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三需要”的现实操作

政府信息公开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体现,也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中关于"三需要"的规定引起了学界关于申请主体资格的争议与讨论。申请信息公开的主体,根据"三需要"条款的规定,被限制在与生产、生活、科研有关的范围内。通过对制度建设的理论分析,以及世界各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经验的比较研究,"三需要"不应成为对申请主体资格的限制,至多是说明理由的需要,从而提出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主体资格制度的发展路径。

公民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规制——围绕“三需要”条款删除的展开

通过对“三需要”删除前后滥用申请权概念的分析,可以察觉出我国在规制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方面尚有不足,主要原因是在实践中滥用申请权的情形不为人们所重视,所以,目前亟待建立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联动规制体系。知情权的内在制约说和外在制约说原则是健全规制行为的理论基础。针对现行社会中产生的滥用申请权的情况,规制手段除了在现有的严格审查制度和制定认定标准等方面进行,还应借鉴英国的“制度规制模式”和日本的“混合式程序弹性模式”,以设置具体的申请费用和支持建立信息委员会等措施辅之。然而,要想能涵盖更广泛的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范围,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关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资格探析

社会各界一般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3条的规定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资格的规定,然而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由于社会各界对于第13条中"三需要"和"特殊需要"的规定基于不同的考虑而造成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处理思路,对此一直争议不断。同时,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滥用申请权到底该如何规制也一直是探讨的焦点,尤其是到底该如何准确判定"纠缠信息"的标准问题。对此,文章通过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3条存在的各种争议及其原因进行梳理,并且对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予以相应的探讨,由此提出相应的意见建议。

浅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践中的适用问题

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是建设透明政府、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要求,也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以来,至今已有10年,不管是政府对信息的公开重视还是公民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识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条例》只有三十八条,但是囊括诸多内容,文章基于法院裁定、判决选择两个难点问题作为切入点来探讨《条例》在实践中的适用,一是分析公民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乱象”及《条例》十三条的“三需要”是否必要,二是分析《条例》第八条规定的“三安全一稳定”作为实践中政府信息不公开的例外情形的价值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