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背景下婴幼儿家庭养育压力的影响因素探究

为了解“三孩”政策背景下0~6岁婴幼儿家庭养育压力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采用基本信息问卷、简式养育压力量表(PSI-SF)对我国东、中、西部六省3982个婴幼儿家庭所面临的养育压力展开调查,并从个体家庭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区域因素三个方面分析0~6岁婴幼儿家庭养育压力产生的原因。结果显示,在0~6岁婴幼儿家庭中,近五成家庭养育压力超出正常范围,且从养育压力的各个维度来看,育儿愁苦得分高于困难儿童得分高于亲子互动失调得分;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城乡地区对0~6岁婴幼儿家庭的养育压力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建议关注父亲的养育压力,政府社区家庭合作共育;明确家庭压力来源,缓解家庭养育压力;加大政府投入,降低家庭养育成本;完善社会服务支持,提高家庭养育知识与技能。

“三孩”政策背景下我国乡村生育政策的创新与完善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受长期计划生育政策惯性、生育观念转变和大范围人口流动的影响,我国乡村人口呈现出总量快速下降、人口结构恶化、总和生育率下降、新生儿性别比失调等问题。2021年“三孩”政策推出,提出应对我国生育政策进行综合性设计,以顺应我国乡村人口发展的需求。我国现有生育支持政策对于化解乡村生育问题还存在较多不足,需要秉持科学化和统筹城乡理念,抛弃历史包袱和政策惯性,遵循推进政策普惠化和系统化的思路进行政策调整,并不断完善政策执行体系。

2024—2035年学前教育学龄人口及其对资源需求的预测——基于“三孩”政策的研究

在“三孩”政策全面实施背景下,本文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使用CPPS2020软件分高、低两种总和生育率方案预测2024—2035年学前教育出生人口、学龄人口和在园幼儿数,进而测算各年份幼儿园机构、专任教师和财政投入需求。结果发现:2035年我国出生人口在高、低方案下较2024年提升99万人、减少6万人;学龄人口和在园幼儿总量整体减少,向城市集聚,到2035年在园幼儿规模为2498—2752万人,其中71%—72%就读于城镇幼儿园。从教育资源现有供给水平来看,城乡学前机构与城镇专任教师可以满足未来需求,乡村专任教师和教育经费存在大量短缺。基于此,需统筹城乡幼儿园的配置;促进城乡教师资源流动;建立各级财政分项目按比例承担学前教育经费的分担机制,加大学前的教育财政投入;财政投入更多用于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逆反哺”与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研究——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隐匿于这一特征下的新生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老化矛盾和弊端日益显现。在人口出生率走低与人口老龄化并存的严峻形势下,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是扩大新生人口规模和化解人口结构老化矛盾的关键。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抚育-赡养”模式逐渐被打破,更多以“逆反哺”形式呈现。基于“三孩”政策研究父母“逆反哺”对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发现:与经济支持形式的“逆反哺”相比,帮助子代料理家务或看孩子形式的“逆反哺”易于提高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等也会影响主观生育意愿。因此,需要从家庭、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采取具体措施,以应对婴幼儿照料难题并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

“三孩”政策背景下社区支持与家庭育儿压力的关系探究

为探究社区支持对家庭育儿压力的影响,以502名幼儿家长作为调查对象,采用社区支持量表与家庭育儿压力量表调查社区支持水平和家庭育儿压力水平,以探析社区支持与家庭育儿压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育儿压力呈中等水平,且在育儿数量、父母学历上存在显著差异;社区支持缺位,且在育儿数量、父亲学历上存在显著差异;社区支持与家庭育儿压力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说明社区支持水平越高,家庭育儿压力越低。社区支持中的精神支持维度可以负向预测家长育儿压力。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转变家庭养育观念,充分认识社区支持家庭育儿的重要性;兼顾社区支持育儿的针对性和全面性;构建长效的社区支持育儿管理体制。

