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农地规模经营与“三权分置”深化改革助力乡村振兴

农地适度规模化既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农地适度规模化的主要方式,“三权分置”为农地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三权分置”制度与农地规模经营均以农地确权为重要基础,共同服务于乡村振兴。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地规模经营与“三权分置”深化改革的需要持续、协同推进。一是通过深化“三权分置”改革,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二是通过发展多模式的规模经营,反推土地流转制度创新;三是严守农地改革之底线,把握规模经营的适度性;四是建立健全农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的激励促进机制、基础保障机制、市场运行机制及风险管控机制,巩固农地制度改革成果。协同推进农地规模经营与“三权分置”深化改革助力乡村振兴的效果,应以乡村产业振兴、农户增收作为评判重点。

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方向与机制完善——基于三个改革试点典型实践的对比分析

宅基地“三权分置”是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具有特定的作用方向,理论上可通过加速农村产业发展、提升农村居住环境、促进城乡文化交流、优化乡村治理结构、增加农民财产收入等途径发挥推动作用,实践上改革试点地区已探索出诸多特色路径模式。基于对上海松江区、安徽金寨县、广西北流市三地典型实践的对比分析发现,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既与制度初衷和目标追求精准匹配,也存在作用发挥不充分的离散困境。为此,建议从联动设计相关配套政策、建立分级联动工作机制、相关职能部门协助好服务保障、搞好宣传咨询与跟进引导服务等方面完善相关机制,从而更好地提升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效果。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理论逻辑与深化路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大量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农村宅基地出现了闲置现象。为有效利用农村土地资源,有必要积极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在改革过程中,既要明晰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具体概念,也要结合当前农村宅基地改革具体情况,通过理论逻辑分析全面了解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完善立法,科学设置宅基地“三权”产权结构,加大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宣传力度,构建宅基地“三权”分置协同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而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提供具体路径,进一步提升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成效。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兼论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

现行宅基地发放政策,在许多地方并没有严格执行,带来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宅基地免费发放已很难做到,在分配和利用上难以体现公平与效率,其使用价值和价值也都难以发挥。“三权”分置没有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含义也不明确。允许流转不一定能解决宅基地低效利用问题。各地应从实际出发,不盲从于理论,也不盲目照搬先行试点区做法,而应在中央精神指导下进行宅基地政策的自主创新。可以从宅基地增量的供给机制、存量的管理和整治机制入手,探索改革措施。

山东昌邑:深化承包地“三权分置” 释放改革综合效益

山东省昌邑市辖6个镇、3处街道、1个经济发展区、690个行政村,农户15.59万户,农业总人口50.21万人,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120万亩以上,产量连续多年突破10亿斤,获评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产粮大县等荣誉称号,是中国大姜产业基地、水产养殖基地。

基于S-CAD方法的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政策评估——以新疆试点市县为例

采用S-CAD政策评估方法对新疆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试点地区伊宁市和奇台县的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价,研究发现伊宁市和奇台县两试点政策整体逻辑一致性较好、政策要素之间具备充分性与必要性,利益相关者支持程度较高,有效实现了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目标,但仍存在政策手段与政策目标充要性不足,预期政策效果与实际政策效果有一定偏差等问题。针对此,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政策应适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加强农户利益保障机制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创新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思路;兼顾多方利益与公平,提升综合价值效应的建议。

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特征与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依循服务国家城乡关系的国家意志、路径依赖、渐进式、诱致与强制变迁结合等发展演进规律,存在典型制度价值复合化特征。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在多重制度逻辑框架下,以“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为制度逻辑兼容策略,以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拓展制度逻辑兼容空间,以“地权细分”搭载制度逻辑兼容载体,以“走廊调控”化解制度逻辑兼容矛盾,实现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实践。

“三权分置”视野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探析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属性限制了其财产属性的实现,因此,为解禁宅基地使用权财产属性,党中央与国家从政策层面对宅基地制度改革给予支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宅基地使用权“三权分置”制度,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实践中各地探索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路径弊端渐显。从现有实践案例来看,各地方案存在诸多无法弥补的根本缺陷。目前大陆法系的地上权理论可为“三权分置”制度构建提供充足的学理支撑,故在落实、强化宅基地所有权后,应当根据分离论明晰宅基地资格权来源于《民法典》中的宅基地使用权,并且其权利性质为人身性权利。还应明确宅基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用益物权,并且通过解禁流转范围的方式以落实用益物权应有的权利。

海域资源“三权分置”改革:运作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浙江省苍南县的调查

海域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是促进海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关键所在。依据“权利再配置、经营者再选择、服务再供给”的逻辑主线,浙江省苍南县率先推行养殖用海“三权分置”改革,探索养殖用海所有权、经营权、承包权“三权分置”并行,实施“二级发包”流转制度,提供“一证到底”资格准入和服务集成,取得了较好的制度变迁成效。文章总结浙江省苍南县养殖用海“三权分置”改革的做法与成效,分析存在的若干关键性问题,并提出加强组织保障、强化法治支撑、完善配套制度和改善生态环境等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农民权益的法治保障——以土地征收和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为视角

土地征收和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提高农民财产利益,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在土地征收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损害农民权益的情形时有发生。土地征收应完善法律制度的保障与供给,以规范和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并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宅基地制度改革,应严格规范宅基地所有权主体的行为,建立腾退宅基地反悔期制度,构建股权化补偿体系和机制,以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数据三权分置的改革目标、现实困境与纵深推进

