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境外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司法认定

在从境外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案件中,走私犯罪的成立不仅须有涉案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其制品来源于境外的证据,中间走私入境过程的证据也不能缺失。这类案件中,直接走私和间接购私的区分,应结合行为人主观犯意的内容、客观行为方式以及犯罪收益的获取三个方面综合评判。行为人既有走私行为,又有收购、运输行为,同时构成走私犯罪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应当择一重罪论处。行为人既有走私行为,又有出售行为,同时触犯走私犯罪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应当数罪并罚。

2022《解释》对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认定的影响与应对

刑法惩治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22《解释》”),整体提高了该罪的入罪标准,呈现强烈的轻罪化、非罪化特征。在司法实践中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以轻罪案件为主,2022《解释》的适用对案件数量与犯罪惩罚力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刑罚朝轻缓化与去罪化的方向发展。2022《解释》骤然大幅削减刑法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力度与当前野生动物生存现状不符,刑法下调惩处力度的做法并未彻底解决因违法性认识要素阙如导致的罪刑不当问题,“唯价值论”取代“唯数量论”,新的犯罪认定标准催生了物种价值标准和数额计算精准度不足等新问题。笔者认为应重申生态整体主义法益观,增设违法性认识要素,将罪刑标准与物种实然珍稀价值相关联,灵活、适时调整保护尺度,提高司法机关处理危害野生动物行为的准确度,坚持保护物种多样性的时代立场。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裁判特征研究

近年来,在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方面,我国逐渐形成了行政保护、刑事保护、公益保护“三管齐下”的保护模式。通过对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裁判文书样本进行分析发现,此类案件呈现出一审量刑争议突出、附带民事公益部分诉讼请求单一、涉案野生动物评估标准不统一、二审启动条件和复核驳回原因集中等特点。在证据适用上,物证适用率低,笔录证据、鉴定意见适用率高是其显著特点。另外,此类案件待证事实较为明确。整体而言,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司法认定过程中的难点主要集中于涉案野生动物认定难、量刑实质化程度存疑、程序规范化要求高三方面,需要通过改造量刑裁判程序、明确评估意见的鉴定意见属性、加强执法人员规范化培训回应相关问题。

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植物群落结构特征研究

为了解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植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多样性,在全面踏查的基础上选取园区内有代表性的16个样地开展样方调查。结果表明:(1)园区内共有290种维管植物,共82科204属,植物种类丰富,其中大型科有6科,大型属1属;(2)园区植物群落以“乔-灌-草”为主要群落结构类型,高山榕(Ficus altissima)、小叶榕(Ficus microcarpa)、鹅掌藤(Heptapleurum arboricola)和银纹沿阶草(Ophiopogon intermedius ‘Argenteo-marginatus’)为所在层次的优势种;(3)园区的植物群落结构复杂,物种多样性丰富,在各层次α多样性指数整体特征为灌木层>草本层>乔木层,且游客活动区的植物多样性指数普遍高于动物活动区,只有乔木层的均匀度指数低于动物活动区;(4)园区共有79种乡土植物和211种外来植物,游客活动区和动物活动区的乡土树种占比均约30%,说明虽然园区内植物资源丰富,但总体上乡土树种的应用较少。本研究针对调查结果提出4点建议,以期为今后的园区改造升级提供参考。

世界野生动物管理现状

本文论述了世界各国野生动物的管理机构与国际性及国家级的管理法规，以及狩猎管理、濒危种的管理和野生动物资源管理的现状。

近18年来非法破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案件实证研究

为了保护我国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资源,有力地打击犯罪,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1995—2014年237件破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案件进行统计与分析。结果表明,破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主要发生在经济水平发展较低但是动物比较丰富的西南部地区;当事人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意识较弱;犯罪目的在于猎杀或者贩卖、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以获得经济利益;量刑过程中,罚金自由裁量度大,刑罚较轻,缓刑适用情况居多。提出了相应建议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若干问题初探

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之保护法益,是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一般而言,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但未杀害的行为与非法猎捕后杀害的行为在法益侵害程度上有别;非法猎捕、杀害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与非法猎捕、杀害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法益侵害程度上亦有别;对于所捕杀的野生动物是否属于国家保护的珍贵动物,若被告人提出无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之抗辩,应予司法评判。此乃责任主义原则的必然要求。

福建濒危野生动物在世界物种红色名录中的等级划分

简介了《IUCN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和标准》(3.1版)和《IUCN2002年受胁物种红色名录》的产生和作用,据此查出福建濒危物种共有92种,其中极危(CR)6种、濒危(EN)15种、易危(VU)33种、近危(NT)29种、数据缺乏(DD)9种.经分析研究,发现其中有许多是至今在中国没有或较少关注的分类单元,因此希望今后能从生态系统的整体观点保护濒危物种,建议主管部门系统整理福建野生动物分布名录,加强湿地与海岛濒危物种的调查研究等,这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持续利用野生动物资源有重要意义.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之确立与完善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是自2021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新罪名。该罪的确立,不仅能提升罪名的公众认识度和司法适用便捷度,也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对于原罪名是否需要数罪并罚以及在罪名选择上的困惑和难题,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对于经过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的性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尸体和器官的定性,行为人主观上对行为对象“明知”的认定等争议难点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明确。应通过类型化规定进一步明确经过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性质,明确野生动物尸体和器官是野生动物制品,并优化行为人主观上对行为对象“明知”的推定过程,以进一步推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科学性和完善性。

