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论李鸿章的“不沾不脱”原则

传统观点认为,19世纪60—90年代,清政府执行了一条凌乱不堪、顾此失彼的对朝政策,跨越了宗藩体制的樊篱,过多地干预了朝鲜的内部事务,带有了"条约体制"或"殖民体制"的成分。事实上,到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是清晰的,具体体现为李鸿章提出的"不沾不脱"原则。该原则是对清政府此前解析中朝宗藩关系模糊、含混的修补,是在新形势下对中朝交往准则的诠释,是向世界宣布中朝宗藩关系的宣言书,是李鸿章外交智慧、外交手段的体现,是对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的崭新诠释,是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它突破了传统朝贡体制的樊篱,成为东亚地区特定时空之下的国际准则。只有如此理解,才能顺理成章地解读1882—1895年间,李鸿章、清政府在朝鲜所有举措的历史合理性。

李鸿章同意从朝鲜撤军原因探析

1885年4月,李鸿章在中日天津谈判中同意从朝鲜撤兵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既有驻朝将士思乡心切、急欲回国的现实因素,又有基于"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前提下的对日妥协的考量,更有在"不沾不脱"原则下恪守宗藩体制的深层次战略预期。可以说,前两者是撤兵的枝节因素,第三条则是撤兵的根本原委。遗憾的是,后世治史者没能洞察李鸿章的良苦用心,反而是沿着线性因果的思维方式,误取误读,痛加贬斥,将原本纵横交错、复杂多变的历史事实,弱化为一条线索清晰、答案明确的人为设计流程。

1892年后中朝关系由冷变暖的原因探析

朝鲜在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后,就开始了挑战宗藩体制,争取民族独立的艰难历程,先是依靠日本,继而援引俄国,后又依附美国,最终制造了危及中朝宗藩体制的"朴定阳案",致使中朝关系降到了历史的冰点。但终因"不沾不脱"原则挤压了朝鲜争取自主活动的空间、美国口惠实不至的作为和严重的财政危机,自1892年起,中朝两国关系迅速回暖,重新进入了"蜜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