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旨在为构建数据要素基础制度提供改革空间,是我国数据产权制度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目前,数据三权分置改革尚处于探索阶段,如何处置三权分置后各权利束的关系并据此推动数据要素分配制度建设仍然面临诸多难题:一是数据三权分置法律规制尚不完善;二是数据多元主体间存在复杂的利益交织与冲突;三是确权授权机制不健全;四是经营权流转监管不到位。推进数据三权分置既要秉持审慎监管原则,建立健全数据法律体系,又要结合国情,在健全数据产权登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数据三权分置的功能,积极推动数据要素创新发展。通过构建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释放数据价值放大叠加倍增效应,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构筑数字中国竞争新优势。

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与农民共同富裕——基于马克思“生产-分配”模型的解释

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对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有重要影响。唯物史观反对抛开具体的生产方式抽象地谈论公平的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推进共同富裕要求遵循等价交换规律,中国农业中的小生产方式阻碍这一规律的实现,“三权分置”改革为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共同富裕创造了制度条件。马克思“生产-分配”模型可以很好地揭示小农生产向规模化生产发展时分配关系的变化,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和稳定承包权的条件下,进一步推动和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社会公平正义和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与逻辑——基于湖南鹊村的经验考察

通过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湖南鹊村土地合作经营模式为例,探讨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重构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及其内在机理。农地“两权分离”的制度安排造成村治主体能力不足、村庄治理资源匮乏和治理规则失效等乡村治理困境。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积极回应,其促进了村治主体能力提升、治理资源集聚和治理规则重塑,从而实现了乡村治理有效。研究发现,乡村治理重构的关键是再造集体治理能力,这涉及资源配置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两个方面。“三权分置”改革通过产权结构调整提升集体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激活村庄利益关联和政治关联强化集体的组织动员能力,实现了集体治理能力再造。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的“统”与“放”——安徽金寨、江西余江与湖北宜城三地对比观察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旨归意蕴在于破解两权分置范畴体系下主体身份限定与客体流转收益间的不兼容和不适配问题,逐步实现由“重身份保障,轻财产流转”向“兼顾身份福利保障与物权价值属性流动双向并重”的功能导向转变。以“三权分置”视角下中部三地传统农区试点实践为观察样本,随着试点改革的不断深入,宅基地权能架构呈现出以下困境:所有权主体虚置弱化、资格权能体系构造及关联运行机制保障缺失、使用权“适度”机制不活与“放活”机制不畅等。应以“三权”内部权属逻辑脉络为始点,在理顺“三权”各自权能属性的基础上,畅通权能交互衔接运行机制,实现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之路。

“三权分置”路径下数据产权客体的类型谱系

“数据二十条”在表述数据产权“三权分置”时分别使用了“数据资源”“数据”“数据产品”三项表达来称谓“三权”的客体,从政策上肯认并确立了数据产权的客体对象。从法律视角审视,前述三项政策表达仍需经由学理阐释来论证其在法律上的定位及其相互关系,使之成为具有规范性的法律表达。“三权分置”路径下,“数据”的核心特征应包括信息属性、物理属性和集合属性,并在数据生产和流通使用的“价值链”上延展形成“数据资源”—“数据集合”—“数据产品”的类型层级。在分级分类构建原则下,作为产权客体的“数据”还可在横向上形成以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为一级子类型、公用/私用公共数据与公开/不公开企业数据为二级子类型的类型谱系。由此,便可在“三权分置”路径下阐明作为产权客体的数据的规范属性与类型谱系,为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法律化奠定基础和前提。

数据三权分置的功能价值、现实困境与改革路向

2022年,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数据三权分置既是数字经济时代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也是新时代我国数据产权制度的重大探索,为数据要素基础制度改革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

“城乡两栖”视角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问题研究

“三权分置”改革有助于化解“城乡两栖”背景下宅基地的制度困境。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以及异地居住的“城乡两栖”现象日益明显。人口迁居带来了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所承载的居住功能弱化,而它们的财产功能和社会情感功能则逐渐增强。总体来看,现有部分制度抑制了宅基地的产权权能开发和资产价值挖掘,造成了闲置、低效利用与隐性流转共存的困局,需要合理推进“三权分置”改革。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受到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产权边界不清晰、农民宅基地权属观念模糊等因素掣肘,面临所有权主体虚置、过度“资本化”等诸多问题,阻碍了相关体制机制创新。为此,“三权分置”改革需要清晰界定“三权”边界,明确宅基地的法权属性,在保障农户资格权的基础上适度拓展宅基地使用权,推动实现宅基地的财产价值;引入市场机制多元盘活闲置宅基地,进而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河南省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成效、问题与对策分析

农村土地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而“三权分置”是我国土地改革制度的又一重大创新。河南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有关精神,通过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不断推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格局的形成,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的政策演进与研究综述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党对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目标的重大判断,为新时代我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明确了重点、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三权分置”制度的探索与实行必将得到深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明确实行“三权分置”的必要性,对乡村振兴和“三权分置”的政策演进和研究综述进行梳理,结合相关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研究的展望。

“三权”分置背景下乡村社会结构变化及其治理主体结构重塑

在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价值内涵和制度构建的背景下,乡村社会结构的动态演变,为乡村治理主体结构重塑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实质是论述农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管理互动发展的具体实践模式,农地“三权”分置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也在其政策贯彻推进的过程中,使一些农民家庭彻底离开了乡村,并通过外部引入和内部孕育塑造了更多新的主体,补齐农业农村的发展短板。因此,重塑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主体结构,不仅需要利用好乡村治理资源优势,总结和提升乡村治理经验,更需要通过政策创新建立有效的承包地退出机制,赋予相关主体治理资格和治理权限,打造各类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