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置背景下乡村社会结构变化及其治理主体结构重塑

在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价值内涵和制度构建的背景下,乡村社会结构的动态演变,为乡村治理主体结构重塑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实质是论述农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管理互动发展的具体实践模式,农地“三权”分置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也在其政策贯彻推进的过程中,使一些农民家庭彻底离开了乡村,并通过外部引入和内部孕育塑造了更多新的主体,补齐农业农村的发展短板。因此,重塑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主体结构,不仅需要利用好乡村治理资源优势,总结和提升乡村治理经验,更需要通过政策创新建立有效的承包地退出机制,赋予相关主体治理资格和治理权限,打造各类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兼论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

现行宅基地发放政策,在许多地方并没有严格执行,带来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宅基地免费发放已很难做到,在分配和利用上难以体现公平与效率,其使用价值和价值也都难以发挥。“三权”分置没有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含义也不明确。允许流转不一定能解决宅基地低效利用问题。各地应从实际出发,不盲从于理论,也不盲目照搬先行试点区做法,而应在中央精神指导下进行宅基地政策的自主创新。可以从宅基地增量的供给机制、存量的管理和整治机制入手,探索改革措施。

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特征与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依循服务国家城乡关系的国家意志、路径依赖、渐进式、诱致与强制变迁结合等发展演进规律,存在典型制度价值复合化特征。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在多重制度逻辑框架下,以“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为制度逻辑兼容策略,以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拓展制度逻辑兼容空间,以“地权细分”搭载制度逻辑兼容载体,以“走廊调控”化解制度逻辑兼容矛盾,实现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实践。

海南省宅基地“三权”分置试点方案之比较研究

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正在推进,海南结合本省情况对宅基地“三权”分置开展试点探索。三亚市试点探索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宅基地退出、收回和整治基础上,为第三方设立宅基地经营权的“两权”分置模式,且允许设立物权性质宅基地经营权,该探索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与突破性。文昌市试点既探索了农户基于宅基地使用权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于农户暂时退出的宅基地,将债权性质宅基地利用权流转给第三方的“三权”分置模式,也探索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户永久退出宅基地的基础上将债权性质宅基地利用权流转给第三方的“两权”分置模式,该探索更具有全面性。三亚市与文昌市的试点方案均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研发与转化技术经济“三权”模式实施路径研究

新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各类中小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于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更为关注,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了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研发载体,这是现阶段各行业领域应对激烈市场竞争较好的解决方式。当前时代背景下,在发展的过程中怎样突破科技成果转化的束缚,高质量的展开科技成果转化,是摆在相关行业领域的难题。实际工作进行过程中,通过构建研发与转化技术经济“三权”模式,借助技术经纪,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较好地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融合,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实现,是相关行业领域的研究和努力方向。基于此,本文对研发与转化技术经济“三权”模式实施路径进行了分析和探究,旨在通过探究能够为相关工作的展开起到一定参考作用。

民办高校意识形态“三权”构建路径研究

意识形态问题古老而又常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贯穿始终,而坚实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以下称“三权”),无疑是意识形态安全至关重要的保障。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与日俱增,民办高校尤其突出,是思想激荡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和争夺中国青年的重地。在多元意识形态思潮冲击下,民办高校思政教育教学实效性、功能性的构筑,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三权”体系建设尤其重要,成为一个急需着重研究的紧迫课题。文章选择沈阳市民办高校位研究对象,以高校学生为最小分析单位,梳理高校管理与思政教学过程中意识形态“三权”构建的现实表征、存在问题,从而提出强化路径。探究有效策略,为民办高校在全球化的趋势与“西化”思想的抬头、网络化与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流失、“后现代”与“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扩张、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等新时代意识形态背景中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创新思政教育手段,提升思政教育实效性。

乡村振兴视域下宅基地“三权”分置方案的探索与完善

文章探讨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宅基地实行“三权”分置的理论与实践方案,分析了其改革路径、示范试点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建议。宅基地“三权”分置方案在理论层面可设置为“集体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债权性质第三权”;也可设置为“集体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物权性质第三权”;还可采取广义“三权”分置下的“退出-出让”模式。宅基地“三权”分置方案可以采取债权性质利用与物权性质利用相结合方式,配合收益分配配套措施进行实践。