“三孩”政策背景下乡村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构建路径探索

为了探索“三孩”政策下乡村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路径,基于已有文献对乡村托育服务体系构建的意义展开讨论,并对当前存在的师资水平不高、托育服务数量存在供需矛盾、支持与保障政策缺失及监管机制不完善等现实问题展开剖析。通过深入分析其原因,进而提出要从优化托育师资水平、提升托育质量,创新托育形式、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完善保障政策、创设良好发展环境,健全监管机制、落实监管责任等四个方面展开思考,以提高乡村婴幼儿照料水平,促进婴幼儿早期发展,实现“幼有所育”“幼有优育”,在缓解乡村父母生育与教养压力的同时推动落实“三孩”政策,助推我国人口增长。

基于Leslie模型调查“三孩”政策实施的积极影响和多重障碍

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这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了重大挑战。我国由于独生子女政策长期实施,使得人口结构失衡,年轻劳动力逐渐减少,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因此,本文基于Leslie模型对“三孩”政策实施后的可能影响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以期望为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为中国的人口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三孩”政策下2021—2050年我国城乡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研究

使用Leslie矩阵建立人口预测模型,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生育意愿抽样调查,预测“三孩”政策下2021—2050年我国城乡常住学前教育适龄人口和在园幼儿规模以及园所、师资和经费供给规模。预测结果表明,到2035年,提高资源配置标准后,较2020年,需新建园所4.07万所,补充专任教师107.55万人、保育员90.92万人,新增学前教育经费总支出3652.11亿元。建议动态监测学龄人口变动情况,提前规划和科学布局学前教育资源;考虑城镇化进程、乡村振兴战略、新冠疫情影响,结合“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和地方实际,及时修订和调整城乡居住社区人口配套学位;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园治理“回头看”;在办园难度大的偏远农村,由政府兜底举办公办园;探索事业编制统筹调剂制度,缓解学前编制短缺压力;实施编内编外同工同酬,增加教师从业年限补贴;加大省市级统筹力度,提高学前教育财政投入责任主体层级。

不同生育“三孩”意愿的育龄妇女原生家庭特征比较

目的了解“三孩”政策实施后银川市育龄妇女的“三孩”生育意愿,探究原生家庭对其潜在影响。方法通过便利抽样,于2022年6月至10月选取银川市部分社区未生育“三孩”的已婚育龄妇女作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家庭关怀指数量表、原生家庭支持与干涉量表,对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共604名育龄妇女完成有效调查,其中意愿生育“三孩”的育龄妇女66名(11%)。育龄妇女原生家庭的家庭关怀度指数为(6.47±2.98)分,原生家庭支持度得分为(33.60±12.75)分,育龄妇女原生家庭干涉度得分为(30.18±13.07)分。不同意愿的育龄妇女的原生家庭关怀度指数、家庭支持和干涉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非常愿意者的原生家庭关怀指数及家庭支持评分最高、家庭干涉最低。结论“三孩”政策下银川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较低,育龄妇女原生家庭会对其产生影响,改善育龄妇女家庭功能、增强家庭支持,以便更好推进和实施“三孩”政策。

