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中城市民居书写的叙事作用与文化意蕴

如果说城市园林的书写体现了章回小说文人化的叙事风格,那么城市民居就是拟话本小说民间化叙事的典型环境。在拟话本小说集“三言”中,城市民居空间兼具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身份,产生了重要的叙事作用,使故事环境更加生动具体、人物关系更加贴近世俗、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多变。从文化的角度看,一方面,城市民居书写彰显了明代市民社会的思想新变,民宅空间的开放暗示了男女情欲的放纵,商铺空间的繁华体现出市民物欲的勃发;另一方面,城市民居书写中暗含了传统思想的观念固守,民居秩序象征了传统的婚姻方式,民居结构昭示出家庭伦理观念,商人住宅的细节则揭示出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观念。可见,明代城市社会虽然出现了思想文化的变革,但传统价值观念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

“三言”道教书写中的疾病与治疗意识

在明代拟话本小说中,“三言”无疑具有独特性。以往的研究大多从思想主题、作者、本事考证、传播影响等进行分析。但从疾病与治疗角度分析“三言”中的涉道作品是一个新的突破口。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有其特殊的文化土壤生发条件,这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强烈的生命意识、长寿的思想,使作品构建了一个对精神和肉体疾病均有治疗作用的世界。小说劝诫世人抛却物欲、隔断迷情,达到清洗心灵、修炼心性的作用;用道术来达到对社会的救济,完成对身体疾病的治疗;借助梦境实现对心灵痛点的治愈。同时作品通过叙事,使疾病与治疗对小说情节的生成与拓展、人物塑造、创作主旨、环境的烘托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意义上讲,“三言”是不可多得的范本。

论冯梦龙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情史》和“三言”为中心

晚明以降,人文主义思潮涌动,文人倡导尊情适性,导致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同时,小说文本中生成了一大批新型女性形象,在对市井妇女、妓女及世家闺秀等各阶层人物的书写上,展现全新样态。冯梦龙的《情史》和“三言”,不但歌颂女性的坚贞与多情,赞美其才智与个性,更是对程朱理学中的贞洁观念发出挑战与批判。小说对女性进行全面刻画,重新评价妒妇、荡妇等人物形象,肯定女性对情感的追求及其聪明才智,力图建构独立自主的女性个体,客观上呈现了尊重女性、倡导男女平等的妇女观。

冯梦龙的经典意识与“三言”的艺术品格

明刊“三言”前各有一序,反映了冯梦龙话本小说经典意识的连续性与逻辑性。而他的编撰工作,则是其经典意识的反映与落实,这表现在对话本小说文体特点的清醒认识与自觉把握、在小说发展史中揭示话本小说的“通俗”意义、努力寻求并夯实主流思想与世俗观念的平衡点、将面向大众的小说艺术追求发挥到极致等诸多方面。“三言”的经典价值还有可能超越当时小说家的认识,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与当代性。

论“三言”“二拍”中爱情信物的价值

“三言”“二拍”作为明末世情小说的重要代表,描绘了市民阶层丰富浪漫的爱情故事。爱情信物作为见证青年男女爱情关系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物件,不仅种类多样,而且能够影响文本,使人物性格更加突出,形象更加丰满,情节更加曲折,主题更加明晰。“三言”“二拍”中的爱情信物也是了解社会的一个窗口,它既可以反映出宋元明时期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男女实际地位的不平等,可以展现出长久形成的民俗文化赋予的美好寓意,还可以映射出时代对“情”的强烈需求。

空间叙事学视域下“三言”里的明代运河空间

运河空间对于冯梦龙的短篇通俗小说“三言”里明代故事的构建起着重要的作用,空间叙事学是探究明代运河空间的又一新的视角。“三言”中明代运河空间得到了多维度的建构,明代运河既是地理空间,又是文学空间与文化空间。“三言”中的明代运河空间具有多层次的隐喻作用,运河既是阻隔与离情空间,又是天灾人祸发生的空间,同样也是带来转机与团圆的空间。

“三言”中的庸医形象探析

庸医是“三言”作品中为数不多的暂未得到较大关注的配角之一。庸医之“庸”主要表现在医德和医术两个方面。小说中的庸医书写是明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特定时代庸医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现实,这与明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及疾病本身或有关系。作为非功能性人物的庸医,其文学意义不在于为小说的叙事服务,而在于其形象本身,以及在形象之外所折射出来的巨大价值。

冯梦龙“三言”中个人奋斗母题的比较研究

“三言”主要指冯梦龙编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它们是明代通俗小说的代表作。从故事类型来看,“三言”中有大量的故事都是围绕个人奋斗这一母题展开的,生动地展现了明代社会不同群体的精神面貌。个人奋斗作为主体目标导向的一种模式,体现在主体通过自身特有的方式和手段达到自己预先设计好的目标。作为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的典范,冯梦龙的“三言”中不同身份角色的个人奋斗的目标和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如文人追求功名利禄,也追求世俗生活;商人角逐利益,也展现仁义道义;女子向往爱情,也争取人格独立与尊严。“三言”在展现大量人物个人奋斗历史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世态人情在社会交际中的作用。

