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视角下的中国公民生育意愿——基于CFPS2018的定量分析

生育关乎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而生育意愿是生育行为的基础。在目前中国偏低的生育率背景下,关注并解释公民的生育意愿具有理论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既有研究多从社会视角强调个人或家庭基本特征对公民生育意愿的影响,但较少用福利国家这个塑造公民利益和行为的因素去解释生育意愿。从理论上看,福利国家不同类型的福利供给可能对公民生育意愿产生不同影响。具体地,就养老、医疗这两类基础国家福利而言:养老福利供给可能使国家养老替代养儿防老,从而抑制公民生育意愿;而医疗福利供给既可能与养老福利供给发挥的作用类似,也可能在短期内使生育投入获得更多的家庭预算从而释放公民生育意愿。对此,利用CFPS2018调查数据进行检验后发现:不论是养老福利还是医疗福利,都会对中国公民的生育意愿产生抑制作用。这不仅从理论上为生育意愿研究提供了一个来自国家视角的解释变量,还启示政策制定者应审慎考虑必要的国家福利供给与健康的劳动力结构之间的平衡问题。

福利国家“社会投资转向”缓解了收入不平等吗?——基于18个经合组织福利国家的实证分析(1990—2017)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转向社会投资范式试图超越效率与公平的权衡。本文利用经合组织国家社会福利支出数据库(SOCX)和福利国家比较数据集(CWS)建构了涵盖18个经合组织福利国家1990年至2017年的面板数据,以福利支出指标和税后基尼系数为代理变量,检验了福利国家社会投资转向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特别是福利体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在控制一系列变量的条件下,福利国家提高社会投资类政策支出比例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在主效应的前提下,福利体制对两者的关系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其中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强化了两者关系,而南欧和东亚福利体制削弱了两者关系。这表明福利体制对理解福利国家的社会投资转向改革以及缓解收入不平等仍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生命力。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贸易福利效应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科学准确评估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贸易福利效应对深化双边贸易合作至关重要。利用2002—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HS4位数进口产品数据,在大国经济假设下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贸易福利效应,并对福利效应在国家和产品层面进行分解,研究发现:2002—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贸易福利收益从16.29亿美元上升到94.77亿美元,特别是2013年以后,中国与共建国家效率损失下降明显;中国在不断优化进口贸易外部空间格局,并承担了大部分的效率损失,持续履行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互惠发展的承诺。中国应继续深入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合作,积极主动从共建国家扩大进口,降低消费品和中间品关税水平,把握进口主动权,整合区域内优势要素,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重塑与分化:社会投资福利国家的聚类分析(1990—2019年)

7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投资成为指引福利国家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新兴范式。为捕捉社会投资福利国家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本文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社会支出数据库构建了涵盖19个样本福利国家1990—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将福利国家所有的政策支出按补偿—投资分类后,样本福利国家补偿类政策支出规模是投资类政策支出的2倍以上。分别采用政策支出、政策产出以及政策支出—产出联合变量进行层次聚类分析,样本福利国家稳定地聚集为“五个世界”,这既刻画了欧洲与东亚福利国家在社会投资范式下的重塑,又有效识别出日本、葡萄牙、荷兰在社会投资范式下的分化。然而,这五个集群并未完全脱离福利体制的分类,表明福利国家虽在社会投资范式下历经重塑与分化,社会投资范式转型仍未彻底完成。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

以提高人民福利水平为导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2015—2020年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江西、贵州三省26个城市数据,运用网络SBM(Slacks Based Measure)模型测算其生态福利绩效,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在研究期内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历年均值为0.714,总体上未能实现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有效,城市之间绩效差异较大,只有厦门实现DEA有效,整体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呈现先增长后缓慢降低的趋势,相较于研究初期有所增长。(2)区域来看,不同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有所差异,呈现出“福建最佳,贵州次之,江西最末”的态势。(3)子系统来看,两子系统绩效的不均衡是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为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议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加强创新能力,推进生态技术进步;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协同发展。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研究的文献综述

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从产生发展到现在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其发展历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有过辉煌、也有过暗淡,甚至在上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滞涨时期,福利制度面临根本危机,但他却并未从资本主义国家中消逝。本文对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危机与改革、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本质等三方面进行综述。

“不情愿的福利国家”与金融危机——美国福利模式解析

美国福利制度起源于19世纪,但福利责任主要在地方政府和民间。直到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才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起现代社会福利制度。20世纪50年代,美国进入"福利爆炸"时期,建立起了具有美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制度。但是70年代后,受石油危机的影响,美国福利政策一直处于调整和收缩中。受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美国福利制度具有明显的"不情愿"特征。与欧洲福利国家相比,美国的福利制度具有"选择性"和"社会性",社会性支出相对较低,因而有足够的灵活性应对金融危机。