湘西州少数民族地区育龄妇女“三孩”生育意愿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通过问卷调查湘西州少数民族地区“三孩”生育意愿并分析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制订相关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选取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在湘西州各医疗机构进行孕前咨询或产检的543名育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对“三孩”生育意愿进行问卷调查并分析。结果543份问卷中少数民族“三孩”生育意愿人数占23.87%,汉族“三孩”生育意愿人数占23.39%。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汉族组与少数民族组在学历、居住地、周围妇女“三孩”意愿、生育子女数量、婚姻史、人工流产史中“三孩”的生育意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村户口(β=0.678,OR=1.971,95%CI=1.034~3.754)、高中或者中专学历(β=0.903,OR=2.466,95%CI=1.094~5.560)、再婚(β=1.250,OR=3.490,95%CI=1.625~7.498)、生育子女数量(β=0.977,OR=2.656,95%CI=1.758~4.015)是少数民族组“三孩”生育意愿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周围妇女比较少见“三孩”意愿(β=-0.965,OR=0.381,95%CI=0.150~0.968)、职员(β=-0.911,OR=0.402,95%CI=0.168~0.963)是少数民族组“三孩”生育意愿的保护因素(P<0.05)。农村户口(β=1.651,OR=5.213,95%CI=1.592~17.070)、生育子女数量(β=1.270,OR=3.560,95%CI=1.670~7.588)是汉族组“三孩”生育意愿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母胎不良疾病史与年龄、民族、生育子女数量、居住地、人工流产史、学历、职业及月收入无相关性(P>0.05);有剖宫产史的妇女既往发生母胎不良疾病概率高于无剖宫产史妇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湘西州“三孩”生育意愿普遍不高,居住地、生育子女数量是影响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的因素,少数民族育龄妇女还受学历、职业、婚姻史、周围妇女“三孩”意愿的影响。为减少母胎不良疾病发生,提高产检质量,建议有剖宫产史妇女在备孕及孕育“三孩”时加强孕前及孕期保健意识,以保障母儿安全,有利于国家“三孩”政策顺利推行。

“全面二孩”政策实践对“三孩”政策的启示

本研究通过分析“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践效果,探索实现“三孩”政策目标的经验和路径。通过建立两分类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CGSS2015年和2017年数据分析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影响不大,但会影响子女性别偏好;该政策实施后,育龄群体生育女孩意愿明显提高。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提高城市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除了人口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配套性措施,降低育龄群体生育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从托管、就业、医疗、住房以及养老等多个领域综合施策。

“三孩”政策下多子女家庭亲子关系与家庭教育研究

“三孩”政策的实施使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在多子女家庭中,养育资源分配呈现出支持资源与期待资源的稀释效应,父母对男童抱有更高的期待;教育向度呈现出温情互动与控制互动的出生次序差异,年幼儿童与父母的互动更佳;亲子关系呈现出“母亲相对优势”与“年幼相对优势”、年长儿童情感向祖辈家长偏移的特点。为构建和谐亲子关系,政府应制定多子女家庭支持政策,推进家庭教育地方立法进程,加强媒体宣传,营造良好的家庭建设社会氛围,打造“家庭-阵地-社区-学校”交叉式综合服务体系。

“三孩”政策下二孩母亲生育意愿及需求的质性研究

目的 深入探讨二孩母亲生育三孩的意愿及需求,为国家制定支持二孩母亲生育三孩的措施、满足其需求的策略提供参考。方法 运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方法,对16名二孩母亲进行深度访谈,并运用Colaizzi现象学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16名二孩母亲决定生育三孩的积极因素包括伴侣及家人的期望、政府政策支持、想生育男孩、家庭经济情况好等,消极因素为教育成本高/经济压力大、担心影响自身事业发展、家人不支持、身体条件不允许、害怕分娩疼痛、照顾孩子有负担等。二孩母亲决定生育三孩的需求为教育配套支持、加大生育补助支持力度、工作单位的支持、家人的支持、产科医生/助产士专业知识的支持。结论 应根据二孩母亲决定生育三孩的影响因素及需求,构建家庭—工作单位—医疗卫生机构—国家一体化的生育配套支持系统,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的负担,鼓励二孩母亲生育三孩,提高三孩生育率,从而提高人口出生率,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危机。

“三孩”家庭开展家庭教育的优势、困境与因应策略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优化人口结构、保持人力资源禀赋,我国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即“三孩”政策。“三孩”政策的推行,符合当前我国发展实际,具有历史必然性。“三孩”家庭开展家庭教育拥有诸多优势,如有利于提高家庭人力资本存量、改善子女成长综合体验、提升父母晚年生活幸福感等。但与此同时,推进“三孩”家庭的家庭教育工作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如多数家庭缺乏高质量的外部支持、婚育年龄延迟掣肘养育、分配不均的家庭资源亟待权衡、更为复杂的同胞结构带来新的挑战等。故推动“三孩”家庭开展好家庭教育,需营造积极建设“三孩”家庭的社会氛围,为其提供更多外力支持,通过科学配置实现家庭资源效益最大化,以良好同胞关系促进子女共同发展。

