关系密切。

“沉郁顿挫”爱国情——《三吏》主题别议

"三吏"组诗与"三别"组诗同为一体,"三吏"立足于官与吏的层面突出爱国主题,而不是"揭露"、"批判"的初衷。诗人杜甫运斤成风,巧妙地将叙事性、故事性和历史的真实性融于诗史之中。诗圣少陵"奉儒守官",故其诗歌创作不离"忧国"、"思君"之宗,诗歌内容总能"推见至隐",以小见大,通过小人物的言行表现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主题,"三吏"组诗就是作者人生理想和创作理念的完美结合的集中体现。

“三吏”、“三别”的两难情感结构和艺术表现

"三吏"、"三别"表现了杜甫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安史之乱"的背景下,杜甫表现出深广的忧国悯民情感。"忠君"与"爱民"的矛盾、个体生存与民族命运的抉择、理智与情感的纠结,是杜甫隐藏在"三吏"、"三别"中的两难情感特质。本文试从杜甫两难的郁结情感和两难的情感结构来重新审视"三吏"、"三别"中蕴含的矛盾复杂的情感张力与独特的艺术魅力。

论“三吏”“三别”的意旨与艺术特色

"三吏""三别"是杜甫叙事诗的代表作。759年,杜甫由洛阳回华州任所,目睹了唐军被安庆绪叛军打败后,战争对人民的巨大影响。本文拟在分析"三吏""三别"写作背景的基础上,从语言特色、叙事视角和环境描写等角度分析该组诗的写作手法与艺术特色,同时对"三吏""三别"所表达的丰富意旨进行深入挖掘。

《石壕吏》辨析

写于肃宗乾元二年(759)三月的著名组诗“三吏”、“三别”,是作为“诗史”的杜诗的重要篇章。其中的《石壕吏》,对于了解安史之乱期间的唐代社会、时政和民瘼,更是不可多得的优秀篇什。是故,历来的杜诗研究者对此无不给以格外的注意,且有许多深刻、精辟的分析。然而,在某些著述中,对本诗的人物、主题和诗人思想倾向的论说。

《新安吏》浅析

“三吏”“三别”是杜甫为反映安史之乱而精心结撰的组诗,是他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光辉典范,也是其沉郁风格的突出代表。这里选析的《新安吏》,就是这组史诗中震颤着时代悲音的第一乐章。全诗如下: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

杜诗“沉郁顿挫”风格探微

杜诗“沉郁顿挫”风格探微陈煜斓杜甫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杜甫同时代的任华在一篇寄给杜甫的诗中记载了有关杜诗艺术风格独特性的一件小事：“杜拾遗，知不知？昨夜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奇异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又玄集》卷上）。任华是杜甫的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