宪法财政学:中国现代财税制度基础地位与国家社会福利责任承担主体角色

2021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社会福利服务制度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现代社会制度主要由政治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多元文化制度四大制度组成,现代政治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均服务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通过界定宪法财政学内涵外延、构成要素与基本特征,区分宪法财政学与财政宪法学的异同。明确限制国家公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发展社会福利制度是国家政治责任与宪法制度目标。国家政治民主与宪法制度现代化是依宪治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与关键。现代宪法观与国家政治责任主题是财税制度现代化,核心在于宪法财政化,宪法财政化的关键则是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建设。中国正由“政治化宪法”向“法治化宪法”,“宪法财政学”向“宪法化财政制度”,“个人义务为主”向“公民权利保护为主”,“国家本位兜底救助”向“宪法权利社会本位福利”转型。

宪法福利学: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目标

2021年是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新时代元年。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制度建设、现代社会福利共识、科学精准疫情防控、重塑国家形象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需要共同聚焦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现代宪法福利学议题应运而生。文章首次探讨宪法福利学内涵外延、主要构成要件与基本特征;界定宪法福利学、财税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范式历史发展四个阶段与时代特征;简述宪法福利学纵向研究的全球、地区、主权国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社区和个人家庭福利体系七个层次;探讨政治福利,宪法福利,立法、司法与法律福利,政府与行政福利,财税福利,公共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活化福利八大领域;探讨现代宪法福利学理论范式、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国家目标之间的社会制度逻辑,以期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宪法化福利制度与福利化宪法制度基础。

福利国家模式、职业结构与不平等原因

福特主义工业社会向后福特主义服务经济的转变,赋予各类福利国家诸多新特征。从职业分层来看,经济服务化过程中大量专业岗位的创造及其对熟练技能的需求,使得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政策,越来越成为推动阶层流动的决定力量。从收入分布来看,全球化、去管制化、去工业化与老龄化、经济服务化、城市化的叠加,使得福利国家模式普遍呈现出收入极化或不平等,中产衰退的迹象也比较明显。效率公平权衡的努力,进一步加剧了福利国家模式分化。鉴于高度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困难和挑战,产业均衡发展,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协调,构成稳妥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

西方福利国家的“新社会风险”及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以下简称“福利国家”)一直处于改革和调适中。在经历了80年代私有化和福利扩张并存的阶段、 90年代“第三条道路”之后,福利国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头一个10年之后,福利国家已经迈入了“后工业社会”。那么,西方福利国家正面临着怎样的新问题及其原因是什么?又是如何应对的?本文将对此展开探讨。

中国儿童家庭福利服务制度70年历史变迁、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向

2021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中国化现代社会福利服务制度成为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核心部分。社会福利制度由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服务、义务教育、住房家庭和健康服务五个亚体系组成。社会福利服务主要是指国家与政府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贫困和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服务。儿童、老弱病残孕贫和家庭健康福利是重中之重。本文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史角度,运用社会福利与儿童家庭福利等理论,将中国70年儿童福利制度结构变迁分为1949—1957年、1958—1977年、1978—1989年、1990—2010年、2011—2021年五个历史发展阶段,概括每个历史阶段儿童福利制度发展时代特征。简述儿童福利制度理念由现代蜕变为传统,又由传统重新回归现代,由“普惠性”和“国家责任”蜕变为“选择性”和“家庭责任”,又由选择性、家庭责任重新回归普惠性和国家责任,由“家庭福利为基础儿童福利制度”蜕变为“孤残儿童福利服务”,又由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分离,重新回归“以家庭福利为基础现代儿童福利制度”范式结构转型历程。概括现代、普惠儿童福利制度U字型历史发展轨迹,描绘儿童福利、妇女福利、家庭福利、总体性福利制度一体化和整合性发展趋势,总结70年儿童福利制度发展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指明广义、现代、普惠儿童福利、家庭福利和总体性社会福利制度是“现代国家最大政治问题”的基本结论。最后简述中国化现代性、普惠性、广义儿童福利制度现代福利理念、福利法治化、福利财政学等制度化建设路径,指明福利中国和中国福利社会发展目标。

“新社会风险”下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道路的新选择

当代西方国家面临一些新社会风险,人口老龄化与长期护理压力、劳动力市场中长期失业者与灵活就业者的长期存在、依赖社会福利制度而非自己劳动而生活者的数量不断增长等是其主要表现。这些新社会风险引发西方国家社会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关注,也引出一系列政策主张。西方国家采取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措施,如通过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与实施护理保险制度并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风险,通过调整保障待遇与完善就业服务协同以应对劳动力市场风险,通过实施从福利到工作理念下的社会福利政策以应对福利依赖风险。这种系统性改革意味着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经历内在机制性改革,表明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道路正在进行新选择。

欧洲儿童福利政策:比较及经验借鉴

近年来,随着中国儿童福利需求不断升级,现行的儿童福利政策难以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完善儿童福利政策势在必行。从世界范围看,欧洲国家的儿童福利政策发展较早且较为完备,对现阶段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以福利体制和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为基础,选取英国、德国和瑞典三个欧洲典型国家进行深入剖析,厘清其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为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提供借鉴。在“三孩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应大力发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完善经济支持、时间和服务政策,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混合照顾体系,拓宽儿童福利筹资渠道,以设计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儿童福利政策,通过完善儿童福利政策为生育开启“机会之窗”,并消除儿童福利需求与儿童福利供给之间的现实难题,增进儿童福祉,从而切实解决家庭后顾之忧,提升适龄人群生育意愿。