“三孩”政策议程逻辑及实施路径展望——基于多源流理论及其修正的视角

基于多源流理论及其修正的视角,对“三孩”政策议程进行分析,发现其中问题源流的踪迹是“二孩”政策效应减弱,人口结构历史性变化,人口趋势预测凸显风险等;政策源流则包括人大代表的议案和政策专家的政策建议等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政治源流中政府的执政理念、人民的情绪和意向等酝酿了政策出台的环境。政策之窗的打开和三条源流的汇聚,成为“三孩”政策出台背后的动因。“三孩”政策的三条源流之间并非相互独立,关键事件第七次人口普查是推动政策出台的主要力量。为助力“三孩”政策顺利实施,政府应全面完善相关配套设施,社会应营造积极的政策实施环境,媒体要传播政策利好价值观,家庭要主动建设友爱和睦之家。

“三孩”政策背景下我国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研究--欧洲国家优质早期儿童托育服务经验启示

“三孩”政策背景下,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成为重要的配套支持措施。欧洲国家早期儿童托育服务在福利制度、立法与政策法规;多元化托育服务方式、关注弱势群体;重视服务从业和课程规范、提升托育服务质量方面给我们诸多启示。本研究建议:构建符合我国经济水平、覆盖全体国民的生育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托育相关法律法规,促进托育行业规范化发展;建立多元参与的托育服务供给体系,关照弱势群体;完善和细化托育服务规范,研究质量标准,提升普惠托育服务质量。

“三孩”政策背景下单身女性生育权保护法律制度的构建

当前老龄化、少子化社会背景下,适龄青年生育意愿下降,可以通过对单身女性生育权的保护保障单身女性生育子女的权利,促进社会发展。因当前社会存在广阔需求,对单身女性生育权的界定和厘清非常紧要,并且单身女性生育权实施可以依法治理乱象。当前时代已经发展成为对此有较高需求的环境,我国的法律体系和道德观念可以接纳对单身女性生育权的制度的保障。通过立法、监管的方式构建起对单身女性生育权的保护有利于社会发展。

“三孩”政策下广西大学生生育意愿调查研究

为了解“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广西大学生生育意愿现状、三孩生育可能性并分析人口学变量对其产生的影响,采用问卷法对152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人口学信息和生育意愿情况,发现大学生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89±0.52个、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为1.48±0.88个,打算生育三孩的比例仅为5.5%,18%的大学生选择不生。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生的计划生育数更多(P=0.003)、生育三孩可能性更大(P=0.000);结婚时间越早、对孩子喜欢程度越高,计划生育数就越多(P=0.003,P=0.000),三孩生育的可能性也更大(P=0.000,P=0.000);农村大学生更有可能生育一孩和二孩(P=0.003),但在三孩上差异不显著。因此,“三孩”政策下,广西大学生生育意愿低下,三孩生育可能性较小。在新时期,迫切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提高人口生育意愿。

“三孩”政策视域下女性权益保障的困境与纾解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一政策是继“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在人口政策方面又一重大调整。在“三孩”政策变化形势下,女性权益保护领域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文章通过对当前高度复杂的“三孩”生育环境进行梳理,以保护女性权益为目的,分析“三孩”政策下女性权益保障所面临的实践困境,并从政府层面、社会层面、家庭层面三方面提出完善女性权益保障的建议和措施。

“三孩”政策下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研究

人,乃国之根本。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整体规划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兴衰荣辱。但是近年来,我国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研究发现,我国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且大部分被调查者并不关心也不了解国家“三孩”政策。对此,应积极探索“三孩”政策下影响我国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提升我国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从而提升我国人口环境,增强我国劳动力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