安徽濒危野生动物在世界物种红色名录中的等级划分

依据IUCN2000年红色名录,将安徽省有关的濒危动物列表标出其受胁等级,并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进行比较,从中分析IUCN红色名录列出的安徽野生动物物种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地位,提出进一步做好安徽濒危物种保护工作的建议。

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实质解释——以马戏团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案为视角

对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进行解释要紧扣构成要件要素。在马戏团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案中,行为人运输动物的目的是正当的马戏表演,不是为了盗猎、收购野生动物,不会破坏生态法益;本罪原先要求的办理运输许可证只是为了保护行政机关的管理,与实质的法益保护无关;行为人有可能欠缺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因此,通过对语词的解释可以为行为人出罪。在适用涉动物类犯罪罪名时,应坚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实质解释,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理解与适用——以《2022野生动物解释》为分析文本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2年出台的《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重新规定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对象、定罪量刑标准以及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的性质。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该司法解释,本文解读了相关规定。在“名录+核准”的双重标准下,本文明确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最新判断依据,分析了“数量标准到价值标准”的合理性,同时本文认为基准价值过低会产生入罪门槛过高的问题。针对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本文细化了社会危害性综合评估的内容,为执法实践和司法实践提供了参考。

野生动物旅游景区游客情感特征研究——以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为例

情感分析已成为大数据文本挖掘领域的热门话题。分析旅游者对野生动物旅游景区的情感,对于理解人与野生动物的互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为例,采用国内旅游社交网站的用户评论文本为数据源,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情感倾向分析法,在建立野生动物旅游专属词库基础上,从景区体验情感、管理要素认知情感、动物生境感知情感、科普教育互动情感4个角度,分别进行了情感特征词提取、情感值计算、高频词统计和社会语义网络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旅游者对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景区体验大多持积极正面情感评价;(2)旅游者对动物生境空间感知情感具有差异性,涉入程度、互动方式、接触距离、游客密度、场地大小等因素都会影响游客时空行为和情感评价;(3)旅游者负面情感较多来自景区管理,主要是承载力超负荷和景区门票偏高;(4)科普教育互动情感中,旅游者较少关注野生动物福祉和负面影响。该研究对其他野生动物旅游景区的管理和营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证明方法研究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在主观方面、客观行为、物证同一性和鉴定资质等方面存在证明困难。主观方面,检察机关可以引导侦查机关多方面搜集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客观行为方面,检察官需要运用证明方法将犯罪过程用证据加以固定。物证同一方面,现场勘查时需要按照标准程序进行,野生动物物证的提取、包装及保存,必须保证检材纯洁性。鉴定资质方面,野生动植物鉴定一般在森林公安鉴定中心进行,公安机关内部鉴定机构目前仍由公安机关自行审核管理并向社会公布。

广州香江野生动物世界实现白犀牛自然繁育

据新华网广州2009年5月7日电，广州香江野生动物世界今年4月首次诞生了一头自然繁育的雄性小自犀，现在这只刚刚满月的小动物已正式与游客见面。这是国内第二例成功自然繁育的白犀牛。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问题探究——基于犯罪经济学视角

随着时代的进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受到质疑乃至摒弃,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但与环境息息相关的动物关联犯罪却屡禁不止。通过搜集案例样本分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犯罪主体、手段、对象、空间及量刑特征,运用成本-收益模型以及博弈论进一步分析可知,该类犯罪成本明显低于犯罪收益,各相关执法部门之间及执法部门与犯罪人之间存在的博弈关系使得案件侦破查处效率较低,易使犯罪人产生侥幸心理,进而实施犯罪行为以牟取暴利。提高犯罪成本,加大宣传和查处力度,可有效预防、控制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发生。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实证研究——以江苏省诉讼案例为样本

一、江苏省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现状(一)样本案例基本情况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作为重要的生态资源,一直受到我国政府及相关爱心人士的重视和关注。为了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进行更加全面的保护,我国专门成立了多个自然保护区,通过人工驯养等手段帮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增加族群数量,降低其灭绝的概率。此外,我国重视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法律保护,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更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提供全面的保护。

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

刑法介入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非常必要。我国刑法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立法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应该扩大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的范围;修改并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有关刑事责任的条款,使之与刑法相衔接;增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章,并在其中设置"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专节,将直接针对野生动物的犯罪纳入其中;增设"故意伤害、虐待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点食、购买、出售野生动物菜肴罪",以期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更好地保护我国的野生动物资源。