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农民权益的法治保障——以土地征收和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为视角

土地征收和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提高农民财产利益,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在土地征收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损害农民权益的情形时有发生。土地征收应完善法律制度的保障与供给,以规范和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并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宅基地制度改革,应严格规范宅基地所有权主体的行为,建立腾退宅基地反悔期制度,构建股权化补偿体系和机制,以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贯彻“三权分置”制度 促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目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存在规模有待提高、收益形式单一、流转意识有待提高、缺少带头人、缺少政策扶持、配套设施滞后等问题。要加大对"三权分置"的宣传,加强对土地确权登记成果应用,建立保障体系,定期培训学习,创新土地经营权流转方式,整合相关扶持政策等实际解决措施,进一步明确土地所有权、稳定家庭承包权、放活经营权。该制度必将增强农村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农民增收。

“三权分置”背景下集体托管对宅基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在宅基地闲置细碎化与“房闲而地不闲”的困境下,梳理集体托管的形成逻辑并界定其内涵,探究集体托管对宅基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为盘活闲置宅基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参考。研究方法:超效率DEA模型、Tobit回归模型。研究结果:(1)集体托管有利于发挥集体与农户的比较优势,有效缓解盘活宅基地的困境;(2)集体托管可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相比于未采纳托管的农户,采纳集体托管的农户,宅基地利用效率约高10.4%;(3)集体托管对宅基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针对托管全部房屋、部分房屋的农户,分别适宜选择全过程托管、部分环节托管。研究结论:集体托管对于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是有益探索;政府应积极推进“三权分置”制度,因村施策;集体经济组织应提升实力,创新托管形式、提升服务能力,为农户提供差异化方案,并做好权责界定。

农民与土地渐行渐远——土地流转与“三权分置”制度实践

改革开放40年至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实践经历了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的重大变革。考察当前“三权分置”实践历程,必须落地于土地流转这一关键场域。通过对全国不同农村地区的田野调查发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土地规模化集约化流转迅速上升,传统小农经济结构因之趋于解体,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渐行渐远。“三权分置”制度实践呈现出土地集体所有权实践实体化、承包权实践股份化资产化和经营权实践市场化的新发展特征,同时显现出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主体实践地位强化而农户承包权主体实践地位弱化的新演变态势。未来农村土地制度变革,须基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目标,努力建构新型市场集体经济体制。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实践逻辑与政策取向——基于我国70多年来政策文本的理论解读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是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满足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用地要求和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系统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相关部委出台的政策文本,可以发现我国有关农村宅基地的正式制度安排经历了由农户私人所有到确立农村集体所有制、由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到进一步赋能扩权的制度变迁历程。2015年以来国务院授权相关县区有限范围内的审慎试点,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具体实现途径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借鉴样本。始于2020年底的新一轮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需要在进一步落实国家层面政策举措的基础上,锚定宅基地产权权能受限、建设用地交易市场建立困难、用途转换刚性约束较多、宅基地流转盘活区域差异显著等特征性事实,从宅基地审批管理、有偿使用、流转退出、收益关系调整等不同环节入手,确保农村宅基地集体所有制更加健全、农民土地权益更有保障、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更加有效、集体土地管理制度更加规范。

从家庭伦理到社区契约:农地流转实践逻辑演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地流转实践总体上呈现出从农户家庭伦理型流转向社区集体股份制契约型流转演变的特征,不同发展阶段的农地流转遵循的行为逻辑不尽相同。基于东北平原和闽中两个典型村庄的农地流转实践案例分析,探讨两村农地流转历程背后的生成逻辑,分析早期农地流转和现代农地股份制流转所遵循的家庭伦理价值和社区契约价值的差异,并揭示这种差异实质上是受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农地产权结构安排及实践的影响。后续的农地流转市场化改革,必须以土地"三权分置"制度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农地市场化流转目标,合理祛除农地股份合作制中的乡土伦理价值约束,更充分有效地实现农地经营权的物权权能,同时也更充分保障农民的承包权价值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