“三言”“二拍”商人形象之结局研究

随着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商人,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大家冯梦龙、凌濛初便在“三言”“二拍”的诸多篇目中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商人形象。就这些商人的结局来看,可分为喜剧结局和悲剧结局,其中喜剧结局又有大团圆结局和其他喜剧结局,悲剧结局有死亡结局和其他悲剧结局。这些结局揭示了明代社会商人地位的变迁、人们价值取向的转变及个性解放后物欲的膨胀,并折射了冯、凌二人“导愚适俗”的创作意图,凸显出独特的文化意蕴。

“果报”观念和逻辑与“三言”的叙事

“因果报应”作为一种宗教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古代小说接受果报观念 ,主要体现在文本的结构思维上。以“三言”为例 ,“果报”观念和逻辑在构思起结、表达劝惩方面非常明显。既有沿袭传统之处 ,又有所变异 ,并且集中体现在对待有悖传统礼教的男女情爱的态度上。“果报”观念和逻辑的贯注 ,深刻地显明了冯梦龙的道德评价、情爱观念 ,但亦有损“三言”

华裔汉学家王际真与“三言”的翻译

冯梦龙是中国第一位通俗文学的编辑家、研究家与理论家,其代表作"三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也有重要价值。华裔汉学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为中学西传作出重要贡献。通过探讨华裔汉学家王际真对"三言"的翻译所作出的贡献,揭示"三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作用。

有欲无情的爱情——“三言”爱情描写的重大缺陷

“三言”中的爱情描写与真正的爱情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它们或过度强调了外貌在爱情中的作用,或过分关注了爱情关系中的情欲行为,或在爱情中掺和了一些非爱情的杂质。产生这种现象,有历史传统的影响,也有编纂者冯梦龙及其时代的原因。

“三言”“两语”说香港

“三言”“两语”说香港［香港城市大学］邹嘉彦一前言香港自开埠以来已有一个半世纪。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对香港实行了长期的殖民统治。１８５８年清廷与英廷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的有关条款对后来香港社会与语言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条约规定了中英两种语言在...

《庄子》“三言”新解说

《庄子》自谓其行文体例是由"寓言"、"重言"、"卮言"组成的"三言"体。所谓"寓言"泛指"藉外论之"的寄寓之言,"重言"特指假托"耆艾"的借重之言,"卮言"专指作者因事推衍的议论之言,它们各有其具体功用和使用缘由。细考"三言"产生的社会背景,主要是因为天下沉迷混浊。在此环境中,既不能用庄重、实在的言词来谈论,又不能不自然而然地稍加推衍、点拨、引导、阐发。因此,《庄子》用"寓言"来广泛地暗示事理,开阔思路,扩大影响("以寓言为广"),用"重言"来使人信以为真,乐于接受("以重言为真"),用"卮言"来推衍、点化、引申、发挥("以卮言为曼衍");三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庄子》独特的文体。《庄子》的"三言",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所包容和交叉的关系。就意旨而言似应以"卮言"为主,就文体而言则当以"寓言"为主,并可以"寓言"代表"三言",简称《庄子》为"寓言体"。

“三言”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

随着父权等级制度的建立,男尊女卑的传统儒家女性观也逐渐形成。反映到文学中,女性形象大都是男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明代以来,随着女性社会地位从“附属”到“独立”的转换,女性形象的塑造也随之完成了从“歧视”到“赞美”的转换。“三言”正面描写了一大批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新的时代特色。

论“三言”“二拍”的情爱观

“三言”“二拍”非常关注男女两性关系问题,并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情爱观:一方面严厉批判各种性错乱和性放纵行为;另一方面对男女之间正常、健康的情爱持肯定态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既是小说作家对时代风气所作出的反应,也寄寓着他们对两性关系问题的严肃思考:男女之情是天然的,应该得到承认,但又不是纯粹的个人性行为,必须受道德理性的规约。此外,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人的情欲还应该有所节制。对于两性关系问题,冯梦龙、凌濛初在欲、情、理三者之间找到了一个较好的结合点,他们的情爱观代表了晚明文人进步的情爱理想。本文通过作品——时代——作家这一线索对“三言”、“二拍”的情爱观作一比较细致、深入的梳理。

“三言”篇目英译的考订

冯梦龙纂辑的“三言”自1736年第一次出现英语选译本以来,不断有译本问世,但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译者的独特处理造成了三言篇目的英译比较混杂,本文从文献学的角度对现有“三言”英译本中的篇目追根溯源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订。

明清传教士与冯梦龙“三言”在西方的传播

冯梦龙是中国第一位通俗文学的编辑家、研究家与理论家。其代表作"三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也有重要价值。明清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使者之一,在大力推动"西学东渐"的同时,也积极促进"中学西传"。本文运用传播学理论探讨明清传教士译介"三言"的背景、过程以及传播效果,揭示"三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作用。

《庄子》“三言”研究综述

《庄子》“三言”既是《庄子》文章三种最基本的表现形态,又是三种最基本的艺术表现手法。自郭象以降,学者们便开始关注“三言”,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研究“三言”。概言之,学者们对“三言”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三言”概念及比例(数量)问题、“三言”之间的关系、“三言”在庄子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作用及“三言”的文体功用等四个方面。

《型世言》的女性观——与“三言”、“二拍”比较

《型世言》回避女性正常的爱情与情欲要求,宣扬残忍的节孝观,极端贬抑女性才情,走到了人性的反面。与同时期略早出现的“三言”、“二拍”相比,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型世言》呈现出倒退趋势。究其原因,这与编撰者的生活环境与境遇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