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反哺”与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研究——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隐匿于这一特征下的新生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老化矛盾和弊端日益显现。在人口出生率走低与人口老龄化并存的严峻形势下,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是扩大新生人口规模和化解人口结构老化矛盾的关键。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抚育-赡养”模式逐渐被打破,更多以“逆反哺”形式呈现。基于“三孩”政策研究父母“逆反哺”对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发现:与经济支持形式的“逆反哺”相比,帮助子代料理家务或看孩子形式的“逆反哺”易于提高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等也会影响主观生育意愿。因此,需要从家庭、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采取具体措施,以应对婴幼儿照料难题并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

湘西州少数民族地区育龄妇女“三孩”生育意愿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通过问卷调查湘西州少数民族地区“三孩”生育意愿并分析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制订相关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选取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在湘西州各医疗机构进行孕前咨询或产检的543名育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对“三孩”生育意愿进行问卷调查并分析。结果543份问卷中少数民族“三孩”生育意愿人数占23.87%,汉族“三孩”生育意愿人数占23.39%。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汉族组与少数民族组在学历、居住地、周围妇女“三孩”意愿、生育子女数量、婚姻史、人工流产史中“三孩”的生育意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村户口(β=0.678,OR=1.971,95%CI=1.034~3.754)、高中或者中专学历(β=0.903,OR=2.466,95%CI=1.094~5.560)、再婚(β=1.250,OR=3.490,95%CI=1.625~7.498)、生育子女数量(β=0.977,OR=2.656,95%CI=1.758~4.015)是少数民族组“三孩”生育意愿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周围妇女比较少见“三孩”意愿(β=-0.965,OR=0.381,95%CI=0.150~0.968)、职员(β=-0.911,OR=0.402,95%CI=0.168~0.963)是少数民族组“三孩”生育意愿的保护因素(P<0.05)。农村户口(β=1.651,OR=5.213,95%CI=1.592~17.070)、生育子女数量(β=1.270,OR=3.560,95%CI=1.670~7.588)是汉族组“三孩”生育意愿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母胎不良疾病史与年龄、民族、生育子女数量、居住地、人工流产史、学历、职业及月收入无相关性(P>0.05);有剖宫产史的妇女既往发生母胎不良疾病概率高于无剖宫产史妇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湘西州“三孩”生育意愿普遍不高,居住地、生育子女数量是影响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的因素,少数民族育龄妇女还受学历、职业、婚姻史、周围妇女“三孩”意愿的影响。为减少母胎不良疾病发生,提高产检质量,建议有剖宫产史妇女在备孕及孕育“三孩”时加强孕前及孕期保健意识,以保障母儿安全,有利于国家“三孩”政策顺利推行。

武汉地区已生育二孩家庭育龄女性三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调查武汉地区已生育“二孩”家庭的育龄女性“三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提供理论参考。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抽取武汉地区已生育“二孩”家庭的育龄女性为研究对象,利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三孩”生育意愿的横断面调查,收集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生育现状以及“三孩”生育意愿等,并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育龄女性生育“三孩”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共1756名已生育“二孩”家庭的育龄女性中有382名具有“三孩”生育意愿。愿意生育的主要原因为希望儿女双全(29.32%)、单纯喜欢孩子(20.42%)以及认为多子多福(17.02%)。而不愿意生育“三孩”主要考虑经济压力因素(43.01%)、精力因素(16.89%)、身体条件因素(13.39%)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OR=2.552)、农村户籍(OR=1.689)、再婚(OR=1.996)、待业(OR=1.619)、家庭人均月收入(OR=4.797)、现有子女为2女孩(OR=2.130)和周围妇女“三孩”意愿(OR=3.811)是影响“二孩”家庭育龄妇女“三孩”生育意愿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武汉地区已生育“二孩”家庭的育龄妇女生育“三孩”的意愿较低,影响生育意愿相关因素众多,家庭、政府、社会应该共同协作,正确引导育龄女性协调好生育与工作关系,为其提供可行的保障措施,以确保国家“三孩”政策顺利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