“三权”分置下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农村的内外部环境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为了满足农业经济的发展需求,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在该背景下,土地经营权人可通过抵押土地经营权来获得融资,以满足资金需求。但目前,我国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中还存在抵押主体界限模糊、抵押登记制度不完善及土地价值评估体系不完善的问题。为进一步优化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流程,各地要明晰土地经营权抵押主体范围,对土地经营权采用登记生效主义,并健全土地价值评估体系。

“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路径研究:基于河南省邓州市的实践

2014年,我国提出土地“三权”分置,并于2018年正式进入法制化轨道,其本质是适度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给农户更多的选择机会,赋能农业经济发展,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显得尤为重要,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出现了多种问题。基于河南省邓州市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如思想不到位、流转合同不系统、流转后保障机制不足,结合相关实践针对性地提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完善路径。

农地“三权”分置下耕地生态补偿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完善耕地生态补偿,是推进耕地生态治理能力建设的需要。本文围绕“三权”分置下耕地权利结构变化和生产经营方式转型两大新情势,阐释耕地生态补偿制度改进的理论逻辑,提出实现路径。“三权”分置下耕地经营权人按照合同利用耕地,不承担与耕地所有权人或承包权人同等的固有法定生态保护责任,具备以耕地生态系统服务贡献为依据进行生态补偿的关键前提;耕地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和专业化,能够减少交易成本,是建立市场化、多元化耕地生态补偿的保障。通过耕地生态补偿资金的二次分配,改善耕地质量,增加社会公共福祉,能够增强“三权”分置和生态补偿物质基础及群众基础。今后,应构建按照耕地所有权人、承包权人和经营权人生态系统服务贡献分类分级,政府转移支付、市场交易与生态产品认证等多元化方式相结合,所有权人生态补偿二次分配以公共服务支出占主导的生态补偿体系,促进“三权”分置与耕地生态补偿长远发展。

农村“三权”资产抵押贷款的风险生成、衡量及其防范建议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对解决"三农"问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农村金融的复杂性、特殊性和短缺性,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严重失调。本研究在对农村"三权"资产抵押贷款的基本特征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其融资风险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建立科学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是激励涉农金融机构参与农村"三权"资产抵押贷款的内在动力;同时,在此基础上从明确法律有效性、保障借款人权益、做好基础工作、改善发展环境、建立配套政策、健全服务体系和建立风险分担机制等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我国农村“三权”抵押融资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采用档案分析法和调查法,论述了农村"三权"抵押与农户融资的关系,对农村"三权"抵押融资的行为选择进行了分析,表明农户融资需求强烈,但需求满足程度不高;农户融资非正规渠道较多,无抵押物被拒绝贷款较为普遍;农业现代化、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对资金需求强烈。提出了开展"三权"抵押贷款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尽快解决抵押登记问题,是开办"三权"抵押贷款的前提;建立顺畅的评估机制,是推动"三权"抵押贷款的重要条件;尽快解决农房确权难题,是拓展农房抵押贷款的必备要素;有效解决处置变现问题,是做大"三权"抵押融资的关键;建立完善的林业要素市场,是促进林权抵押贷款健康发展的主要环节;出台农村产权融资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和合理采取税收减免措施,是加快"三权"抵押贷款发放的主要途径。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面临的现实困境、政策供给体系及其保障措施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是由实践问题引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规范的过程。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政策体系。这就需要结合不同地区开展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不断完善配套的政策体系,从服务完善、激励保障和产业扶植等方面,健全产权交易服务体系、农地融资保障体系、农业产业扶植体系、承包地有偿退出机制。同时,探索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供给体系的保障措施,包括规范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市场的监督管理政策,健全农村土地融资风险规制体系,创新农业产业扶植模式,审慎设计承包地有偿退出机制。