迈向“儿童投资型国家”:我国低生育率的福利逻辑及儿童福利制度的转型升级

人口问题既是大国兴衰之根本,也是关乎民族兴旺发达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近年来,伴随着生育率的连年下降,我国在2022年正式迎来人口负增长,低生育率已影响到国家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已有的学理研究从五个层面对低生育率的形成原因进行了丰富讨论,但很少深入洞悉这场危机背后的深层福利逻辑,使得生育支持政策难以融入现行社会保障改革中。本研究认为,我国低生育率既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结构性失衡及对全球社会保障转型共识的忽视密切关联,也与当前儿童福利对象的瞄准失序和儿童福利服务的落地能力不足有关。研究建议,我国在下一阶段应当积极实现从“促生”到“辅育”的全面转向,以“儿童投资型国家”为方向来强化以公民资格为识别标准的儿童福利制度,通过夯实家庭育儿能力及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来避免“低生育率陷阱”。

福利国家模式对我国普惠型儿童福利体系建设的启示

我国儿童福利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球各个国家的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提出了我国要完善儿童福利体系,不仅在儿童教育福利方面,还要在妇女儿童权益方面做出行动。我国在儿童福利体系上,一直都存在很多缺陷,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到如今的鼓励生育政策,人们的生育欲望并不强烈,说明我国的儿童福利体系暴露了很多的问题。本文将首先介绍我国儿童福利的现状,其次介绍福利国家儿童福利的政策,最后借鉴典型福利国家的经验,对我国普惠性儿童福利问题提出对策。

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是不是社会主义?

有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先进而美好,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但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在理论上具有不可持续性,在现实中具有剥削性和压迫性,远非社会主义。所谓不可持续性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所享受的财富理应等于国民劳动创造的财富,不可能因为国家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福利制度,就可以使国民凭空多享受一些财富、福利,福利制度只是一种再分配机制,制度本身不能创生社会财富,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之所以福利国家建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感到比此前多享受了福利,主要原因是政府用主权债务、用“明天的钱”给今天的国民发福利,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欠债最终还需要未来的政府和人民偿还。所谓剥削性和压迫性是指: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具有强制性,全民性社会保险剥夺了公民不参加保险的自由,而保险机制所构成的二次分配不完全与参保人的参保金相应,参保人因此牺牲了一部分可支配收入。不可否认一部分人能够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中受益,但这种情况也不能否定有关制度具有剥削性和压迫性。

东亚福利体制下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变迁的比较研究——基于1996—2016年ISSP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1996年、2006年、2016年政府责任主题调查数据,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东亚福利体制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三个国家和地区公众在1996年、2006年、2016年期间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发生较大变化,1996年日本公众对政府社会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较高;2006年韩国公众对政府经济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得分最高,中国台湾省的社会性福利态度得分最高;2016年中国台湾省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得分均最高。三次调查数据显示日本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福利态度变化较大,其次为韩国,中国台湾省变化最小。研究进一步发现同一福利体制下公众福利态度的差异化特征受时间、国家和地区以及个人因素的影响。福利态度国别地区比较研究说明东亚福利体制内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并存。本文丰富并发展了东亚福利体制理论,具有基于本土福利态度发展政策的意义。

共同富裕视角下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多重困境

国内外学术界对福利国家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政治架构所带来的广泛的社会政治效应的研究比较匮乏。将福利国家的内在困境归结为总体性危机显然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应将研究问题内化、细化和下沉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之中,集中论述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多重困境:福利国家的利益再分配政策导致严重的代际矛盾;福利制度建构默认的家庭结构固化了女性的屈从地位;福利待遇激化了种族和区域等社会群体性冲突;福利削减改革不断激发劳资矛盾与冲突。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多重困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重要体现而难以克服,而福利国家在政治层面也表现出“不可治理性”。

不稳定劳动的多样性:液化劳动和受挫的韩国福利国家的劳动者保护

尽管韩国的经济和福利制度有所发展,但新形式的不稳定劳动仍然普遍存在。本研究将“液化劳动”概念化,并将其视为一种现象,在这种现象中,传统的劳动形式和工作场所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标准的雇佣关系被消解。本研究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解释了各种不稳定劳动群体是如何在“液化劳动”和劳动者制度保护的交叉点上出现的。研究的主要论点是,由于福利制度无法适应液化劳动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加之“传统形式”僵化,使得福利制度正逐渐“褪色”。本研究采用了新开发的理论框架,分析了本应保护劳动者的法律制度如何以及为何未能保护劳动者。该研究基于对包括外包制造业劳动者、平台劳动者等在内的80多名韩国不稳定劳动者的深度采访,描述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丧失对自己生活的控制力从而经历不稳定性的过程。在液化劳动的扩张中,福利制度“漂移”导致劳动者保护受挫,暴露出各种不稳定的劳动力群体。最后,本研究将不稳定劳动分为“旧的失败者”“新的失败者”和“逐渐显露的失败者”,并为福利制度改革和新阶级理论研究提出了团结和联盟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