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飞升的陀螺”——《长沙白茉莉》的摩登、欲望与革命叙事分析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长篇小说《长沙白茉莉》再现了“大革命”失败至1930年间上海作为摩登都市的多重面相。在重构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摩登与都会传奇上,消费型的物质文化、“颓加荡”的欲望风习及对“青帮”形象的塑造等开拓了海派文学的叙事空间;在对一代怀揣“上海梦”的青年的情爱体验传达上,上海摩登欲望视野下的各式女性挑战传统男女情爱伦理关系,呼应享乐主义性观念的变革等,传达了身陷欲望“围城”的一代青年的人生困境;主人公赵克明历经考验最终拒绝上海摩登而选择革命,以此作为一般意志不坚的革命青年遭遇上海摩登的声光化电之后的超克之道的叙写法极有深意。黄仁宇的历史想象丰富并大大拓展了现代时期海派文学的叙事空间。

性别视角与上海都市文化研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与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相伴随,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等以往处于边缘位置的方法/理论日益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部分,介入到对包括上海研究在内的历史文化的解说中去。性别视角的分析凸显了作为现实力量和象征关系的性别在现代上海形成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大众文化和炫耀性消费等都市文化生产中的意义,以及与国族想象的纠葛。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变局中,不仅女性很大程度成了人们追寻现代性的途径或试金石,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也不能不牵涉影响到男性形象的革命及其他。将性别纳入到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中来,能够更多地把握到它的历史构成和相关特点,或演变的"关键",提供人们新的"看现代中国"的方法或路径。

“摩登城市”与意识形态表达——以“十七年”文学与电影中的“上海姑娘”为中心

作为革命话语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十七年"文学与电影中的新"上海姑娘"形象是"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城市文化改造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上海的"解放"与历史变迁。然而在此意识形态的胜利叙述中,"上海姑娘"残存的"摩登"印记及其连带的历史记忆,却成为某种具有颠覆性力量的"文本幽灵",干扰着"革命"话语的达成。这种城市书写的复杂性所包含的"摩登"与"革命"的辩证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美学的政治困境所在。

1957年中国银幕的“上海姑娘”

通过对1957年四部和"上海姑娘"相关的影片《上海姑娘》《护士日记》《不夜城》《女篮五号》进行文本分析,围绕"上海姑娘"外在形象、生活方式和知识分子身份的银幕呈现,探究其兼具摩登性与革命性的双重特质,在"十七年"中国电影体制与国家意志共谋的时代语境中,这种融合统一的银幕表达既是对30年代上海女性形象的承继,也是对此后中国电影中女性意识的无意识询唤。

《纪念碑》:上海革命叙事及其展开

1920年代以来,兴起于上海的革命话语蔚为大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之竭力鼓吹与身体力行的欠缺成为时代异常景观,只是在大革命失败及迅速崛起的上海摩登话语挤压下,1930年代以来的上海叙事整体轻易地走向摩登主义建构,及至1990年代以来的上海叙事忽略丰富的历史空间而独独陷溺于民国摩登颓靡调的深情回眸,有价值的革命叙事在百年上海叙事中就显得比较稀缺。基于此,《收获》杂志2021年“长篇小说”夏、秋卷连载的沪籍作家王小鹰的长篇小说《纪念碑》就以澎湃的历史激情与革命叙述一反1930年代以来上海叙事的摩登主调,重拾了上海革命叙事的尊严。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札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涌现过数以千计的文学社团。在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文学社团的兴衰史。众多文学社团的竞争和消长,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只有组织力量,详尽地占有现代文学社团的史料,才能宏观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水平提高一步。

《我血我情》

在民国初年的旧上海,有晴云、晴明、晴光兄弟三人。老大晴云为人严谨、忠厚,整天为父亲留下的钱庄苦苦支撑着营生;老二睛明则因参加了革命党,而经常神出鬼没;只有还在读书的老三晴光整天无忧无虑地读书,玩耍。 有一天.晴光正同一帮伙伴在铁路上玩“扒车”游戏,在火车驰过的一刹那,晴光看见车窗内坐着一位美丽的北方姑娘。瞬间的对视,姑娘清澈的眼神给晴光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一天晴明突然回家,告诉晴云他打算结婚,并嘱托晴光第二天到旅馆把盈盈接到自己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