论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理基础及权利配置——以乡村矛盾预防与纠纷化解为视角

宅基地“三权”分置从政策层面转化为立法,不但要求理论界提供具体的制度化路径,而且需要回填相应的法理基础。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旨在解决宅基地集体所有制在宪法硬性约束下使用权的专属性与实现宅基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理基础在于权利的派生性理论,宅基地“三权分置”不但不违反一物一权原则以及自罗马法以降的用益物之上不得再为用益的原则,在功能主义的视角下恰恰是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必然的逻辑结果。就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具体制度构造而言,最合理的选择是利用传统大陆法系地上权制度来构建宅基地三权分置后的第三项权利,从而形成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地上权三个层次的权利。基于物权法定原则以及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基本诉求,宅基地地上权之性质宜定性为用益物权,其具体内容、期限、效力、取得方式以及变动方式等均应建立在用益物权性的基础之上。三权分置理论的实现除了构建宅基地地上权这一第三权之外,尚须对作为其派生基础的宅基地使用权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现阶段保留进城落户农民“三权”的意义与效应

保留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这"三权"是本次户籍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它对于进一步保障农民权利、尊重广大农民意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积极稳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由此也会生发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效应。把进城落户农民"三权"保障落到实处,重在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法律,尽量发挥或放大其正效应,消除或减弱其负效应。

政策促进、金融支农与农村“三权”抵押

采用演化博弈方法对农村"三权"抵押融资中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机制进行建模,探索了政府的激励政策与约束政策对金融机构积极支农的影响效应,并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发现:政府的激励与约束政策是影响金融机构支农和政府公共目标实现的决定因素。在实现政府公共目标的初期,约束政策较激励政策更有效;随着政府公共目标的逐步实现,激励政策将发挥更大效用。

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研究

随着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进城落户农民数量不断增加,在人口流向城市的同时,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产权却没有与他们一起流向城市。本文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前提是给他们赋权;应分置农民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和社会权益,创新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实现途径;通过农村产权量化,扩展农村产权的交易边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支持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有偿转让农村权益,进而提高农民的财产权益,提升城市化质量。

“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 形成机理与实证检验——基于湖北省672户农户的调研

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为剖析该政策背景下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形成机理,优化中国现有土地产权制度的激励作用,本文结合湖北省农户调研数据,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形成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流转决策3个潜变量、情景因素等19个可观测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分析,最后对不同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机制和不同试点区域的农户进行多群组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的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其流转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能反映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流转决策的因子分别是“认为该政策能够稳定土地产权”“对政策内涵的了解程度”和“采取主动措施准备土地流转”。②村级土地产权安全性、农户流转经历和主观规范等情景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既有直接影响,也通过影响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流转决策有间接影响。③“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形成机理在不同类型农户间存在差异,应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别化的激励措施,以引导农户进行土地有序流转,提高农地流转效率。并通过积极探索“三权”分置的多种实现形式,激励农户进一步做出帕累托改进的流转决策。

我国农村“三权”抵押贷款的实践与存在的问题

"三权"抵押贷款是实现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融资平台。目前,我国一些省(市、区、县)在探索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林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来获取融资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为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和加快城乡统筹提供了有益的宝贵经验。然而,"三权"抵押贷款还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境,如需进一步推广"三权"抵押贷款还应做如下尝试:为农村土地、林地和宅基地的流转和抵押立法,建立有效的土地评估机构和交易平台;合理发展农村中介和管理机构,积极引导农民合理生产;完善风险补偿机制的建设等。

夹缝中的兴盛:论农地“三权”抵押的法禁令行

掌握在农民手中的集体土地主要有宅基地、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等"三地",与之相适应的农村房屋所有权、耕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称之为农地"三权";禁止"三权"抵押的法律规定,与农村改革、农业经济发展严重背离,允许转让却限制抵押的立法自相矛盾,导致集体农地权利、权能残缺不全;抵押是"三权"融资担保的最佳方式,国家推行"三权"抵押政策,有利于盘活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有利于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为此,应当将"三权"抵押政策上升为法律,及时修订与之相悖的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